Ｐ.S:和你妈屄谐！

引发全国舆论关注的邓玉娇案吸引了大批记者前往这个湖北的偏远小镇采访。今天上午，却发生了当地官员殴打记者的事件。官员说，记者“搞坏了当地的形象”。

5月28日北京时间上午11时左右，新京报女记者孔璞，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正在野三关木龙垭十组采访邓玉娇的外婆。四名男子冲了进来，他们自称是野三关镇政府工作人员（也就是邓贵大的同事），把两记者按在墙上，喝问是哪里来的。

这群男子得知是记者后，怒骂说，野三关的形象就被“你们这帮人搞坏了”，喝令记者去乡政府。两记者说，“你们没有权力限制和指定我们的活动”，不愿配合。于是，官员们上前推搡，要强行带走记者，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冲突中，两个人携带的器材等被砸毁。南方人物周刊的男记者卫毅被打倒，伤情不详。

几个男子也上前推搡女记者孔璞。孔璞说，“我是女生，你们最好住手，不然我就学邓丽娇。”这几名当地男子只好停手，并开始怒骂女记者孔璞“无耻、下流”。

下午2点，当记者打通新京报女记者孔璞电话，她在电话里告诉记者，之前他们正被乡干部们押着，去乡政府。后来，她和卫毅分开，摆脱了这些官员，又回到邓玉娇的外婆家附近。

与记者通话时，她又遇到了蹲守在邓玉娇外婆家的这些官员。记者在电话里听到，双方再起了争执。电话里，记者听到孔璞说，“你们为什么抢我手机。”然后，电话就断了。

当记者再次接通孔璞电话时，她说遭到了四名男子的殴打，当地官员带来车辆，要把她押走。电话里，可以听到当地官员说，记者捣乱了这个地方的安定，使的地方名声变臭了，所以才阻止。

一位自称是警察的男子更是说，“有权力保护孔孔璞的人身安全。”此后，两人的手机一直无法接通，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能联系上孔璞和卫毅。

P.S:玩儿宣传起家的不是，咋越来越忘了这个游戏怎么玩儿了？！

　　昨晚接到同事的电话，谈及我在这里被公安拷打一事，没说几句话那边失声大哭，一个七尺男儿，这让我忽然觉得有点亏欠。我们不由的在电话里含泪相劝。我知道：这样的哭泣不单单是为我，不单单是为我这次受难，却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为了法律、为了那我们这个民族不能承受的苦难。
      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让我常常感到痛苦的无力承受，多少个难眠的夜晚，我伴随着这样的哭泣，多少次的酒醒时分，伴随着一声叹息。这是一个需要每个人忏悔的民族，我们可能不是邪恶的拥护者，但也是合作者、沉默者。每次我接手一个案子，都有一段苦难的故事揪着我的心，太多时候，我知道可能我为他做不了什么，但却可以陪着他走过苦难的心灵历程，这种经历常常让我有一种看不到希望的感觉。我们的国家希望在哪里？我曾经庆幸自己学习了法律，它让我看到了理想，看到了人类可以生活的自由、平等、彼此尊重的希望。我痛苦于自己学习法律，在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度，理想的碎片让我的心灵历经沧桑、支离破碎。
      暴力，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停息，谎言，从没有杜绝。我们一面怒斥着别人的罪恶，一面附庸于罪恶。一面怒骂着腐败，同时得益于腐败。谁也不能逃脱，谁都沾染了罪的病毒。今天，刚刚开始摆脱饥饿束缚的中国人，开始大张旗鼓的彰显着自己的无知与愚蠢。习惯于谎言，麻木于邪恶，并刻不容缓、迫不及待的投入到更深的无耻、谎言、邪恶中。
      我们需要忏悔，否则我们无力摆脱流淌在这片土地上的咒诅，我们需要如尼尼微城一般，披麻蒙灰。如同那曾经的地震山摇一般，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也要有刻骨铭心的悔悟和觉醒。
       泪水总需要擦干，哪怕这种泪水偏偏标榜坚强。黑夜里，我愿意等待黎明的曙光，我知道，暴力与强权都不能熄灭我心中的光芒，它激励着我远行，纵使世界全然黑暗，那来自天堂的灯火，将残，却它不熄灭。
                                                                                  张凯 2009年5月20日凌晨于重庆

附录：

提请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紧急关注

张凯李春富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遭遇非法拘禁
和暴力殴打事件的会员呼吁(zt)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并于宁会长：

我们是北京市的全国律协会员。今天2009年5月13日晚，我们惊悉张凯、李春富两位律师在重庆市江津区办理案件过程中遭遇地方公安人员非法拘禁和暴力殴打。这是继程海律师上月在成都武侯区执业活动中遭受暴力殴打等少数公职人员和公权力机关肆意违法侵害律师正当执业权利的又一极其恶劣的典型事件。
张凯和李春富律师，分别执业于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受当事人委托，两位律师为2009年元月28日发生在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的重庆市民江锡清“躲猫猫”死亡事件提供法律帮助。

2009年5月13日下午五时许，张凯、李春富律师在死者江锡清的女儿江虹位于江津区地方税务局集资楼301室的家中了解案情时，遭遇不明身份人员以“江津区法制办送文件”为由入室盘查。两律师出示身份证件表明职业身份后，盘查人员要求将两律师带走作调查核实。此时，因张凯、李春富律师请求盘查人员出示证件遭拒绝而发生争执。迅即，包括江津公安局、几江派出所邹姓、陈姓、陆姓等警察在内的二十多人强行入室，对张凯、李春富律师进行殴打，并将两律师摁倒在地，将双手反扣背部带上手铐强行带离关押。张凯律师的眼镜等随身物品被打砸毁损。

截止目前，2009年5月14日零点30分，张凯、李春富律师仍未获释！！

鉴于律师协会章程规定：律师协会的宗旨和职责是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维护律师合法权益，支持律师依法执业；也鉴于近期以来一些地方执法部门在律师执业工作中暴力侵犯律师人身安全、非法侵害律师执业权利、肆意破坏抵制法律实施的行为日趋突出、且肆无忌惮和愈演愈烈，国家法治遭受践踏和严重危机。
作为律协会员，我们特向贵会以及会长本人郑重提出如下紧急会员建议：

1、严格履行协会职责，坚决维护律师的正当执业权利，立即组织委派工作人员赴重庆市江津区进行事件调查，并将调查报告提交公安部、司法部及重庆市等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该事件；
2、积极提供协会援助，为张凯、李春富律师在该事件中遭受的人身财产侵犯和执业权利损害帮助进行刑事责任控告、行政责任追究和民事索赔；
3、立即对全国各级各地律师协会，尤其是律师执业权利遭侵害较为严重的北京市律师协会在依法维护律师执业权利方面的工作进行检查、指导、敦促和协调，努力推进律师协会的行业服务和会员服务能力建设；
4、紧急提议并会同司法部、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相关部门，就严格执行《律师法》，真正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出台有效措施，为捍卫和挽救国家法治做点实事！

北京律师：黎雄兵、李方平、董前勇、兰志学

二00九年五月十四日凌晨

P.S:天天都是三一五天天都是四月一

先拿钱来…

Secret Memoir Reveals Dissent by Chinese Leader

China's Prisoner of Conscience

http://cdn.washingtonpost.com/media/podcast/music/Clip01.mp3
…
http://cdn.washingtonpost.com/media/podcast/music/Clip07.mp3

与某人聊天，说道“这个问题就是说…就是说…嗯…其实也不是这么说的啦。”

他妈的到底想说什么呀，不是什么都没有说嘛？！

李敖谈五四

五四运动至今七十年了，台湾岛外的朋友，希望我谈谈五四。做为以思想家、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够把这题目彻底的谈一谈，藉以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

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胡适、罗家伦，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这些凋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候，别有领悟。

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写信给我，可是还没写完，他就死了。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甚至还提到“梁任公（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 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的吗？”事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在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和陈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人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觉下，举国若狂，认为时不我与，而要中风疾走、结党营公，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是不是一定等不及了呢？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照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当然，王照这种迂腐之论，谁也不要听他的，大家都吵着说中国快亡了、缓不济急了。这种忧虑，最后使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都投入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挂帅里。结果，经过三十年的折腾，收回了台湾，可是丢掉了大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对俄引狼入室、对日以德报怨，满目疮痍之中，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得到大陆。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

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为什么？因为在几十年的浩劫下，中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已经面目全非、奇惨无比。从外在的压力看，中国人陷入集体主义的制度下，殊少个人的自由和显示个性主义的条件；从内在的突破看，中国人中的匹夫匹妇固然氓之蚩蚩多是混蛋；至于其它出类拔萃之士，在“冲决网罗”（谭嗣同语）方面，表现得也一塌糊涂。五四于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精神，又在那里？海峡东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还在国民党老神在在下，曲学阿世又阿当道，不敢攻击三民主义，有的还妄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西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虽然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觉悟，但是因为几十年的教条污染，这种觉悟，还处处留下污染的痕迹而不自觉。一般说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跳来跳去，以为自己跳出来了，其实还在如来佛的掌心里。他们著书立说，处处不脱马克思的心传与唯物的独断，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在争自由民主。海峡两岸的出类拔萃之士按说不该像匹夫匹妇那样混蛋，但是，他们又高明多少呢？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新文化运动，在标榜的项目上，虽不周全，大致不差。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在摸索中前进，所以矛盾时出。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他气壮总胜于理直。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辩证法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实在不是什么科学，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也不知道。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礼记》中“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吗？“贷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吗？但是，把这么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施之于匹夫匹妇，又如何可行？此难怪中国人读了两千年《礼记》，结果却只能读不能行。陈独秀不知国货的共产主义不可行，反引进洋货共产主义，他的徒子徒孙且以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而就于先，再阶级专政于后，期得长治久安，殊不知此非深知马克思者也。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而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走资以求繁荣，可见教匹夫匹妇去做圣人，志士仁人实有力不从心之苦。七十年前陈独秀的带头误以唯物辩证法是科学，证明了他错认“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人物以“冲决网罗”的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为天下倡，但他们自己，却身陷新罗网而不自知，五四之为岔路，此为最大明证。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又岂止陈独秀？他们之中，不论上层或下层，在为中国导向上面，都不难挑出毛病和笑话。例如鲁迅，在当时，他的思想竟是反对“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并且连代议制度都反，这是什么头脑？又如***，他在中共建党筹组湖南小组的前夜，还在长沙大公报上鼓吹“湖南独立”、主张中国应“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免“湖南受中国之累”！这又是什么头脑？

这种由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给中国乱投医、乱带路的现象，都显示了他们的“目的热”，往往造成了“方法盲”，原因无他，他们自己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火候不无可议，热情有余，沉潜不足。当时最理智的莫过于胡适。胡适看出主义不是万灵丹，因而劝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其眼光锐利，确在他人之上。但胡适也有他的盲点，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宣称：“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可是二十七年后，他公开忏悔了，公开忏悔他“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他说三十多年来，“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极大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走到非奴役、集中营，非用政治犯、强迫劳工，非用极端的独裁，没有方法维持他的政权。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实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所以大家才有以觉悟。“在外国，如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杂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Freeman）杂志，里面的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当初做过***的，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多年来世界上这几个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我们引起觉悟──包括我个人，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大宗师胡适，在为中国导向方面，也未尝不一时错认“德先生”，而有以误入歧途。连胡适都如此，其它优秀知识分子更可知矣 !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祖国带路，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专制、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北京红楼梦。什么都试验过，只忘了试验一件事，就是帝国主义统治香港那种调调儿。结果呢，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试验出来最成功的，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香港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国人，但在洋鬼子的统治下，居然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赞叹的地区，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它还能维持生产总值每年百分之十的成长、还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金融中心，更重要的，在繁荣以外，它给了中国人充份的言论自由。结果比赛下来，他们的“殖民”待遇，都胜过我们的“大国民”水平。连起码的自由与繁荣都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统治，这种国耻，比香港割给英国更丢人吧？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除了“以做中国人为荣”外，其它能引以为荣的，竟不堪枚举，除了“爱国”、“民族”、“光荣”、“大义”这些引以自慰的抽象外，简直没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实绩了，做为中国人，这不太可怜了吗？设想当年道光皇帝甘心亡国，岂止香港，连整个中国都割给英国，一个多世纪下来，中国人是不是也不错呢？我看至少至少，不会比国民党统治更坏吧？当然爱国者会说：这是什么话！我们不要做亡国奴！但是，另一种声音我们也不妨想想：许多时候，做了亡国奴的自由与繁荣，竟比做一个政权的家奴还象样，这又怎么说呢？富兰克林说：“那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国。”这种声音，岂不也值得我们比比吗？

“五四”之殇——傅国涌

九十年了，“五四”依然是一个能让许多中国人心跳的日子， 20年前，我走向广场的时候，打的旗帜就是“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在我心目中，“五四”不仅是学生街头运动，不仅是白话文、新文学，也不仅仅是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五四”有着更丰富、更复杂、更可贵的内涵。在“五四”九十年即将到来时，我想得最多的是，“五四”时代给这个古老民族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我们今天与“五四”有多大差距？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五四”的认识，要么从政治史出发，要么从思想史出发，很少从社会层面去认识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不同人群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梦想与追求，从而展开一幅幅更逼近历史原貌的画面。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进入到社会的不同层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政治史总是一种宏大的叙事，思想史重视的是代表人物的思想、观念，它们都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如同一个筛子，常常把许多活的细节过滤了，变成一些已整理得井井有条的知识。而真实的社会生活常常是参差不齐的，如同一棵没有被修剪过的树，枝条交错，往不同的方向生长，然后枝上满是叶子，每一片叶子都以自己不同的姿态去承受阳光和风雨。一句话，历史的原貌要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呈现出更多的不规范。历史不是纸上写成的，历史只是已逝去的生活，尤其在“五四”那样一个大时代，许多不同的侧面都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原本是一个有着无数的不确定性，无数的可能性的时代。

“ 五四”的中国诚然是一个很不完美的社会，否则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一幕幕闹剧也就不可能接踵登场，在这些闹剧背后都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当时流行的“黑幕小说”已把社会糜烂、荒唐的一面用小说笔法展现出来。一个没有经历过启蒙运动洗礼的古老民族，即使把皇帝赶下了龙廷，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获得自我更新，新生的共和制度只是建立在沙土之上，而不是磐石之上。但是，千年王权的终结，旧权威的消解，迎来了一个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追求的时代。“五四”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多元和开放性，众声喧哗，没有权威，否定偶像，各种思潮、价值相互冲撞，相互融合，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很少有唯唯诺诺的，多是有棱有角的。

以往，在谈论“五四”时我们常常听到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女性解放这些说法。这些说法都没有错，以《新青年》、《新潮》这些新锐期刊和一些报纸副刊为平台，年轻一代的思想探索迅速越过了传统的藩篱，热烈地拥抱来自异域的林林总总的新思潮、新主义，他们向往并尝试全新的精神生活。

至于女性解放，一方面不断有北大向女生开放，女青年进入银行和百货业等新闻出现，一方面贞操问题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女性为反抗包办婚姻而自杀的消息也时有所闻，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19年11月湖南长沙的赵五贞自杀，青年毛泽东就在当地的《大公报》、《女界钟》等媒体连续发表了十篇评论，为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声疾呼，甚至喊出了“赵女士万岁” 的口号。在这些解放的后面，最本质意义上的解放应该是社会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个性解放、女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如果社会不解放，思想解放就没有地方可以安置，无法在大地上落实。社会解放乃是社会的自我解放，最终要依靠每个人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这应该是“五四”的核心命题，德先生、赛先生也好，讨论女子贞操、娜拉出走等问题也好，打倒孔家店也好，这些讨论都可以看作是社会自我解放的一部分。这是“五四”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九十年后回望“五四”，可以说，那时候已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经过晚清以来几代人的努力，社会在王权的枷锁下渐渐挣脱出来，拥有了一定的自主力量。“五四 ”一代知识分子也是从臣民向公民转型的一代，他们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都被激发出来了。他们的个性最大限度地得到张扬，他们的创造力也在各个不同的层面展现出来。“五四”新青年无论以后走上了哪一条路，至少，他们都可以尽情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可以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他们的权利。

在本质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五四”不再是一个国家完全主导社会的时代，社会自身拥有相当多的自主性，人们生下来仿佛就拥有了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可以随意地创办自己的报刊，可以随意的结社。从基本权利的状况来判断，社会确实从国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恰恰在这里，大政府，小社会，社会仍处于国家机器的宰制之下，动弹不得，在高度的行政主导之下，权利缺位，权力蛮横，个体生命只能臣服、依附于国家的齿轮下，失去了创造力。权力的膨胀和权利虚化，国家的推土机在大地上肆意推进，社会几乎连呼吸都困难，即使在娱乐自由、追求财富的自由背后，也能处处看到那双隐约的操纵之手。国家高于一切，凌驾在一切之上，官权通吃，把手伸进了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只是，国家还给了个人求生存的一点点可怜自由，30年来的中国如果说有什么进步也都是这点可怜的自由带来的。遥望“五四”，习惯了不自由状态的人们可能会惊讶，甚至不相信，以为那是一个虚构的时代。前些日子，浙江大学第16届博士生登攀节邀请我4月1日去做一次讲座，题目定下来了：《我们的1919：知识分子的责任》，海报也贴出去了，却突然被莫名其妙地取消。这件发生我身上的事可以为我们这个时代做一个小小的注脚，在“五四”九十年后谈论有关“五四 ”的话题，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切都要听命于行政，国家机器上一颗颗螺丝钉无时无刻不在防范着社会的。思想自由只是自己脑中想想的自由，言论自由只是饭桌上或菜市场发发牢骚的自由，其他的自由更加无从谈起。以国家的名义，掌握大大小小权力的人，仍然想控制一切，这就是今日中国全部病根之所在。个人没有权利，社会就不会有自由，这是九十年后的“五四”之殇。

今天，当我们在再次面对“五四”时，不应该只剩下纪念和凭吊。本来“五四”就是一个古老民族自我更新的起点，我们要回到那个起点上去，持续不断地寻求个人的自我解放，一步一个脚印地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只能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那是社会解放的最终也是最可靠的磐石。每个人都可以立地开始自我拯救，我们期待的并不是天上掉个大馅饼，而是通过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努力，逐渐造成一个像“五四”那样的多元、开放的社会，最终以公民社会的力量来约束总是企图控制社会的国家权力。其实，在我们这里，所谓国家也不过是某个特殊利益集团假借的名义罢了，真正的国家是由每个个人的权利构成的，这是“五四 ”时代许多人曾经想清楚的问题。

Ｐ.S:读史可以使人明智。

      2009年5月7日晚，《劫后天府泪纵横》在美国HBO频道播放。这部总长度39分钟的记录片原本的初衷，仅是拍摄一部地震科教片。
     但当15次获得艾美奖的纪录片导演Jon Alpert及其助理Matt O’Neill，还有纽约市立大学的华裔学者，邝治中教授和夏明教授，经历了惊心动魄的10天拍摄后，他们转向拍摄一部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地震打击后的悲伤与苦难的纪录片。
     Jon Alpert领衔的摄制组2008年5月22日到达成都，这时，已经是地震后的第10天了，他们带着卫星电话，还在当地配了手机，租用了两辆吉普车。
    很快，他们从报道中选取了两个重灾区，夏明和Jon Alpert去绵竹市的汉旺镇，邝治中和Matt O’Neill去都江堰市的向峨乡。
　　第一天是5月23日。汉旺是绵竹的工业大镇，位于绵竹市正北偏西10公里处，人口有七八万之多。因为灾情严重，这里驻扎了很多军人。摄制组在汉旺拍摄到了片中第一个画面，一位小女孩走向倒塌的学校，向死在废墟里的同学鞠躬。
　　第二天（24日）：听说绵竹市富新镇家长要游行到60里开外的成都请愿，倒塌的富新二小死了很多学生，家长们在废墟上搭设灵堂，花圈一直摆到了街上。摄制组立即转向富新镇，在路上遇见了游行队伍，Jon Alpert扛起摄像机混入游行队伍中，在都江堰的另一摄制组也火速赶来，Matt O’Neill拍摄外围。
　　他们跟着行进了20多公里，拍摄了这样的画面：绵竹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蒋国华下跪阻挡游行队伍，家长们和德阳市常务副市长张金明的对话，和德阳市副市长宋玉华的争吵，还拍摄到一位新华社女记者被当地官员驱赶。
    也许是摄制组的存在给游行家长们增加了安全感，家长们一直叮嘱他们：请跟紧我们，请跟紧我们。游行家长引来的官员中，有德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陈正权，他招来外事警察，四人被告知不允许拍摄游行。
　　第三天（25日）：前一日巧遇家长游行，使他们决定聚焦于死难学生，这一天他们在德阳拍摄倒塌的学校。第四天（26日）：他们去死难学生在农村的家中做家访，采访顺利无人干预。
　　第五天（27日）：听说汉旺中心小学家长们在堵路抗议，他们赶往拍摄，又遇上了德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陈正权，他命令外事警察查验护照，发现他们持旅游签证，并无采访许可，这一天德阳市公安局发令，四人必须离开德阳地界，否则将遭逮捕。
　　第六七八天（28、29、30日）：四人离开德阳，去都江堰、什邡和成都，走访拍摄了十多所学校。
　　第九天（31日）：四人在成都听说德阳绵竹富新二小的家长们将在六一儿童节举行活动，为在天堂中的孩子们过节。这一活动非拍不可，这些画面将会为纪录片增色，但四人再去德阳，恐怕凶多吉少。于是他们做了第二手准备，雇请了一名当地摄影师，Jon Alpert给一台摄像机让他分开行动单独拍摄。
　　第十天（6月1日）：四人坐着吉普刚到富新二小门口，就被警察包围。他们无法下车，只能放弃拍摄驱车回到成都。当地摄像师没被警察盯上，但在离开现场时被警察跟踪，一直尾随至成都，在成都兜了很大的圈子才甩掉警察，把录像带交给摄制组。
    这天下午，四人前往成都一家超市购物，两位吉普车司机在停车场被警察扣留，警察从十多辆警车中冲下来把四人团团围住，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德阳警察和四川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的联合行动。
他们打电话给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被告知要避免警察冲突，于是便去了省公安厅，做了讯问和笔录，一直折腾到午夜十二点，共耗去8个多小时。
    四川省外办人员告诉他们：你们绝对违法，马上离开！国务院已下了新指令，六一以后，四川外办发的采访证全部作废，原来有证件的人都未必可以再采访，何况你们什么也没有，快走快走。
　　第十一天（6月2日）：四人乘机离开成都。
HBO的总裁Sheila Nevin看了剪辑成1个小时的样片后认为，这个片子完全有实力角逐奥斯卡奖后，决定追加投资重新编辑，并按奥斯卡要求，片长减为39分钟。
     很快，一年过去，《劫后天府泪纵横》已经上映，中外记者们再次来到四川，记录这片土地上的痛苦和希望，毁灭和复苏。
    昨天，记者拿到的“五一二大地震周年”采访证件背面，写着这样的警告，“当记者采访时，如遇突发事件，或群体性事件，记者必须马上离开，更不得出谋划策。”
     证件有编号，还盖着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的大印。

原文链接：http://www.bullogger.com/blogs/rfichinese/archives/293987.aspx

预告片 China's Unnatural Disaster: The Tears of Sichuan Province

P.S:看来只能期待用电驴下载了…

杠杆的作用 应健中

眼下满世界望去，什么东西都在打折。通货紧缩导致货币的购买力大大增加，去年这个时候你花100元买的东西，现在花50元就能买回家，商品如此，股票亦然。

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在大甩卖,但商家还是狡猾狡猾地，在打折的大甩卖中硬是变着戏法将消费者兜里的钱转到自己的口袋里。比如说，走进一家商店，铺天盖地地挂着横幅：全场对折，您会感觉很好。但如果换个法子挂出这样的横幅：全场买200送200，您的感觉会更好。尽管两者是半斤八两，看似一回事，但炮制出的购物券相当于创设了一种“衍生产品”，实际的结果完全是两码事。不信，您慢慢地、耐心地听我细细道来。

前几天，我与太太去徐家汇逛商店，看中一款长裤，标价400元1条，营业员介绍说，花400元买一条裤子可送400元消费券，而我正需要买两条长裤，那正好，等于买1送1，单价200元1条。这算术小学一年级学生都会算。

我说我要刷卡，营业员热情地说，有两种付款方式，第一种是你先刷卡400元，买走第一条裤子，然后到六楼的服务台去排队领400元消费券，再到我这儿用400元消费券买走第二条裤子，你就等于花了400元买了两条裤子。说到这里，营业员笑道，这样你烦吗？楼上楼下跑，再说还要排队。第二种办法是，你直接买两条裤子，刷卡800元，你拿走两条裤子，然后你将收银条给“黄牛”，他给你400元现金，这样你只支付了400元，同样可以买两条裤子。我太太怕麻烦，催着我说，这样也好，大家省力点。我就照营业员所说的，刷卡800元，在旁边的“打桩模子”热情地点给我400元现金，我实际支付了400元拿走了两条长裤，并将收银条给了上海人称为“打桩模子”的“黄牛”。从“打桩模子”的手中接过400元现金的一霎那，我突然想起了20年前从“黄牛”手中买进国库券的情景，那时也是鬼鬼祟祟地在西康路101号门口跟“黄牛”谈好价格，然后到北京西路居民楼的楼梯下一手交钱、一手交券，只不过当时干这活时像做贼似的，而如今在大庭广众面前坦然了许多。

完成了这样的交易之后，我心中一直不爽。我太太说，你想啥啦？不是很简单的么，你只花出去了400元钱，拿回去两条裤子，又没多花钱喽。我问了一句，那“黄牛”赚啥钱啦？太太说，“黄牛”赚钱跟你何干？你只要不多花钱就得了！这听起来也有道理。

“黄牛”靠什么赚钱？一直到满商店的“黄牛”又向我们以8折的价格推销购物券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黄牛”拿了我的收银条可兑换800元购物券哪，而我损失了400元的购物券，也就是损失了一种可得利益的“期权”。而整个过程中，那个貌似热情的营业员只是一个托而已。各位看官看到此，也许会被这一连串嗦的数字搞迷糊了，其实说穿了很简单，商家只是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将单纯的买卖放大杠杆而已。

这裤子也许原本就200元1条，商家打出买1送1的招牌，挂牌400元，商家做大了盘子，因为拿了400元购物券的人还得在商店里继续消费。营业员如果光做主营业务的生意，一天下来累死累活赚不了多少钱，而现在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原本付400元买两条裤子即可银货两讫的生意变成让你掏800元，并且拉来“黄牛”付400元，看起来消费者一分钱没亏，但在“黄牛”那儿形成了差价，“黄牛”付出400元，却可领到800元的购物券，按商店中8折出售购物券来计算，如果“黄牛”卖出这800元券就可得640元，240元的差价就这么出来了。这样，商家、营业员和“黄牛”之间就构成了一条利益链，谁都可以从这利益链中得到自己的收益，问题是还没“损失”消费者的利益，这听起来有点像股市中的“善庄”，也就是那种所谓做了“庄”却让所有的跟庄者都赚了钱的那种庄家。

当我将这个过程原原本本讲给我太太听时，她还是有点糊涂，她对我说，看来最好的方案应该是，花800元买下两条裤子，然后可领800元购物券，你也去做“打桩模子”，将800元券以8折价格倒掉，收回640元，这样只花160元买了两条裤子，单价只有80元一条，你会这样做吗？这么一说，我语塞，也许这裤子本来就是80元一条。想想也是，如果将这样的带有放大杠杆的商家销售体制说是逼良为娼，难听了点，但逼消费者为“黄牛”啊。

看到这儿，各位看官肯定想知道，这“聪明”的商家何许店也？那我告诉您，就是徐家汇商圈中的中百六店也。

看着这家商店上上下下“黄牛”林立，摊位边、收银台边工作人员与黄牛的亲密关系，看来没上当实际上上了一次大当的我们，对消费的热情顿时下降到了冰点。原来扩大内需就变成了变着戏法从消费者的兜里掏钱哪，但又不得不承认，“黄牛”们真是天才，能让你没感觉到吃亏的情况下，硬是做出了他的差价。

看着变戏法似的商家销售，看着那么多人在追逐差价，我突发奇想，不是有那么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吗？为什么不到中百六店去实习实习，人家没多少文化的“黄牛 ”能做这事，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什么就不去竞争哪？说这话似乎有点八卦，但您仔细想想，大学生能放下身段去养猪，为什么不去做“黄牛”呢？“黄牛”这个称呼有点贬义，其实那没什么，杨百万当年倒国库券时不也是被当作“黄牛”吗，如今老杨倒出名堂了，那么多的大学生反而愿意付5,000元作为学费跟着老杨去炒股票了。现在股市中很多有身价之人年轻时都做过“黄牛”，比如，有个大户现在身家好几个亿，而在20多年前倒过电影票、邮票，也倒过当时洛阳纸贵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最后倒起了股票；又比如，资本市场上有位赫赫有名的资本高手，当年在城隍庙摆过地摊，什么苦都吃过。那时做“黄牛”要比现在困难得多，因为那时的《刑法》还有一个罪，那就是“投机倒把罪”，所谓的投机倒把是指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赚取盈利，现在的《刑法》将这个罪名取消了，因为做股票的人没有一个不追求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

扯远了，还是回到主题上来。在当下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大家都在进行自救，国家、企业、商家、个人都在为自保而奋斗，自保到什么程度？就国际关系而言，似乎这100年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可能推倒重来，连美国都采取措施实现闭关自守和贸易保护主义了。在这种混沌的世界中，要想能够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确不容易，为了要生存，找到合适的杠杆实属不易。

做生意的人都知道，不能让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小，而应该设法使自己放大着做，这就是为什么原本“全场对折”的买卖变成“买200送200”的原因所在。“全场对折”只能使自己的生意做小，而“买200送200”就能建立起一种放大的杠杆，在做生意的同时又可吊住一大批人，在做公家生意之时又可肥自己的腰包，这才是现在到处盛行“ 买300送200”、“买200送100”的直接原因，甚至于还看到过“买200送300”呢，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白送这等好事，看来老百姓要看好自己的腰包，还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商家放大杠杆的游戏与证券市场的游戏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黄牛”再怎么倒腾都倒腾不过资本市场上的高手，商家构成的利益链再怎么诡异都属于雕虫小技，只是整个世界食物链中的“寄生虫”级别而已，与资本市场上的利益链不能同日而语。但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基本道理还是相通的——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必须要让存量的东西热闹起来；要做大自己的盘子而不能做小盘子；要做“善庄”而不能做“恶庄”，也就是自己赚了钱也不能让别人感到受骗；要有衍生产品，小到购物券，大到期权；钱要大家赚而不能自个儿独吞……由此可见，不同的市场，戏法可以有不同的变法，但都必须遵循上述原则，否则的话无从盈利。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对救中国经济有多重要。如果股市就这样趴下了，打击的是在消费上最活跃的中产阶级，一个一蹶不振的股市势必会拖累中国经济，因此，要将市场放大、再现市场的活力似乎成了今年的共识。因此，迎牛年的鞭炮一放过，中国股市就开始发起了牛劲，短短两周，硬是将上证指数在春节后拉高了20%，这样的涨幅放在一年的时间长度中也算得上“稳中有涨”，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两周中。抢钱正酣呢，这架势与商店急吼吼地营销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P.S:原本5折可以买到的东西，为什么非要8折去买呢？羊毛出在羊身上，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最终买单的还是消费者…

     以股票为例，公司发行股票上市以便融资，股民购买股票以便获利，那么从股民手里获得的钱通过公司的发展变成了利益与股民共享，这个利益怎么来的呢？还是消费者买单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