第一遍看《Almost Famous》时刚和老婆谈恋爱...青涩、天真...
重温，看到kate hudson在空旷的礼堂，赤足、手拿一支玫瑰轻盈独舞的一幕；cat stevens的《the wind》牵引着我的思绪回到了那段纯真、甜美的时光...
......
那段一去不复返的时光...
......
memory of the angel...
when yang was young…
forever yang...

喜欢这种突如其来的陷入回忆的漩涡的感觉…

PS:Tribute To The Old Time

各位同胞：

今天我站在这里，为眼前的重责大任感到谦卑，对各位的信任心怀感激，对先贤的牺牲铭记在心。我要谢谢布什总统为这个国家的服务，也感谢他在政权转移期间的宽厚和配合。

四十四位美国人发表过总统就职誓言，这些誓词或是在繁荣富强及和平宁静之际发表，或是在乌云密布，时局动荡之时。在艰困的时候，美国能箕裘相继，不仅因为居高位者有能力或愿景，也因为人民持续对先人的抱负有信心，也忠於创建我国的法统。

因此，美国才能承继下来。因此，这一代美国人也必须承继下去。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正置身危机核心，我国正在与四处蔓延的暴力和憎恨作战。我们的经济元气大伤——这既是某些人贪婪且不负责任的後果，也是大众未能做出艰难的选择，对国家进入新时代做准备不足所致。许多人失去房子，丢了工作，生意萧条。我们的医疗太昂贵，学校教育让人失望。每天都有更多证据显示，我们利用能源的方式壮大我们的对敌，威胁我们的星球。

这些都是得自资料和统计数据的危机指标。比较无法测量但同样深沉的，是举国信心尽失——持续担心美国将无可避免地衰退，也害怕下一代一定会眼界变低。

今天我要告诉各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真的，挑战非常严重，且不在少数。它们不是可以轻易，或在短时间内解决。但是，美国要了解，这些挑战会被解决。

在这一天，我们聚在一起，因为我们选择希望而非恐惧，有意义的团结而非纷争和不合。

在这一天，我们来此宣示，那些无用的抱怨和虚伪的承诺已终结，那些扭曲我们政治已久的相互指控和陈旧教条已终结。

我们仍是个年轻的国家，但借用圣经的话，摆脱幼稚事物的时刻到来了，重申我们坚忍精神的时刻到来了，选择我们更好的历史，实践那种代代传承的珍贵权利，那种高贵的理念：就是上帝的应许，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追求全然的幸福。

再次肯定我们国家的伟大，我们了解伟大绝非赐予而来，必须努力达成。我们的旅程从来就不是抄捷径或很容易就满足。这条路一直都不是给不勇敢的人走的，那些偏好逸乐胜过工作，或者只想追求名利就满足的人。恰恰相反，走这条路的始终是勇於冒险的人，做事的人，成事的人，其中有些人很出名，但更常见的是在各自岗位上的男男女女无名英雄，在这条漫长崎岖的道路上支撑我们，迈向繁荣与自由。

为了我们，他们携带很少的家当，远渡重洋，追寻新生活。
为了我们，他们胼手胝足，在西部安顿下来；忍受风吹雨打，筚路蓝缕。
为了我们，他们奋斗不懈，在康科特和盖茨堡，诺曼地和溪山等地葬身。
前人不断的奋斗与牺牲，直到双手皮开肉绽，我们才能享有比较好的生活。他们将美国视为大於所有个人企图心总和的整体，超越出身、财富或小圈圈的差异。

这是我们今天继续前进的旅程。我们仍旧是全球最繁荣强盛的国家。这场危机爆发时，我们的劳工生产力并未减弱。我们的心智一样创新，我们的产品和劳务和上周或上个月或去年相比，一样是必需品。我们的能力并未减损。但是我们墨守成规、维护狭小利益、推迟引人不悦的决定，这段时期肯定已经过去。从今天起，我们必须重新出发、再次展开再造美国的工程。

我们无论朝何处望去，都有工作必须完成。经济情势需要大胆、迅速的行动，我们将有所行动，不光是创造新工作，更要奠定成长的新基础。我们将造桥铺路，为企业兴建电力网格与数位线路，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将让科学回归合适的用途，运用科技的奇蹟来提高医疗品质并降低费用。我们将利用太阳能、风力和土壤作为汽车的燃料和工厂的能源。我们将让中小学及大专院校转型，因应新时代的需要。这些我们可以作到。我们也将会作到。

现在，有人质疑我们的雄心，暗示说我们的体系无法承受太多的大计画。这些人的记性不好。因为他们忘记了这个国家已经完成的成就，当创造力朝同一个目标发展，不受约束的男男女女可以完成何等成就，必要的是勇气。

怀疑者无法理解的是他们的主张已经站不住脚，长期以来折磨我们的陈腐政治争议已经行不通。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政府太大或太小，而是有无功效，是否能帮助家庭找到薪水不错的工作，支付得起照顾费用，有尊严的退休。哪个方向能够提供肯定的答案，我们就往那里走。答案是否定的地方，计画就会停止。所有我们这些管理大众金钱的人都将负起责任，花钱要精明，改掉恶习，正大光明作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建政府与人民间最重要的信任。

我们眼前的问题也不是说市场的力量是善或恶。市场创造财富和增加自由的力量无与伦比，但是这场危机提醒我们没有监督时，市场发展将失控，当市场只偏爱有钱人时，国家无法永续繁荣。我们经济成功的依据，不只是国内生产毛额的规模，还有繁荣可及的范围，以及我们将机会拓展给每个愿意打拚的人，不是因为施舍，而是因为这就是达到我们共同利益最稳健的途径。

至於我们的共同防卫，让我们必须在自由和理想之间作一抉择，是错误的，我们拒绝接受。我们建国诸父在我们难以想像的危难之中。拟具了确保法治和人权的宪章，被一代代以鲜血扩大充实的宪章。这些理想依然照亮这个世界，我们不会为了便宜行事而扬弃它。同样地，今日在观看此情此景的其他民族和政府，从最宏伟的都城到家父出生的小村庄，我要说：任何一个国家、男、女、和孩童，只要你在追求一个和平且有尊严的未来，美国就是你的朋友，我们准备再次带领大家。

回想先前的世代力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靠的除了飞弹和战车之外，还有强固的联盟和持久的信念。他们知道单单力量本身不足以让我们自保，也不能让我们为所欲为。相反地，他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因为谨慎使用而增强，我们的安全源自我们理想的正当性，我们所树立楷模的力量，以及谦逊和克制所具有的调和特质。

我们是这些遗产的保存者。在这些原则的再次指引下，我们可以面对那些新的威胁，这些威胁有赖国与国间更大的合作与谅解方能因应。我们将开始以负责任的方式把伊拉克还给它的人民，并在阿富汗建立赢来不易的和平。我们会努力不懈地与老朋友和昔日的对手合作，以减轻核子威胁，和地球的暖化。我们不会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道歉，也会毫不动摇地保护它，对那些想要藉由带来恐怖与杀害无辜以遂其目的者，我们现在告诉你，我们的精神强过你们，无法摧折，你们不可能比我们长久，我们必定打败你们。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拼凑组合而成的遗产是我们的强处，而非弱点。我们是由基督徒和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印度教徒，以及非信徒组成的国家。我们由取自世界四面八方的各种语文和文化所形塑。而且由於我们曾尝过内战和种族隔离的苦果，并且在走出那黑暗时期之後变得更坚强和团结，这让我们不得不相信旧日的仇恨终究会过去，部族之间的界线很快就会泯灭。随着世界越来越小，我们共通的人性也会彰显，而美国必须扮演引进新和平时代的角色。

对穆斯林世界，我们寻求一种新的前进方式，以共同的利益和尊重为基础。那些想播植冲突并把自己社会的问题怪罪於西方的领袖，须知你的国民藉以判断你的，是你能建立什麽，而非你能毁坏什麽。那些靠着贪腐欺骗和箝制异己保住权势的人，须知你们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而只要你们愿意松手，我们就会帮忙。

那些穷国的人民，我们保证会和你们合作，让你们的农场丰收，让清流涌入，滋补饿坏的身体，喂养饥饿的心灵。而对那些和我们一样比较富裕的国家，我要说，我们不能再对国界以外的苦痛视而不见，也不能再消耗世上的资源而不计後果。因为世界已经变了，我们也要跟着改变。

在我们思索眼前道路的此际，我们以谦虚感激的心想到，有些勇敢的美国同胞正在遥远的沙漠和山岭上巡逻。今天他们有话要对我们说，就和躺在阿灵顿（公墓）的英雄们世世代代轻声诉说的一样。我们尊荣他们，不只因为他们捍卫我们的自由，更因为他们代表着服务的精神；愿意在比自己更大的事物上找寻意义。而在此刻，能够界定一个世代的此刻，必须常驻你我心中的，正是这种精神。

即使政府能做和必须做，这个国家最终仍得靠美国人民的信念与决心。在堤防决堤时，是人们的善心，让他们招待陌生人。是工作人员的无私，让他们宁可减工时，也不愿看到朋友失业，陪伴我们度过最黑暗时期。是消防员的勇气，让他们冲进满是浓烟的楼梯间。是父母心甘情愿培育孩子，最终决定我们的命运。

我们的挑战也许是新的，我们迎接挑战的工具也许是新的，但我们赖以成功的价值观─辛勤工作和诚实、勇气和公平竞争、容忍和好奇心、忠实和爱国心─这些都是固有的。这些价值是真实的，是我们历史上进步的沉默力量。我们有必要找回这些真实价值。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勇於负责的新时代，每一个美国人都体认到我们对自己、对国家、对世界负有责任，我们不是不情愿地接受这些责任，而是欣然接受，坚信没有什麽比全力以赴完成艰难的工作，更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更能找到自我。

这是公民的代价和承诺。
这是我们信心的来源，体认上帝召唤我们创造不确定的命运。
这是我们的自由和信条的真谛，为什麽不同种族和信仰的男女老幼能在这个大草坪上共同庆祝，为什麽一个人的父亲在不到六十年前也许还不能进当地的餐厅用餐，现在却能站在你们面前做最神圣的宣誓。

让我们记住这一天，记住我们是谁、我们走了多远。在美国诞生这一年，在最寒冷的几个月，在结冰的河岸，一群爱国人士抱着垂死的同志。首都弃守，敌人进逼，雪沾了血。在那时，我们革命的成果受到质疑，我们的国父下令向人民宣读这段话：

“让这段话流传后世，在深冬，只剩下希望和美德，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面临共同危险，站起来迎向它。”

美国，面对我们共同的危险，在这个艰困的冬天，让我们记得这些永恒的话语。怀着希望和美德，让我们再度冲破结冰的逆流，度过接下来可能来临的暴风雪。让我们孩子的孩子继续流传下去，说我们受到考验时，我们拒绝让旅程结束，我们不回头，也不踌躇；眼睛注视着远方，上帝的恩典降临我们，我们带着自由这个伟大的礼物，安全送达未来的世世代代。

愿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美利坚！

老婆说凌晨要看奥巴马就职演说的直播，遂飕飕贱的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 ABC News 将全程报道奥巴马就职典礼，速度还不错！
• Associated Press 的在线视频网络也将报道奥巴马就职典礼这一盛事。
• CBS News 将在20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开始整天报道奥巴马就职典礼，同时CBS的网上直播也可以在Joost上观看得到。
• CNN 和其合作网站 Facebook 都将提供奥巴马就职演说的现场直播，你在Facebook还可以实时与朋友进行交流。
• C-SPAN 将在1月20日首次向大家奉献自己的总统就职直播，并且将会4个现场直播频道，观众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看的就职庆祝活动。
• Current TV 将与Twitter展开合作，在直播里加入实时tweets，该创意应该会吸引大量用户前往观看。它将在上午 11:30开始直播。
• MSNBC 将在主页及政治子页报道奥巴马就职典礼。
• Fox News 将在中午通过 Hulu 媒体流直播2小时，Hulu目前不对美国以外的地方开放，不知能过Fox频道是否一样。
• Livestation 这个全球著名的P2P也将全程报道奥巴马就职典礼盛况，它的媒体流来源Al Jazeera English, BBC World News, Euronews, 和France 24等新闻媒体.
• Ustream.tv 与其它在线直播不一样的是它的媒体流还可以通过iPhone播放。
• 凤凰卫视 中文的好处不用多说了吧？

旅客在火车上发病猝死 列车员未采取任何措施救助

“从綦江到重庆中途是小站，医疗条件比火车上更差。”…

真的想不出所谓的比得不到任何救治不得不坚持更差的医疗条件是什么样的条件！？

…

“妈，我回来了！”据说这是网友投票今年春运抵家的第一句话…

大陆聚集众多知识分子和民间人士，不内设发贴审查机制的牛博网周五遭强行关闭。引起众多关注和议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四川成都作家冉云飞周五下午发现牛博网无法打开后询问该网负责人罗永浩证实牛博网被强行关闭。冉云飞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一‘自由主义大本营’被关事件有言论自由风向标的意义：“　下午四点发现牛博上不去，刚才跟老罗联络，他说人还好，但牛博被封了。应该是很大的影响了，因为那是个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虽然批评政府很厉害，但这些人很理智，是温和的反对派，硬要把他们推到走基金路线的那一边，对政府和社会都没有好处。”

而冉云非本人在牛博网上的博客已经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平安夜当局压力下被强行关闭。

该网一名工作人员周五接受本台查询时表示暂时未知牛博网是短暂或永久关闭：“这个我们也在等消息，等一段时间再说吧！    ”

另一位在牛博网上拥有站点的大陆民间公益人士、前南方周末记者翟明磊对于牛博网被关感到失望 ：“ 他们首先是没有一个审查的制度，这是非常好的，基本能保持言论自由吧！如果没有特别说得过去的原因查封这个网站实在是非常野蛮的行动，把牛博网封掉其实是得罪了一批真正有心为国家做点事的年轻一批人。”

牛博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 博客服务提供商  ，在该网开博客必须是经网站邀请或者读者推荐，是聚集众多专业、高端大陆知识分子的博客群 。与其他大陆博克提供商的另一个主要分别是，牛博网没有发贴审查机制。该网在０７年十七大期间一度被勒令关闭二十多天后重开。

冉云飞认为此次牛博网被关再次预告了零九年当局将进一步收紧网络和媒体言论自由，以应付更多将浮出水面的社会矛盾对政权带来的威胁：“像牛博这种消息来源的快，二是评论有深度，三是受众影响面大，被关闭是标志性的事件。零九年言论收紧是我们意料之中。因为今年最大的要害是经济危机，外界难以想象在中国大陆的影响有多大。这些不能公开说呀！比如说哪里有群体事件、上访。。所以他要封掉呀！ ”

翟明磊说认为如果当局用一刀切的方法封杀牛博这种多元兼容的网站，将激发更多人的不满：“我最欣赏牛博是它非常多元，有谈情感问题的、有冷嘲热讽的、也有自己小圈子的东西。用单一的方法遏制声音是非常愚蠢的。因为很多人的生活和乐趣都在里面，如果你把这么大的群体全部抹煞，其实是将他们推到愤怒的情绪中去这又何必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ubo-01092009153218.html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３０００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 “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专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志，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 ”，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１９００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１２１%，棉花加工量增长６２%，出口总额增长１１２%，国民收入增长７８.８%。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注：本文大多数文字出自北大一位网友与清华秦晖教授的讨论和感想。

又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