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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29 不浪漫 毋宁死正如片名《Vicky Cristina Barcelona》,两个性情截然相反的女人与一座魔力之都的短暂邂逅... 承认看傅国涌的《重温“易卜生主义”》,里面引用胡适的话说“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禁不住想到了感情问题... June 25 背景表演
夭折现在来曝“小升初”的黑幕,会不会有人说这是“马后炮”?坦率说,如果只为解决今年的问题,那是晚了。在一些大城市里,不知有多少孩子和家长已经度过了六神无主的五月和六月,即将迎来惊心动魄的七月,而这个最明丽的季节在不知所终的孩子那里和茫然无措的家长眼中,可谓暗无天日。更大的问题在于,如果有关部门不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社会各届没有同仇敌忾的共识,明年这一切仍将残忍地横亘在求学的孩子与家长面前,直至发展成撕裂社会的导火索。因为,一个显失公平、肮脏污秽、令人发指的“小升初”乱局已经将相当数量的孩子和家庭推向了颠狂失控的险地! 当然,也许有的家长已经远离这样的窘境;也许有的当事人已经将曾经的奔波与无助当作笑谈;也许你压根儿就没被这种事烦恼过;也许你从来就没有听闻过此类故事,没关系,耽误大家一点时间,请看看下面的一组镜头,看看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发生的一幕幕。 镜头一、一母亲帮孩子择校,一路过关斩将,终于到了可以交三万“资助办学费”的当口,喜孜孜正待交款,被告之还得有一个“推优”名额方可。问儿子是“推优 ”吗?儿子摇头并告诉妈妈“推优”早已定下,现在找人一切徒然。已经被折磨了数月的年轻妈妈恶向胆边生,携一菜刀径奔学校而去,孩子班主任见情形不对,早躲开八丈远。于是,家长“遇见”校长,放出若不给“推优”名额便你死我活的狠话。结果可想而知,孩子顺利交了钱上了学,但他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这个机会是妈妈拿命搏来的。 镜头二、某校门口,一群家长在等待消息,一位明知无望的脑外科医生咬牙切齿的发誓:这学校的老师或是这学校托来看病的人别落我手里,我治不好你我还治不残你!?都知道他这是泄愤的话,但,是什么让他置职业操守于不顾说出这等令人侧目和胆寒的话来? 镜头三、六年级课堂下课铃响,老师稍许拖堂,一个十一岁的六年级男孩一边用课本摔打桌面,一边用常人难以启齿的脏话自言自语。全班同学都听得见,老师当然也听得真切,但无人制止,因为这是一个在不公平的“推优”中落选的孩子,他和他的家庭尝试了很多办法均无果而终,于是他选择了令人骇然的自暴自弃。据说这个十一岁男孩的眼睛可以无所顾忌地将学校的任何一位老师和同学盯得羞愧难当。我想这种眼神应该叫——仇恨! 镜头四、我的同事在一圈明察暗访后暴露了身份,受访者放出话来,要断他一条腿!而我也在今天被讳莫如深的某校领导客气周到地“请”出校园!采访根本无法进行。 上述情节因为隐去了部分信息,看来更像是编排的故事,但如果你看了我的同事们用绝大的勇气和智识记录了的一切,你就会发现我的文字是多么苍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将从明天上午八点半开始《聚焦“小升初”》!毫无疑问,这个系列报道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而其中的一些人还相当有权有势。随着更多的黑幕被揭开,有人甚至预言节目播出两天就会被喊停。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做了最悲壮的准备,要知道,我们很多同事的孩子马上就要面临“小升初”困境,此一曝光,中央电视台的子弟可能会最先遭殃,那我们靠什么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呢? 此时正是深夜,夜色里讲黑幕倒是应景,但要不了几个小时天就会亮,而黑幕也终将大白于天下,让我们一起尝试汇集改变的力量。 P.S:在Twitter上看到的——请各网不要转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节目《焦点新闻播报——聚焦小升初》的相关内容,已转载的请撤至后台。对央视主持人XX博客《“小升初”黑幕》各网不要进行推荐。 石首中学生爆永隆内幕 告诉你为何我们怒了!我,一名普通石首高中生,在临近期末考的时候听说了发生在永隆宾馆的离奇死亡事件。也听了石首“人民”政府和群众的双方说辞。所以值此野战军占校之际,发表几点看法,也代表全石首高校学生向社会及各大舆论表达几点看法与呼吁。希望各位网友鼎力支持。 和大多数学生一样,我对石首政府并不了解多少,也很少看那些包庇性很强的地方性新闻。但我却亲见了所有石首政府官员所做的丧尽天良而极其愚蠢的事。 从九九年永隆宾馆一女子被害不了了之,到两年前一位十六岁少女在永隆被公安局轻易判定为自杀身亡,并以宾馆经理的三万块钱草草结案(经理为市长张善财的弟弟)。再到两年前三义寺渡口翻船事件的蛮天过海,(当时全渡过百人沉江无迅,而市政府却以简单的打捞草草结束,而外界却被市政府一手遮天地蛮天过海声称只有五人死亡两人受伤,这件事全石首人民都可以作证)小到轰轰烈烈的山底湖豆腐渣工程(现已“伤痕”累累遍体鳞伤,这是有现场为证的显然事实)以及永隆宾馆所在的那一块“红灯青楼区”兼贩毒偷抢区,而同时那块区域的旁边同时坐落着石首一中与全市最繁华的转盘地带(而这一块犯罪区域则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公安部门政府部门的高官公开参与犯罪违法活动,影响极其恶劣,石首人民早已是怨声载道,而且这些犯罪因素的‘胜行’直接影响到了学校犯罪止数的直线增长,弄得学校是乌烟瘴气,严重影响了青少年身心健康地成长,试问,石首如此治安,要公安局、政府何用?)。 今天,眼看历史又将再次重演。公安机关、人民法院非但没有查清真相将凶手(在逃人宾馆经理)捉拿归案,反而勾结政府贪官企图以自杀的借口抢走尸首火化而毁尸灭迹。进而让凶手逍遥法外,若不是群众及时而团结有力地保护了现场保护了尸体,我想这件事可能又以三万块钱不了了之,但是,我们没有忍气吞声。我们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不能让那些贪官草菅人命。我们要站起来为自己说一句公道话! 我们须要的不是吃人民饭专门挥霍“造粪”的狗官,不是某财害命贩毒违法让黄赌毒横行的政府官员,不是通吃黑道白道一手遮天当土皇帝的“国家干部”。 所以,石首人民愤怒了,反抗了,他们是为那些在贪官们爪牙下丧命的冤混请命喊冤。也为自己的合法权利呐喊,反抗。 前天,雷声阵阵,昨天,雨落纷纷,不是雨水。是全石首人民血与泪的呐喊与呼唤,对真正正义与民主的呼唤! 我知道,作为中学生,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可是,作为石首人民,中国公民,我们又迫切地需要言语。因为我们还相信这人间,这世道还有公道可讨。 在此,我代表全石首中学生全石首人民向各位网友致谢,希望大家帮忙用舆论的力量向社会各界为石首人民呼吁,声讨石首所有的贪官,还我石首人民的利益。麻烦各位帮我转载谢了! June 17 最值得珍藏的中国动画片(转)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中国动画片丰富多彩的黄金时光。大量经典名作不断涌现,受到国内外观众的欢迎和赞赏。自中国动画跻身世界影坛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已荣获57项国际电影节奖项及200多项国内奖。其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被誉为“中国学派”。 另外值得一提还有阿凡提系列,此种动画形式是用布偶做动作,然后进行拍摄,我不知道行内术语叫什么,此类动画也有不少优秀作品。还有,以上评论中还有不少经典动画没提到,比如《大闹天宫》《天书奇谭》《葫芦兄弟》《三打白骨精》等等。没有谁会怀疑中国人的智慧、水平,我们翘首期盼中国动画重新崛起的那一天。 Opera Unite数天前,著名挪威软件公司Opera说他们将会“重塑网络”,此言论之后被Opera用户和支持者们在论坛和Twitter等广泛传播。很多人对 Opera将会在6月16日进行的新闻发布会十分好奇。许多人都想看看一个只有1%市场份额但具有15年浏览器创新经验的公司如何“重塑网络”。 Opera Unite 一种在线协作技术,允许您使用电脑直接与他人共享您的数据 - 如文件、照片或者音乐。Opera Unite 技术基于 Opera 浏览器中简单而精密的服务器程序实现共享数据和服务等功能。 网络无政府主义?在理解网络互连与人类社会相似性之前,我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些本体论式的问题:人类社会的存在是由看不见的网络编织的,君主与臣民间的连接并不是电缆,而是社会关系;在互联网的历史中,每一台电脑与另一台电脑中存在可见的物理连接形式,但是信息的传递关系,同样类似于人类的社会关系,是不可见的。如果说推动人类社会协作和组织的核心是生存资源争夺。在网络社会,就是信息的发布权在推动网络社会形态的变化。 下面我们开始。 今天,Opera发布了Opera Unite服务,根据软件的文档,这一浏览器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每台电脑变成服务器:你可以用opera unite在自己浏览器中开设公共memo pad,聊天室,提供文件共享服务,甚至直接用opera unite发布主页。 而十几年前,这些服务是由ISP提供的。当时最早的服务提供商,如网易(见《南方人物周刊》丁磊专访)就是靠主页托管服务、邮箱服务奠定了它的商业基石。在十几年前,聊天室程序、邮件程序、主页托管程序,都是可以卖大钱的东西。服务提供商的技术优势,恰如基督教会具有的魅惑技能,以技术赋权(神赋君权)的形式,在网络的这一历史阶段里,扮演了人类历史上开明君主的社会功能:每一台子机都是其下的臣民(或者,某种意义上的公民),而每一台子机又通过主机成为二级的信息传递通道,直到最底层的信息消化阶层,造就了一片金字塔结构的网络连接关系。并且此时的服务商,同样具有社会管理的暴力功能,不时按其意愿清扫其认为子机提供的不恰当内容。而零星的个人主机推行的独立服务,恰如马耳他岛上的骑士团,在一片皇家争夺中中据守自己的封地。这些零星的个人主机,衍生的仍然是金字塔状社会。 也恰恰如人类历史的演化图,网络社会的金字塔结构出现之后几年,迅速出现了子机间的联通尝试。napster, bearshare,甚至soulseek,这些名字我们都记得。它们的共同点是,主机的存在,已经取消了技术赋予的道德上的管理权,它的存在,就是为了子机间的互通;这是一个物理形态上以主机为核心的放射状社会结构,而在其信息的交流结构上则是网状的。主机仍然具有一些君主式的权利(kick, ban, filter),但是它的存在的目的已经与1st gen的主机明显存在不同。可以说,这种2nd gen的主-子机网络结构,虽然在物理上仍然是主机核心的,却已经具有了理想意义上公民社会的特征,主机即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public servant角色。这种架构,是所有类似于facebook的web 2.0网站的生存基础。 今天发布的opera unite,按照其设计意图,将会把网络社会结构带领入类似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结构:每一台子机,都可以变成独立主机,发布信息。也就是说,每一台机器都成为了(至少有权成为)核心主机。虽然这一架构的物理形式仍然是以opera unite的服务为核心的,但是它在信息传递上,成为了点状结构。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在msn, yahoo chat room, omegle, emule甚至picasa之外再多一个opera来掺信息共享的浑水吗?未必,但是opera unite的提供的以上服务的整合功能,在技术上赋予了任何一台主机成为皇帝的权利,但人人都是信息皇帝,诡异地成为了其反面——由于人人都不再具有信息特权,则只能通过协作和互通有无来进行信息的传递。也就是说,真正提供了无政府主义的存在的可能性。(想想看,人人只要卖力,就能吃上自己种的面包,那么面包店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用于管理面包店的政府,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opera今日之发布,若与十几年前网易提供主页托管的历史开始,几乎完全重演了一遍马克思的社会演化理论和技术(经济?)决定论的正确性。但此时我们必须寻求另一个理论支点,来完成这一形而上的讨论:opera提供这一本体论上可能性,未必意味着人类确实可以在网络上建成无政府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回到梭罗,他说:“改革的动力,恰恰就在每个人的心里”。一个个人首先要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自觉的无政府主义者,才能参与入这一社会;一个1st gen互联网时代的习惯用户,在面对如今网状信息传递结构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走着瞧吧。 ——————– 无责任冥想,实际网络物理关系图与信息传递关系图要复杂的多,比如,点状结构下的金字塔结构。 P.S:科技改变生活! 余英时: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转)作者:余英时 前言 最初我想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自我(self)的问题,也就是在中国近代思想的变化中,中国人对自我的态度、看法是否有所改变的问题。现在正式写出来的题目是"个人观",所以我在下面也将略作调整,以免文不对题。好在"自我"与"个人"关系很密切,内容调整并不太困难。现代中国人主要的观念认为传统是压迫我们的、拘束我们的,这也就是鲁迅所谓"礼教吃人"的说法。许多三纲五常压迫我们,现代中国人首先便想要突破这一层礼教的束缚。(孟永:"传统"成为我们为了批判某些导致我们落后的东西的人造容器,造出它的意义有一个价值前提,就是它的贬义。其实,找到真正的阻碍因素绝非易事。现实的需要使得我们急需这种笼统叙事。这是一种情感叙事。) 突破礼教束缚的这个问题,并不是从鲁迅才开始的,这种说法至少可追溯至谭嗣同在《仁学》里所说的"冲决网罗",可以说他是最早提出主张个人应突破传统文化对个人的拘束,使人解放并希望全面改变传统的文化。谭嗣同虽然没有用"解放"这个名词,不过他说的"冲决"那种突破性是很高的,在这一点上,五四时代的思想家也并没有超过他的思想境界。谭嗣同碰到的不全是政治或社会制度的问题,而是传统中个人如何变得更自由、更解放的问题。谭嗣同的《仁学》与康有为的《大同书》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这两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那个社会基本上是以西方为模式,那是一个乌托邦,也是一个接近空想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仁学》则以"仁"为中心观念,并赋予它以现代的解释和意义。谭嗣同用当时物理学中的以太来解释"仁",认为"仁"表现中国人的主要精神。当时,中国的思想变化是非常快的,《仁学》写于戊戌政变以前,到五四不过二十年,只有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但五四时期已没有人讲"仁"了。 到了五四,真正的个人问题才出现。(孟永:"真正的个人问题",似乎还要看我们怎么界定它。此时的个人问题无非是个人的工具性,或是以个人的自身价值为名来促成个人的工具性。"个人"也只是个人集体中的卑微一员。我以为"真正的个人问题"的出现要在国家独立之后经济发展之时。)胡适所主张的个人主义其实是自易卜生的egoism。他讲个人在沉船危难时应先救自己,为的是日后可以成为有用的人,贡献社会,而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救自己。这个个人主义并不全是西方式的、孤零零的个人,也不是面对上帝时的个人,仍是在中国思想传统中讲个人,"小我"的存在仍以"大我"为依归。胡适在讲个人主义的同时,他本身的中国文化背景还是十分清楚。例如他提倡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并重视死而不朽的问题。他认为小我会死,大我(社会)不死,此即胡适的"社会不朽论"。胡适虽然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重自由、最强调个人主义的思想家,但仍然强调大我,此乃中国的传统观念:小我必须在有大我的前提下,才有意义。胡适并以现代观念与西方说法融化到中国传统中来解释三不朽:立德(whatweare)、立功(whatwedo)、立言(whatwesay),这虽是现代中国人的个人观,却仍是在中国传统的脉络中。(孟永:胡适的看法我并不觉得是传统的因素在作怪。人的生存意义问题是一个永恒话题。关键是个人的叙说是在政治层面来讲还是纯粹是在哲学意义上来讲。从前者来讲,个人是社会权利的主体,是要通过立法人为的界定;后者则是研究人的生存意义问题。有人说,哲学就是研究人的死亡。传统与现代的二分还是存在些问题的。)胡适在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论中,论及国家与个人、集体与个人时,则显然偏向西方古典的个人主义。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写道:"个人若没自由,国家也不会有自由;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由一群奴隶所能造成的。"他以西方自由主义中的契约观念(人与国家的关系)强调个人的自由为第一位,人若没有自由,那么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便失去了意义,他即是以这样的观念来对抗当时马克思主义以及国民党的集体主义的思潮。 以上所谈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代思想家或学者对于个人问题并没有很深入的探讨,尤其没有谈到"个人"或"自我"在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异同问题。其实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个人"或"自我"的观念是很重要的,不论是儒家或道家,特别是道家如庄子,或是佛家的禅宗,都重视个人的精神自由。(孟永:不是人的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权利和义务问题。)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是指个人先做好本身的修养,才有能力处理外在事务。即使儒家的"修齐治平"也是从个人开始的。以庄子而言,他的主张代表了中国最高的个人自由。(孟永:是个人的心灵自由)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提及庄子主张的个人自由,萧先生认为它甚至是超过西方个人主义的。这不只是萧先生个人的看法。当初严复翻译约翰・穆勒的《自由论》时,因为找不到相应的中国观念和名词来翻译"liberty",最后用《群己权界论》来翻译OnLiberty这本书。这是在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中划定自由的位置。但严复在导言中讨论《群己权界论》时,则常引用庄子的个人主义思想,说庄子讲的自由有一部分很像古典自由主义者讲的自由。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个人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异同点:相同的是都肯定个人自由和解放的价值;不同点是西方以个人为本位,中国却在群体与个体的界限上考虑自由的问题,这比较接近今天西方思想界所说的communitarian立场。 中国传统社会或文化中并不是没有个人自由,但并不是个人主义社会,也不是绝对的集体主义社会,而是介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二者之间。(孟永:"个人主义"要慎用)以儒家为例,儒家并未忽略个人,例如:孟子讲"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也是注重个性的问题,只是中国人并不以个人为主导。庄子的思想首开个人主义风气,至魏晋时代则是个人主义的高峰期,那时的激烈思想家甚至不要政治秩序。这是相对于秦汉大一统时过分强调群体秩序的一种反动。章炳麟、刘师培等人在日本提倡"无政府主义",其实便是受魏晋时代"无君论" 思想的影响。 从五四到20年代之初,个性解放、个人自主是思想界、文学界的共同关怀。但整体地看,当时感性的呐喊远过于理性的沉思。此下一直到对日抗战,这期间中国人纷扰不安,大家关心的主要是救亡图存的问题,只考虑大我,无法顾及小我的问题,更谈不到讨论小我精神境界的问题了。这是国家的处境所加于思想的限制。传统有关"个人"或"自我"的观念因此没有机会得到深刻的重视和认识。 19世纪中期,中国和西方接触是被迫的,因为战败了。中国本无任何向西方文化观摩的意思,现在打了败仗,知道西方船坚炮利的厉害,才不得不急起直追,想学到西方的科技。这就决定了中国学习西方纯出于功利观点。这个观点基本上支配了思想界、知识界。其中当然有少数例外,如同治时代的冯桂芬已承认有"西学"。后来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已最先由冯桂芬开了头。冯桂芬甚至已经注意到西方的科技是以"算学"为基础的,可惜这个思潮并未发展。一直到李鸿章"洋务时代",主要工作仍然是如何赶上西方的科技,所以兴建了许多造船厂并翻译西方书籍。当时所译之书主要为科技及法律(国际法),并没有接触到西方文化本身的特质,特别是没有接触到西方的宗教。因为那时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引起很大的反感,尤其是知识界非常反基督教,认为中国教徒是"吃教饭",而士大夫则只想学西方的船坚炮利。由于中国人自始即不注意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因此对西方人的"自我"或"个人"的意识便无从了解。影响所及,中国人也没有机会检讨自己传统中的相关部分。 近代西方个人主义起源于14、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及人文主义,这是上承古典的传统。在宗教方面,马丁・路德主张个人与上帝直接沟通。到了加尔文教派,即所谓的"清教徒",把个人地位提得更高。美国是清教徒社会,以18、19世纪的康涅狄格(Connecticut)州为例,小孩很早便离家外出闯天下,成人后才回家与父母重新建立关系,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在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而西方人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人对上帝须绝对地服从。 (一)中国传统中的"个人"和"自我" 我们必须先从古代中国人对生命来源的看法谈起。荀子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他又说:"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这是说生命是天地给予的。"类"是指人类。《易经》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与荀子相同,但这是指万物之有生命者而言。但只有人类才能意识到先祖(包括父母)是自己生命的直接来源。禽兽不记得父母祖先,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所在。这个看法在古代很普遍,汉代的人大致都抱着这个信仰,因此自汉代起,中国人特别重视"孝"。因为生命虽推源至天地(如西方的"上帝"),但每个人的生命又直接出自父母和先祖。这样一来,中国人便不把每个个人直接系之于天地,而个人都是某家的子孙,西方那种个人主义便出现不了。所以古人写自传如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自纪》、王充《论衡・自纪》等都叙述自己的家世。这些自传中并不是没有他们的"个人"或"自我",但他们要把"自我"放在家世背景之中。这正是说,他们不是孤零零的个人,他们之所以成为史学家、思想家是和"先祖之所出"分不开的。这和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式的自传完全不同,更和近代西方自卢梭以来的自传不同。但汉朝是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帝国要长治久安,便不能不把家族吸收进帝国系统,因此也把个人吸收在此大群体之中。这是汉朝用"孝"为取士标准的一大要因("孝廉")。从前"孝"是私德,是个人的德行,现在却变成公德,与帝国秩序有关了。"孝"既已制度化,成为博取名誉地位的手段,于是久之便流为虚伪。所以汉代实行"三年之丧",有些汉末的人甚至守丧二三十年。这种虚伪把个人的真性情汩没了,这才引起反抗,而有魏晋以下个人主义的兴起。(孟永:魏晋时期的个人意识兴盛不能称为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这个术语是西方意义上的。) 魏晋时代是中国史上第一次有个人的觉醒,这在思想上和文学上都有清楚的表现。思想是所谓老、庄的玄学。如嵇康便公开说他不喜欢周、孔的名教,因为它压抑了人性。(孟永:对"压抑了人性"的反抗,这是人道主义。)相反,他认同于老、庄的自然。"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阮籍,更是直接向礼法挑战。故听说母亲死了,仍继续下围棋,局后吐血数升;他又冲破了当时叔嫂不通问的礼数,曾亲向其嫂话别。当时的人最向往的人生便是适性逍遥,郭象注《庄子》把这个观念讲得最清楚。个人的精神自由在魏晋时代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价值。在文学方面,建安作家包括曹丕、曹植兄弟在内,往往写信给至交好友,诉说自己的心事、个人感受等。这是中国书信史上的新发展。以前汉代的书信保存下来的都是讨论事情的(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不像建安书信这样几乎完全是谈心式的。这是个人觉醒的一种象征。(孟永:受到压抑有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觉醒"是觉醒到了什么呢?)以诗而言,更可见自我的发现,如嵇康的《幽愤》、阮籍的《述怀》。这些细诉一己情怀的信和诗在魏晋大量流行,绝不是偶然的。所以在这个时代,个人的自我关怀远远超过了大群体的意识。汉代文学正宗是赋体,那是些政治性的、为帝国的伟大作渲染的东西。 在宗教方面,佛教在此时开始为中国人接受,这对于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也有加强的功用。从前中国人不太讲个人灵魂的不灭。照儒家理论,魂魄在人死后迟早都是要消灭的。庄子以气的聚散说生死,则人死后"气"又散在太虚之中。佛教的最高教义固然不承认灵魂,但中国人所接受的通俗观念则是灵魂轮回。如果有轮回,那么个别的人的觉识永不消失,而无休止地在宇宙间流转。一般平民拜佛都是为了求福田,可见佛教确加深了个人的意识。诚如陈寅恪所说,从中国人的观点看,佛教是"无父无君"之教。既然"无父",则家庭或家族便无意义;既是"无君",则国家也失去存在的理由。那么剩下来的便只有一个个的个人了。所以佛教影响所及,打破了中国的各层的群体观念,而突出了个体。 隋唐时代,中国再度建立了统一的帝国,但这时的社会已远比汉代复杂,即论国际性、开放性,也超过汉帝国很多。经过新道家、佛教洗礼以后的中国思想界,也不大可能再回到汉代经学笼罩下那样较为单纯的状态了。不过我们若要了解唐代中国人对于"个人"和"自我"的看法,我们不能仅求之于儒家经典的注疏,而更当在诗人作品中去发掘。这是因为唐代文化的创造活力主要表现在诗歌中。唐诗的思想内容是极其丰富繁多的,未可一言以蔽之。例如杜甫较为关怀大群体,李白则表现个人或自我者为多。但杜甫诗中也未尝不写个人生活的情趣,李白也慨叹"大雅久不作"。在杜、李之前有一位陈子昂,他有一首诗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诗表达了诗人自己的一种极深沉的苍凉寂寞之感,这是前人所未到的境界。 中国传统的个人观到了宋代以后,因理学的兴起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理学当然是儒学的新发展,但也吸收了佛、道的成分。从宋代以后的观点看,儒家的基本经典是《四书》、《五经》,都是官书。如朱子的《四书》,因成为考试课本,也可算是官书的一种;就连《诗经》亦非全是民间诗歌,大体上是经过采诗官雅化的。有人甚至认为《五经》在汉代相当于今日的宪法,这句话的意义是指它的内容是皇帝都必须尊重的。所以汉代大臣向皇帝谏言,往往引《诗经》为根据。由于儒家不是独立的、有组织的"教会",经典的传播要靠政府的力量,这就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困难,使它在现代世界找不到立足点,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很少能平心静气地在儒家传统中觅取有关"个人"或"自我"的本土资源,正是因为他们把儒家经典完全看成了代表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孟永:个人或自我,在哪个文化中不存在呢?但时移世易,个人在不同的时代应该是被构建出不同的意义。)在儒家思想史上,《四书》代《五经》而起是一件大事,这是宋代的新发展。宋以后,中国政治社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已无世袭封建和大世家门第的观念,社会已走向平等,只有一些地方性的世家。因此,儒家学者必须靠科举考试才能参政,例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天下只有皇帝一家是世袭,宗室已无重要性,宋代宗室中人且多落魄,有的还需经考试才能做官,因此产生了士大夫阶级。这个阶级以负起对天下的责任自许。严格地说,宋代的士大夫普遍发展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范仲淹主张"士大夫"要以天下为己任,"治人"必须先"修己",此中也有佛家的影响。这是《四书》兴起的历史背景。《四书》之所以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主要是因为《四书》是教人如何去做一个人,然后治国平天下。《大学》、《中庸》在汉代并不受重视,并没有人专门讲《大学》、《中庸》的,专门讲《中庸》的,要到佛法传来后,佛经中讲喜怒哀乐、心性修养,讲人的精神境界,《中庸》才因此引人注意。六朝梁武帝著《中庸注疏》,即是受到佛教的影响。我们可以说,儒家的个人观因《四书》的出现而深化。佛教讲心与性,儒家亦然,只是儒家这方面的思想被冷藏于典籍中未被发现而已。宋以后,三教彼此影响,一方面走上俗世化,一方面重视个人或自我。儒家讲修齐治平,不能脱离世界;庄子则是世界的旁观者,不实际参与,认为社会是妨碍个人自由的,要做逍遥游;禅宗教人回到世界去,教人砍柴担米就是"道",平常心就是"道",不必到寺庙,在家亦可修行,后来就有了"居士"的产生。此类似马丁・路德的做法,主张不必看经典,也不必相信神话。禅宗极端反对偶像,禅宗和尚说:"如果看到什么佛陀金身,一棒打死给狗吃。"中国文化中反对偶像最激烈的,莫过于禅宗和尚。禅宗讲求"自得",和孟子、庄子完全一致。所以中国人并非自古即崇尚权威人格,压抑个性。例如韩愈在《师说》中就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是禅宗所谓"智过其师,方堪传授"的翻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服从权威性格反而在五四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先是奉西方大师为无上权威,后来则尊政治领袖为最高权威。(孟永:很值得思考。我以为"专制"这一概念纯粹是一个现代观念,也就是说专制的现实也只存在于现代而不是古代。)从《五经》至《四书》这段发展,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中国人对自我、对人性了解的诸多变化。那么为何以《大学》为第一篇……是因为个人最后必须与社会国家产生联系;如果没有《大学》,只有《中庸》,则会流于只讲个人、没有大我观念。但中国人不能完全放弃大我观念,宋代的外患严重,民族危机很深,我们不能想像当时的思想家能专讲"小我",不要"大我"。 宋、明理学家的贡献是对个人心理有更深刻的解析和了解,所以理学不仅是伦理学,也是心理学。他们不再是性善、性恶的二分法,而是同时承认人性有善及恶的两面。心性是义理之性,是有超越性,即异于禽兽之性。气质之性则是人与万物同有的性。他们当然强调超越的人性,但也深知气质之性不易改变。他们的分析非常复杂,这里不能涉及。总之,理学使我们对个人的内心认识得更深了。许多西方心理学家因受实际的限制而以动物来做实验,但人与动物之间是否可以画上等号?心理分析则偏重在人的非理性的一面,主要是人欲问题。以儒家对人性的观点来看,人与禽兽终是不同,在道德、行为、思考等方面人和禽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从这里就发展出儒家所主张的训练治理国家人才的方法。以儒家而言有两方面,即为朱子讲的修己治人,这是对社会精英的要求。这一群人通过教育及道德训练,将来是要成为社会精英、领导社会的。在南北朝时期"士"是来自名门贵族,至宋以后,人人皆可为士。范仲淹更设立了义庄、义学,鼓励穷人子弟读书。农工商阶级之子只要熟读经义或明以后的《四书集注》,通过考试,皆可为"士"。"士"必须经过这个阶段,才能领导社会。和周、张、二程完全不同的王安石也倡导"为己"之学。他引《论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一语,加以引申,故说: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这个以《四书》为主的训练,就是修己以后才能治人的过程。朱子曰:"存一分天理,去一分人欲。"此语是针对士大夫而言,非对一般百姓。因为士大夫是未来的政治社会领袖,必须了解利、义之分。朱子的这一段话并不是要老百姓不要"利",不要吃饭,而是针对士大夫说的。如同柏拉图主张的"reason高于 desire",也是对哲学家、思想家而说的。所以他说"哲学家"最宜于做"王"。理学的功夫重点主要在"修己"方面,这是一种内转,也是对个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说,儒家的个人观,宋、明以后显然更为成熟。六朝隋唐的"礼"学还是外在的社会规范。不幸元、明以下,以《四书》为考试的官方教材,"治人"远重于"修己",儒家走上了官学之路。一般为考试而做官的人并不认真"修己",因此各代理学家都叹息"科举害道"。但一旦废除科举制度,《四书》便无人去钻研,儒家的传统更少人去理会了。 总结地说,我觉得宋明理学所讨论的是人怎样生活的问题。从这一点出发,理学家在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层面上更深入地发掘了人性的问题。《大学》讲"修齐治平"虽是一以贯之,但只存在于理论之中。谈到实践方面,我们只看到修身和齐家这两个层次上的成就,再扩大一点也不过止于一族、一乡和儒生社群之内(如书院)。治国、平天下则往往是落了空的。换句话说,"修己"比"治人"更为重要。"修己"不能狭隘地解释为道德修养或"如何成圣人",而是指"修己"有所得的人在精神上有更丰富的资源,可以从事各种创造性的工作,也可以应付人生旅途上种种内在和外在的危机。在这一方面,明以下理学家的自述文字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材料。现在已有英文专书讨论。如果我们再从理学扩大到道家和佛教,这一点便更为清楚,宋、明以下中国在文学、艺术各方面的新成就都离不开儒、释、道的精神背景。读书人在人生途程中遭遇到的种种坎坷,也都要靠这些精神资源的支持才能化解而不致精神崩溃,宋代苏东坡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明代王阳明也是一个典型。在自传文学,甚至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中,我们也不难得到实证,如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理学最初虽然是以士大夫的"修己治人"为重心,但越到后来便越和日常人生打成一片,而且也跳出了"士"的阶级,王阳明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外"、戴震所谓"人伦日用"都是指此而言。明、清时代对理学有兴趣的人也包括了商人、樵夫、陶匠等,泰州学派便是明证。这些精神资源照理说应该在五四以后成为中国人建立现代个人观的一大根据。可是五四激烈的反传统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都不屑一顾,甚至将其作为"打倒"的对象。(孟永:对这一历史现象我们要抱着理解的态度。当然,也是可悲的现象。)中国现代个人观的枯窘、自我意识的萎缩,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重要的解释。另一相关之点则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所理解的西方文化也是片面的,甚至是相当肤浅的,这就使我们不能深入西方关于"个人"和"自我"的研究和讨论。 (二)五四以来所接触的西方文化 五四以来我们所接触的西方文化,是什么样的西方文化?我们想用什么样的西方文化,来改变中国?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不可能在这里全面加以讨论。我想还是从个人、自我的角度,来切入这个问题。(孟永:个人、自我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儒、道、佛家对个人问题的讨论,到了近代以后,几乎被忽略了,但也不是没有人在继承传统,例如: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等,也都还在作努力,只是不成为主流。以五四为中心在知识界所掀起的大波浪,把上述的问题都摆到一边去了,不认为那是重要的问题。现代的教育也使得年轻人无从接触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小学到大学,把所有青少年的精力都消耗在预备考试上面,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好像越来越不重要了。五四接触到的是西方的启蒙运动思想,即是以科学为本位的思想,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五四所提倡的科学,不光是自然科学如何在中国发展的问题,而是对一切事物都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也就是牛顿、哥白尼以来对自然的态度,因而使得科学在中国取得最神圣的地位。这个主张并没有错,但是科学本身有无范围界限?最具体的问题体现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前后的科玄论战上。其中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应该用科学态度来统一人生观;另一派包括张君劢等则主张人生问题不是科学能够完全处理解决的。论战的结果,表面上是科学人生观胜利。当时一般皆赞同: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人生问题,历史的发展也可以科学地归纳出一些法则。 而现在的世界又是一个解除魔咒的时代(disenchantment),世界上再没有什么神奇的事,一切看来都很平常。胡适讲中国哲学,也保持这个态度,所以很多人批评他浅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他看世界看得太平常,一切都"不过如此",都是自自然然的,所以他提倡自然主义,所谓的自然主义就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有超越性的、神奇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化为平淡、平常。现代西方也有这一倾向,就是"Godisdead"的说法,西方的宗教信仰也淡了。但是今天看来,宗教在西方的力量仍不可小觑,仍是他们人生的意义的源头。五四时代中国人由于在18世纪启蒙思想和19世纪实证主义的笼罩之下,对宗教是敌视的,甚至以宗教即是迷信。这样一来,他们便接触不到西方文化的深处,看不见个人和自我的超越泉源。 五四当然也有其正面的意义:提倡民主、对科学有信心、对人类前途有无限的乐观。胡适是以科学、理性作为他的信仰基础,并对未来有乐观的预言。1947年他在北平当北大校长时,曾发表名为《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的一篇广播:"……民主自由在西方是发展了三四百年的传统,到今天,仍是西方文化的主流;而反民主、反自由的极权主义却只是一小小的、短暂的逆流,在苏联也只不过几十年,不管它现在是多么地不可抵抗,都将过去……"以那个时候来讲,世界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他的论点,相反的证据倒是不少。不过,以今日苏联、东欧的局势来看,胡适可称得上是先知了。 五四虽然提供给中国人一个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可是当时人只热心提倡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理性和知识可以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这个态度不能算错,可是如果只有这一面,那问题就来了,不但人性里面超越性的一面、人和禽兽的分别不能讲,而且人性中非理性的黑暗面也无法交代。在当时的中国,一切有关超越性的观念都受到嗤之以鼻的待遇,人人只讲科学和民主。换句话说,自清朝以来,整个儒家意义世界已瓦解,思想上一片空白,五四时大量翻译外国书籍欲填补这个思想的大空白,但是否有人消化这些知识,却是个问题。况且整体的文化大空白也不是短期内可以用西方材料填得起来的,人人都专心于全面改造中国,完全忽略了深一层的或超越于民主与科学以外的问题。好像民主和科学在西方文化中是无根的。五四以前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已主张"把线装书丢到茅厕坑",又强调用机关枪和帝国主义对打。这些话是很痛快,但也可见他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多么偏激。当时无人理睬中国传统文化,人人觉得越"急进"越好,人人排斥"保守"。 近代中国的改革家和革命家有一个共识:认为只要推翻旧有的制度,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今天表现在台湾的"国会改选"的现象亦是如此。中国现代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只有政治没有人生,这是很可悲的。我想这里有一个"大我"淹没了"小我"的问题。 韦伯认为政治家有三大要素,即热情、责任感和判断。中国现代革命家只有热情而缺乏责任感和判断。但分析到最后,恐怕还是因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生的意义想得太浅,他们把旧有文化完全摒弃,而新的又尚未建立,他们的思想上仅有薄弱的科学主义作为根基,以为只要有科学精神,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至于个人、自我的意义,没有人去探究。中国人因此变得都是采取功利主义观点来看人生,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事都要"立竿见影",一切事情都是以功利的观点来衡量。 以西方的科学主流来讲,那是为知识而知识的,不是为人生而知识,更不是采取功利的态度和观点。像胡适所说的,在天空中发现一颗恒星和找到一个中国古字的含义,其意义和在科学精神上的实践是一样的。这是西方求知识、求智的精神:为真理而真理。不管真理有什么效用,只是把事情搞清楚,个人就能获得一种自由解放。"因真理而自由"是基督教的观念,也是古希腊人的观念。 但是中国人学西方文化,甚至为科学主义所俘虏,可是却没有受这个"为知识而知识、因真理而自由"精神的影响,这个精神反而丢掉了,甚至是变得极端地功利主义。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学西方的另一成就是开口闭口便讲"批判精神","批判"的起点则是"怀疑"。其实中国传统何尝不重视"批判"和"怀疑"?不过中国传统学人先"怀疑"自己、"批判"自己,然后才施之于他人。西方科学家做实验也是先怀疑自己的方法是否正确、材料是否可靠,检讨自己的假设是否合理。这些完全成立后,才能转以"批判"前人的立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的就是对自我内在的批判,只会批判别人。接受西方某一家之言后便认为是绝对真理,借以批判他人。正如王国维所说的,今人怀疑一切,但从不怀疑自己立说的根据。所以我说,我们只学到了科学主义,却未学到真正的科学的态度。这也是"自我"在精神内涵上贫困的一种表征。 20世纪的不断革命,牺牲了中国两三千年累积下来的无数的精神资本。我个人认为:现代中国在精神资本方面的贫困,远超过在物质方面的匮乏。儒家讲"修齐治平",事实上,"修齐"便是先由个人内在修养做起,"治平"则是个人道德的延伸。以现代意义来说,即为公私领域的划分。这是儒家的一个理想,但无法在现代社会实现。即好的政治是一个好的道德的延伸。所以,我们如要改造中国传统,似应先从公私领域划分清楚开始。个人道德不能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因为其中有如何建立制度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从"家"一步跳到"国"的层次。但是健全的个人才能逐渐导向政治的合理化,则是我所深信不疑的。 最后,让我再简单地总结和引申几句:五四以来我们接触了西方文化的某些表面成果,如民主与科学,但是没有真正深入西方文化的核心。如果从清末讲起,那么我们先想搬西方科技(船坚炮利),后想搬制度(国会、立宪),到五四时则进一步搬西方思想。这是一层转进一层,可是到了思想这个层次,我们的限制太多了。在"大我"存亡的关头,我们几乎完全忽略了"小我"的重要性。其结果是政治吞没了文化,无论是中国传统中的"自我"的精神资源或西方的资源都没有人认真去发掘。最近泰勒(CharlesTaylor)写了一本大书,即 SourcesoftheSelf,TheMakingoftheModernIdentity,对西方部分有详明的讨论。我们试一读此书,便不会只为" 民主"与"科学"所吸引了。"民主"和"科学"的背后还有更引人入胜的文化背景或基础的问题。中国近代的个人观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五四时代虽有个性解放的要求,所以易卜生戏剧中娜拉(Nora)的弃家出走曾轰动一时。但是娜拉出走后,下场如何?她要到哪儿去?我们好像从未认真讨论过,所以鲁迅断定娜拉的下场不会好到哪里去。西方的个人主义有其宗教、社会等特殊背景,并不能一下子搬过来,也许根本搬不过来,或者即使搬过来也难免弊多于利,而且今天西方思想也不以个人主义为绝对价值了。中国现代人对"大我"与"小我"之间的关系也认识模糊,好像我们的直觉总是认为"小我"可以而且应该随时随地为"大我"牺牲。因此,五四时彻底打垮了儒家的旧"名教",但一转身我们又心甘情愿地陷入新"名教",我们从中国传统的相对性的权威主义中解放了出来,但马上投身于绝对性的权威主义。这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我们迷信"新名教","革命""进步"……都成了不容丝毫怀疑的"名"。新"纲常"终于代替了旧"纲常"。一言以蔽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个人"或"自我"根本没有任何信心。胡适是最能重视"个人"的价值了,但是他还是相信"科学"可以"统一人生观",果真如此,"个人""自我"还有什么意义?胡适之见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讨论部分 问:中国士大夫做官时,尚有如同西方的"传教"的功能,可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士大夫便失去此一作用。在中国,有无可能再重建一个新的士大夫"传教"的规范? 答:儒家是否为一宗教,要看如何定义宗教。有人认为儒家是宗教,但宗教毕竟是西方的观念,强加在中国的文化上似乎有点困难。中国民间的行为规范的建立主要是由儒家担负的责任,西方的宗教是道德的来源,中国的道德则大多是从儒家来的。所以,如果说儒家是一个宗教,可它却没有上帝观念的存在。儒家是没有上帝观念的宗教,可以说是中国宗教的特色。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在文化问题上,许多东西是社会科学的一般概念所无法通释的,也不能一律加以套用。 儒家没有教会组织,但历史上往往有读儒家经典的士人,在做官后,深觉自己有教化民众的责任,因此皆负起传教的任务。这个传统自汉一直延续至清末。 宋明理学家很多做过地方官,他们认为士大夫不仅要做官,更要紧的是为师,像陆象山、朱熹,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教育一般老百姓,自己就承担起这个责任。但是传教并不是政府要求的,这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如:曾国藩、阮元及晚清的张之洞等人,都承继了这个传统,传播思想并非他们做官的任务,只是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宣扬思想和理念。这些在西方历史是找不到的。中国的士人宁愿以老师而非官吏的身份出现。 儒教和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制度一直是联结在一起的,但至民国以后,科举废除、帝国制度改变,学校也成了新式学堂,只有少数的儒家学者在延续这个传统。此时儒教只有采自由讲学的方式才可发生作用,而近代在思想上发生作用的,首推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宽容下,陈独秀、胡适得以在北大提倡新思想。那时,社会上小规模的讲学仍存在,只是未起很大影响,此实因传统制度已经消失,使儒教很难找到据点,得以宣扬。所以,既是官吏又是传教师的这个传统在清末已断绝。今后要发扬儒教思想,唯有借社会中的组织。 问:大陆是否已失去原有的价值体系?应如何重建使之能适应新的社会? 答:中国有些价值是被忽略了,而不是完全失去了。自五四以来,社会上呈现的是反传统的现象,例外的也只有少数,如:孙中山提倡旧道德,他认为没有这些传统的道德,革命也会有问题。别的人并不欣赏他,包括胡适在内都认为孙先生提倡旧道德是在敷衍旧势力。就连国民党在这方面也没做到。也许因为孙中山受的是西方教育,所以他对中国文化传统感兴趣,正如现代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是海外华侨;华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也许较模糊,但对传统却十分尊敬。目前中国乡村之间还保存一些通俗的中国文化,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却是最早离开传统儒教文化的一群。 不仅在中国本土如此,在新加坡亦然。中国知识分子只谈五四,不是理智上的反儒家,而是在情感上敌视儒家。知识分子最怕沾上儒家。如此皆为情绪上的反儒,并非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析。所以,说到重建,首先应在态度上改进。 我并不是在提倡儒家,我也许同情儒家的某些立场和观念,也认为儒家某些东西具有现代的意义,但是要问我是不是新儒家,我说:什么家也不是。 举个例子来说,孟子说"舍生取义"、"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但是,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可能选择鱼,而不选熊掌。因为我对熊掌毫无兴趣。在孟子的时代,熊掌大概是比较珍贵的,所以他选择熊掌。鱼和熊掌只是个比喻,是指生命与意义之间,舍生取义是一个选择,这好像只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观念。但是,最近在美国的哲学界,也有人讨论这个问题:人与禽兽的分别在哪里?他们的讨论指出:人与动物都会有选择的能力,但是只有人有secondorderchoice(第二序选择),就是我们还能在两个东西中间加以评价。 今天,西方的道德哲学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演变,所提出的概念几乎和孟子最早提出的问题是同一个模式的。他们几乎是不谋而合的,因为这些西方人显然并没有读过孟子的书。这些哲学上或宗教上的发展,是因为今天世俗化的结果,使得西方人无法以上帝的观念来作为道德哲学的根据,但是却还必须有一个"人异于兽"的超越性准则,所以有了这样的发展。我们说多元社会,但是多元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流于凡事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法则,那问题就来了,"生"和"义"就很可能是一样的,甚至还会有人主张"义"是人造的、虚构的,认为"生"比"义"更重要。 中国如何重建儒家?不一定非采形而上学的路线,因自五四后,对玄学家一直有偏见,现在"形而上"是一句骂人的话,就是指不科学的、胡说八道的,所以又遇到了"态度"这个问题。西方的许多学者已开始转向,认为纯粹科学或是和科学相连的哲学,例如:知识论的一套东西,并非一切,欧洲传统渐受注意和风行。但是,受注意的东西未必是好的、正确的,不过,可能导出新路。不过,讲到诠释的哲学,这与中国较接近,早期的康德、黑格尔,与中国的儒家、宋明理学比较类似。欧洲文化与中国传统并非一致,但却有共同的取向。我想说的是,中国的传统哲学经过现代的解说,并不如大家心中想像的那么落后。因此,建立新的价值体系,第一步便是知识重建的工作。 西方的哲学并不全是思辨,它也一样重实践。注重实践的东西在中国是很容易被接受,因为它与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相接近。以马克思主义来讲,它也主张哲学的任务是批判世界、改变世界的,它也是强调实践。儒家的"尽心知天"根本是要改变世界,解释并非它的长处。这正是中国知识论比较不发达的原因。中国人讲"天",但是从来很少去搞清楚"天"是什么,而是讲"尽性",尽自己的性就能知他人的性,尽人之性也就能尽物之性,也就能知"天"。中国人并不注重知识是如何形成的。中国要重建传统的文化,就要在知识论上作加强和补充,尤其要努力argue,这个可在学院或知识界进行,重要的是这种经过现代重建的知识必须和生活逐渐融化成一体。 如果把修身齐家放在"私"的领域,则儒家的道德理念是可行的,但却不一定要能推到治国平天下的层次,因为那是"公"的领域,这可以避免儒家和政治之间的关联。例如:新加坡人人批评李光耀是想把职位传给其子所以才提倡儒家。其实,儒家亦主张传贤。因此我们不能说思想文化被政治利用后,本质就变了;误以为儒家只是政治的意识形态,正如基督教有"君权神授"的理论,也有解放神学,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不能把儒家解释成只是政治控制的工具,不仅不公平也不合时宜。所以应把"修齐治平"分成"公"、"私"两部分。儒家在维持家庭和谐的关系有其作用,在造就某种有品德的人与人的家庭关系上是有意义的。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正是此意。大陆如果要恢复或重建中国的价值系统必须先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恢复民间社会的动力,在政治力量之外有比较独立的社会力量;第二是知识分子必须改变反传统的极端态度,并修正实证主义的观点,否则便不可能对传统文化价值有同情的了解。但这两个条件都不易得。 问:思想或宗教信仰只要为意识形态者,皆有可能被利用作为政治工具,但这现象似乎在台湾特别严重。和大陆比起来,台湾是特别号称恢复儒家精神的,这可由中小学教材的编排很明显地看出。是否儒家本身确实有一部分特别适合作为政治利用的工具? 答:你的问题是对政府提倡儒学的反感,这种反应也是应该有的。政府的确不该提倡任何一宗派、学派或教义,我个人反对文化政策,任何文化政策都是不需要的。政府可以提供某种经费给民间的团体或基金会,也可以在经费的运用上有其价值取向,但它没有理由提倡任何特殊的学说。同时我坦白地说,陈立夫编写四书等文化教材的努力是没用的,我想日后的教科书会重新编写,你说的也只是过去的现象,我们根本不必再去重视。 问: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人权观念?若有,与西方人权观念有何不同之处?如果没有,那么是什么因素阻碍其观念的发展?是否可比较一下中国的仁政思想与西方的人权观念? 答:中国人讲人权,是由义务与责任开始。西方的人权来自上帝,因为生命从上帝而来,上帝就赋予生命不能被剥夺的人权。中国的说法则是"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命关天,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生命为第一权利,吃得饱穿得暖为第二权利。中国人的仁政讲的是政府最起码应做到的事。灾荒时期人民必须赈济,政府有这个责任,倒过来讲,就是人民的权利。所以中国人是讲义务和责任,义务的对象就是具有权利的人。西方人讲自然的权利,中国人讲的是"天理"。因此,中国人的天理,便是中国式人权观念的表现。政府的责任便是人民的权利。假使百姓受饥寒,即表示政府未尽责任,亦即人民未享受权利。所以直接的语言是"责任语言"或"义务语言",而非"权利语言",西方亦有此二种语言。此外,中国人权观念不认可奴隶制度,西方则到了基督教时期才有这个观念。相当于西方人权的观念,在中国是有的,但其实西方的人权观也一直在变化,不断地在扩大。基本上,中国与西方人权观念比较起来,是各有千秋。中国人的第一个前提是尊重生命,第二是孟子所谓" 黎民不饥不寒"、"为民制产"等权利。中国人的人权观是受了儒家精神、道德思想及佛教的影响,西方现在的人权观念则可以《联合国人权宣言》为代表。 问:人一出生,文化就已经被界定。在中国长期延续、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是否有突破这个界定的可能?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根,中国文化的根,基本特征为何?为什么中华民族会形成这样的文化特征? 答:经验告诉我们,人是可以超越"文化界限"的,在经过比较、判断后,人可以突破原有的文化界限。 第二个问题,中国文化的根是什么? 中国文化的根倒很难讲它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地理环境来讲,它和外界是比较隔绝的,东南边是海、西北是高山沙漠,它可以自成一个区域,对外交通的建立并不是很早,外来的影响也就不是很大。中国文化的特色,可以说在夏、商、周时代已经有了,是一个很长的文化源流。在这里面,"家族"大概占了很重要的成分,也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以家庭为主的。 问:近百年来中国对西方与旧有文化间的取舍问题,有所谓的"折中论",您的看法如何?此外,似乎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西方文化时必然经过曲解的过程,是否必须如此,西方文化才比较容易引介到中国?请试以"民 间文化"的观点来探讨:原始儒家文化是否有西方个人主义的成分? 答:介绍西方文化时,曲解的过程是必然的。因为当时西方有些观念,在中国还没有适当的名词或概念与之契合。而且中国文字是图形的,它会令人产生联想,不似西洋的拼音文字,因此在翻译上更难掌握,所以早期的翻译不容易忠于原作。佛教初来时的"格义"便是如此,"格义"不失为最初沟通之一法,久而久之,认识便深刻了。 "民间文化"在中国的资料太少,在古代没有"人类学家"去观察、记录农民的生活、想法。因为中国社会没有太明显的阶级限制,农民没有束缚,彼此之间常有亲戚的关系,亲族的关系把阶级的界限给打破了。中国通俗文化极少史料可依据,没有教会的资料,也没有什么宗教的冲突,所以很少人记录。但整体说来,中国低层的民间文化与高阶层的文化并非对立的,而是多半由上层文化慢慢渗透到下层,经由口耳传授,或师生的传递,有时候也会变样子,但是可以找到它的源头。犹如儒家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是相延续的,对立性不似西方那么明显。民间文化的记载越是古代越少,所以我们不太知道原始儒家文化在民间的样子,不过西方个人主义似乎不能于此求之。 主席:由于时间有限,是不是请有问题的人一次把问题提完,然后请余先生综合回答,我们就结束今天这一场演讲。 问:我认为中西人权的概念仍有不同之处,请余先生再作说明。 问:我也认为中西人权概念有区别。西方的人权概念指的是政府不应剥夺人民的权益,而中国则主张政府应该做什么。联合国宣言中的人权概念则二者皆有之。我个人以为整个西方民主、自由的建立与西方最初的人权概念相关最大。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人是否也有同样的观念? 问:我对文化重建的可能性感到怀疑。余先生所谈的,很强调超越性的意义,但是对一般百姓来说,他们很难建立起一系列道德上的规范,或是对道德、文化的肯定。传统上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法,一是知识分子谈天道、义理,或从人性中引申出对道的肯定;一是通过家族观念、祖先崇拜、亲情等来肯定。但是,要产生作用必须有条件,例如知识分子必须具有权威的地位……但是现在的困难是,以前所具备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社会又已趋向多元化,使知识分子间很难有认同感;另外家庭结构解体、宗亲观念亦淡化。总而言之,我认为价值体系重建的问题上,是无路可走的。 问:有关台湾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我的生活体验来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台湾保留仍多,因此有人认为:台湾文化是大陆内地文化的延续,但是在近代化的历程中,台湾文化和大陆内地文化已经产生了很多的不同。如果以大的中国文化圈子的角度来看,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等地的文化与整个中国文化的变迁,彼此间有多大的差异?若差异大,那么未来台湾政治民主化之后,中国文化在这些地区日后的发展会呈现哪些面貌? 问:中国经"文化革命"以后,各方面遭到严重的破坏,有很大的因素是来自百年来的文化失落问题。西方从古希腊罗马以来,是多君主的小诸侯国,但神是单一的;中国自春秋至秦,君主只一个、神明却不止一个。中国几千年来在强盛时期都实行天人合一,一方面表现在君权神授,一方面则是儒、道、佛三家主张凡人皆可修成神。但是到了现实政治中,儒、道、佛的弟子只能争正统,不能反叛,而政体与儒、道、佛三家是结合在一起的。欧洲诸侯国的君主是上帝之子,并非上帝的化身,他的弟子可以反叛,表现在现实政治中,便是多元的。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强调群体、理想,到了宋明理学,儒家虽有新意义,但宋时国家已积弱不振。今日,中国人民对中国传统中好的部分并未保留,优良的西方文化又无法吸收,因此,在中短期内中国政治、经济的改革也许有希望,但在文化重建与人的再造上,我认为是无望的。 问:欧洲有多少种不同的自由观?相互间有哪些异同?自由与平等是有冲突的,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文化、政体中,对此两种价值的选择,有什么样的文化、知识与政治上的背景? 问:个人观是否还可以从更多层面来探讨? 问:讲到价值观和生活的结合,对于一些自认为"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的人来说,自然只有享受"千山我独行"的寂寞,您对此有什么看法?这种观念在今天社会中是否仍然适用?同时您对于《论语》中"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的看法如何? 问:中国人认为西方文化和思想就是科学,且只重视他们的技术层面,与西方科学精神的层面不同。近代耶稣会宗旨主要是论证基督教的价值系统,我想了解当时徐光启看耶稣会的西方文化是属于哪个层面;形而上的说法,是否当时就已经有了? 问:我想请问余先生的个人信仰为何? 问:我与余先生有两点同感:其一,反对革命、主张渐进;其二,在价值方面,我有很深的危机感,其中不只由于中国的政治转型而引起的,还由于西方的商业化和科技发展所引起的社会转型而产生了危机感。此外,我有三项观察: 1.现代科学已经和五四时的科学不一样。西方分析科学已经结束,而应回到东方的有机论的观点。现在的科学家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已没有以前那么大的鸿沟。我是个科学家,也是个宗教信徒,我就是余先生说的那种对科学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2.文化的讨论经常是危险的。我不同意文化有失落、倒退的问题,文化是一个融合的过程。文化是无法重建的,但是可以演化。 3.价值观的生长必须有个生长的出发点,不能像建空中楼阁地去架设,必须找到一个生长点去演化。存在一定有它的道理,我们不能一谈到大陆上的问题,就说这四十几年是一片黑暗、一片落后,然后就说是要重建。我们一定得找到它的根,作为出发点、生长点。 答:我现在综合地回答各位的问题。 1." 人权"根本是西方的概念,在中国只有相似的观念与之契合,但不能径以"人权"称之。最重要的差异是中西文化对于法律的观念不同。西方人权是法律的语言,中国的道德语言产生不了"权利"的观念,只有义务的观念。此外,权利是以个人为本位,这又和中国的家族一体的想法不合,但不能说中国人完全没有类似"权利" 的思想。 2.关于文化重建的种种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陈平先生问的问题是很有趣的,他的一些观察,我是同意的,比如说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是充满了各种可能的。陈先生提到文化无所谓失落、再造…… 如果从现象上来看,是这样的,但是人的问题的麻烦也就在这里,比如说如果对这个现象有所不满、不适应,个人就会产生失落感,失落是好还是坏,这是价值判断的问题。陈先生是乐观主义者,我也不是悲观主义者,我是短期的悲观主义者、长期的乐观主义者。长时期来说,我对人性还是有信心的。 3.文化重建是没有捷径的,是否值得重建则看每个人的判断。文化本身一直在改变,没有办法依照人的意志或历史的规律加以控制,所以无法计算文化如何发展,但至少知识分子在价值问题上应担负澄清思想的责任。我不相信历史的必然性,可是我相信人类在大部分环境因素被决定的情况下,仍有一点点可以活动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有其作用,至于作用大小,可能与历史状态和条件有关。关于价值问题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去努力。提倡一种思想或改进一种文化,都必须长期努力,但不能妄想。我们希望重建的文化,也必须靠日积月累的功夫,不可能一朝一夕即立竿见影的。至于个人做得是否成功,我想都还必须超越功利的观点。 4.台湾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支脉。严格说来,向海外发展是中国近一千年来的自然趋势,在郑成功时代台湾的文化确为内地文化的延伸。之后,台湾受日本统治50年,在这脱离中国统治的50年间也影响了台湾文化的发展。今日,台湾在文化上基本还是中国文化区的一部分。而新加坡大不相同。它曾受英国统治,政治制度为英人遗留下的法治,一切民主制度的形式与条件都比较完备,此外社会上的华人间有彼此分歧的现象,上层的华人是西方文化,但仍有下层的中华民俗文化。新加坡是由华人移民过去的,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产物。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但完全是中国文化区,新加坡的华人知识分子皆受过五四的洗礼,所以反儒家、反传统,香港则不然,它甚至是传统旧文化汇集的地方。至于台湾本地人所保存的中华文化仍相当多,此由家庭关系可以看出。至于台湾文化中有多少是日本统治后留下的阴影,我个人并不了解。但从政治制度来看,台湾以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民主只是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追求,这很明显是受五四的影响。后期的台湾文化已有相当大的变化,但文化的基调还是中国的。中国文化区是大于政治区的,过去中国文化区甚至包含朝鲜、越南等地,政治区只包含中国本土。中国扩张主义不似西方浓厚。西方在移民之后有政府为其撑腰,中国则只是因为人口的流动、海上贸易的兴起才向外扩张。对于移民,政府亦极少过问。台湾文化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延伸,日后也无法分开。中国这个名词基本上是文化的概念,而非政治的概念。 5.自由的概念相当多,德国式的自由与英美式的自由就不同。有人主张自由即人权,但现在讨论政治自由较流行的说法有: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早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浪漫的主张: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认为共产主义可以解决自由与必然的冲突;后来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一种废除分工后的个人自由,即个人可以任意发展他的才能。但恩格斯已在《反杜林论》中说自由即认识必然、掌握规律,说法一转,即成了列宁做螺丝钉的理论。中国的自由观念最初自日本传入,严复译为"群己权界";至于胡适的说法是《论语》的"为仁由己",相当于一种自由意志。庄子的《逍遥游》中的自由观念最传神,但强调的是精神自由,与西方以自由与权利相等的观念大异其趣。自由的地位在中国思想中还不是很明确。所以到底哪一种自由观比较适合中国社会、历史背景,是值得我们努力研究的。 June 14 国有制与宪政法治难以兼容(转)“宪政的中国趋势”大型系列高级讲坛(第五期) 本次主题:危机与宪政改革 第五场:国有制与宪政法治难以兼容 主讲人: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点评人: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 主持人:蔡定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时 间: 5月22日(周五晚7:00) 地 点: 昌平校区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同学们、老师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宪政的中国趋势”高级系列讲坛的最后一讲。“宪政的中国趋势”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2005年开始推出的一个名牌学术讲堂,以传播宪政理念、推行制度建设为宗旨。今年的主题是经济危机与宪政变革。今天我们请来的主讲人是享誉海内外的陈志武教授。有请陈志武教授开讲!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今年,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后,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都比较流行由政府去解救经济,政府以解救危机的名义介入经济活动,大举干预市场。这时,我们不能忘记,由国家持有太多资产、控制太多经济资源,包括对行业准入审批权和企业经营权的干预和管制,除了带来一些经济后果外,还会对宪政法治带来深远的影响。 如果大家去了解一下近现代史就可以发现,凡是有过公有制历史的国家,宪政都不是它们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比如前苏联、前东欧、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相比之下,那些宪政法治比较可靠的国家都是私有制国家。为什么?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当然,我并不是说私有制会必然导致宪政法治,私有制不是宪政法治的充分条件,但是,国有制或公有制必然会导致宪政法治的缺失。为什么会这样呢? 多国经历所证明的 除了看到前国有经济国家的经历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更大样本、更一般意义上看国有经济对宪政法治的影响。也就是,我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量化方法,按照从1970到1991年每个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把64个国家分成三等份组。结果,我发现,国有企业投资占GDP的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法治指数就越低,宪政水平越低。在搜集的72个国家的数据里,我发现,政府开支占 GDP的比例越高,法治水平就越低。用我们的话来说,政府越穷的国家里,法治水平越高。一国的宪政法治水平跟其政府可以花的收入成反比!在这72个国家里,我还发现,政府开支相对GDP的比重越高,腐败越严重。这个是很好理解的,如果政府没有钱,即使官员们想腐败,也腐败不起来,没有让腐败滋生的基础。 这种基于大样本的数据统计方法,比起单纯的案例分析方法来,更有它的科学性。因为案例分析方法有时候可能会得到荒谬的结论。比如,盲人阿炳是个瞎子,因此他对声音比较敏感,他作曲很好,二胡也拉得很好。如果用单纯的案例分析方法的话,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为了更好地拉二胡,首先要把自己的眼睛弄瞎。 但是,大样本数据分析方法,其结果有时让人感觉太抽象了。到底法治水平跟国有经济比重的逆相关关系,是一种统计上的偶然呢?还是有理论上的必然性?如果其因果关系并非偶然,那么其传导机制又是如何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或说民有企业有什么不同?国有企业跟民有企业最大的不同是:国企背后的股东是国家。国家具有我们普通的人或私营企业没有的优势:国家可以控制全国人大,有权修改法律。如果国家觉得某个规则对国企不利,就可以修改规则使国企处于优势地位。此外,国家还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权力和行政执法的权力。如果一个公司背后的股东拥有立法权、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权、执法权和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这个公司怎么可能会和其他市场主体平等呢?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是国有或私有关系不大,更重要的是那个国家是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他们说只要市场的逻辑得到尊重,只要市场规则对国企、民企都一致,所有权属国家还是私人,不重要。我要说,问题就在这里,国企和民企从一出生,起点就不平等:以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国家,不可能是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就是自由选择和规则对所有的参与者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因为国有企业的股东是国家,这就使得国有企业在法律面前比民营企业更为优越。非国有企业、私人无法在法律和强制力面前与国企平等。一国如果哪天采用国有制,长此以往,即使起初是法治,之后也要腐蚀蜕变。 中国行业案例 为了使我上面讲的数据不至于太抽象,下面我举五个案例。 案例一:18年前,一个叫陶玲的储户在国有的蒙城农业银行存了1000元,存款单约定,18年后将按月息 15.793%得到利息。这样,18年以后,1000元将成3.4万元。但是,18年后的今天,银行拒绝储户的要求,认为月息过高,不符合央行规定;另外,银行表示中国的定期存款没有18年期,也不符合规定。由此,储户与银行发生纠纷,至今未决。蒙城农行行长谢某告诉记者,蒙城当年的金融秩序不规范,陶玲的遭遇就是“高息揽储”的产物。蒙城农业银行的理由是:“银行当年已经错了一次,如今不能再错第二次。” 这种理由当然强自夺理,为什么当年为了欺诈客户就不知道这些法规秩序呢?以前的利息和期限规定不是今天才有的。 在中国,法律规则是保护国有银行,而不顾老百姓权利的。如果储户用网上银行被盗了,银行是没有责任的,责任在储户身上。如果银行多给了钱,储户有义务归还。但是,银行少给了钱,储户离开柜台后,银行概不负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非常不对称。最极端的案例是,银行的柜员机出现故障多给了钱,广东的许霆从ATM机多取了1万块钱,被判无期徒刑。相对之下,广东开平银行行长贪污了4亿,只判12年。这些不平等规则的制定跟国家垄断经营银行有关。 案例二:我们现在看到的加油站要么是中石油的,要么是中石化的。但是,在 2002年以前,并不是这样。在1999年时,全国民营加油站总数近8万家,市场份额超过80%。据《财经》报导,经政府通过规则的改变以及中石油、中石化不顾成本的收购,到2002年底,独立加油站份额已经下降到48%了。在整顿市场秩序的名义下,2001年6月5日,国务院三部委联合通知:“各地区新批准建设的加油站统一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负责建设。其他企业、单位和个人不得新建加油站”。2002年初,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发文件,要求在8月之前,没有经过经贸委审批的加油站全部关闭,而归入两大石油公司旗下的,在补办手续后,可予以保留。这样,中石油和中石化通过亲自参与国务院新法规的制定垄断了市场,所有的民营加油站要么自己关门,要么主动卖给中石油或中石化。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以前只是民营企业,那么,国有企业介入之后,规则就会变得不平等,法治的精神就要遭到破坏。国家要经营企业的时候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角色的冲突是非常突出的。 案例三:2003年,陕北15个县,价值70亿的民营石油资产被政府以整顿为由,无偿收走。陕西省所属的延长油田、中央所属的长庆油田是“整顿”运动背后的受益者和推动者。约6万名私营企业家和农民的出资,血本无归。人大教授何伟、茅于轼等6教授,3次致信全国人大委员长,促其监督地方政府依法执政,但无效。陕西政府还抓了投资者代表冯秉先等,并判处徒刑,北京律师朱久虎受油田私营投资者委托,前往陕北调查,2005 年被警方关押5个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国家既为规则制定者又是股东的时候,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法治原则的冲击会有多大。 案例四:民营钢铁大王戴国芳,在2004年以前已经是非常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了。 2004年,戴国芳创立民企“铁本 ”。2004年国务院宏观调控一声令,民企“铁本”必须停工,而国有钢厂照常扩建。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宝钢扩建1千万吨产量,投资500亿,占地1万2千亩;而“铁本”目标年产840万吨,投资100个亿,占地9千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效益低的国企照常扩建,而民营企业必须停产。为什么这样区别对待? 我今天讲的一个要点是:建立法治社会的理想非常美好,但是,只要国有企业大量存在,法治只能是一个愿望! 案例五:据《重庆商报》2009年4月15报导,重庆拟对9万名废品回收人员进行转型。这是重庆市的一些国有企业给重庆市政府提的一个建议。该报导称,据重庆市商委统计,截至去年底,重庆有各类废旧物资回收企业550家,回收站 8000多个,年收入高达68亿元!此外,再生资源回收站的数量以年均30%多的速度增长,看到这些“油水”,谁在主导对私人收废者“转型”呢?今年初成立的重庆市再生资源(集团)公司,系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控股的直属市级集团公司,其目标就是收编收荒匠。新的规定是让这些国有企业统一培训、统一着装、统一管理收废的老百姓,让他们把收来的废品按指定的回收点回收,价格也由这些国企统一决定。这和当年农村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差不多,重庆等于要重复当年农村的悲剧了。收废的领域,本来是政府最不应该介入的领域,因为这些工作本来是那些不能有别的工作、没有其它收入的老百姓的最后收入机会了,但是连这样的谋生机会都不放过。大家可以想象,还有什么行业可以逃得开政府的出现? 在这里,我们引用厉以宁教授的话来说一下在法律面前是怎样的人人不平等。意思是,国营企业打官司输了,可以执行,可以不执行,而对民营企业就毫不客气。欠税时,国营企业可以不还,而民营企业如果不还,老板就会被抓。牟其中的兰德公司打官司破产了,职工宿舍被腾出来拍卖,而国有企业打官司,没听说职工要搬家的。 这些当然也对大学生择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大学生择业时首选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而不首选民营企业的原因。这本身不是也证明大家都清楚游戏规则是向谁倾斜的吗? 从学理上看,这些以及类似的案例并不奇怪,当国企背后的股东是国家,国企进入哪个行业,那个行业就无法有法治和平等。这些必然现象,最终腐蚀社会文化,是反法治精神的。前面基于跨国数据的结论“国有经济比例越重,法治指数越低”,不是偶然。 上面我讲到为什么国有企业介入的行业不会以法治作为行业规则的基础。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政府的钱太多,政府太富并不利于法治的推行。我前不久写过文章说,穷政府加公债,更能催生民主法治。下面我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 英国、法国的民主宪政发展经历为何不同? 我们可以把政府的权力和民间的权利看成是整个法治博弈的两方。宪政就是为了规范政府权力,使其不至于轻易侵犯民间权利。如果政府太有钱,民间的企业或个人在跟政府博弈的时候会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比如,计划经济的时候,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国家、集体提供,大家都是国家的人。当只有国家可以提供饭碗的时候,公民怎么可能去跟政府谈权利?当你没钱、没饭吃的时候,你不可能有底气去伸张你的权利,因为一旦国家权力的具体代表——“领导”不高兴,你的工作、住房、养老、医疗以及子女教育,全都没有了。计划经济时代,公民权利就是这样消失的,跟当时的经济制度安排绝对相关。 相比之下,如果政府没有国有资产、没有过剩的收入,政府就得从老百姓手里要钱,那种状态下,老百姓才更有伸张自己权利的可能。 首先,我们看看一个粗粗的实验,也就是,我们把公元1600年时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里存钱很多的国家;一组是钱很少的国家。当时印度国库黄金数量是6200万金块,土耳其1600万金块,明朝中国是1500万金块,日本 1030万金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西欧国家,比如英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400年前,这两组国家的政府富有程度相差很大。那么,后来谁发展出民主法治了呢?前一组国家只是日本通过19 世纪后期明治维新改变了发展的道路,慢慢地走上了宪政民主的道路,其他几个当时政府富有的国家都没有发展出民主宪政来。而当年是穷政府的国家,现在的民主宪政运作得最好。从这个方面来看,穷政府不是坏事。 穷政府催生民主法治最经典的例子是英国民主宪政的发展历程。看到英国历史的时候,我发现这么一个问题:英国国王 1215年就签署了《自由大宪章》,但是,操作上自洽的民主宪政制度却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事。为什么要花473年才完成这一历程、才建成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宪政国家?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美国往事:穷政府加公债催生民主法治》。有很多人对这篇文章提出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人质疑,也许穷政府主动发公债本身就是民主宪政的后果,而不是因为政府穷才催生了民主宪政。这里的因果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从对英国历史的研究来说,我认为我的结论更站得住脚。 1215年《自由大宪章》作为一份意愿性纲领,早已经被人们在意识层面广泛接受。但《自由大宪章》缺乏相应的执行架构,也就是说,虽然国王签署了,但当他不顾《自由大宪章》对权力的约束随意践踏私人权利、滥用权力,人们有什么招呢?1688年以前英国还没有建立一个逻辑上和操作上自洽的宪政结构,所以1688年以前英国的历史是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 西欧国家有一个跟中国、印度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的议会出现得很早。中世纪后期,西班牙1188年就出现了议会。议会的出现其实就是为了给国王提供方便,让国王钱不够时能够通过议会投票推出新的税种或提高税率。但问题是,国王可以随时解散议会。国王在通过新税法之后,不需要议会的时候,可以解散议会。那时候,无论是英国还是西班牙的议会,基本上都是“橡皮图章”,因为议会难以不顾国王的喜好。 从英国王室财产的多少,我们就可以看到英国王室什么时候会很专制,什么时候不那么专制。17世纪之前,英国王室总体上是非常富有的。王室有很多土地、庄园以及其它财产,会有很多收入,一般情况下国王靠自家收入和过往税种即能财务上自立,不需要通过议会去征税,只是在英国跟他国作战时,才有必要召集议会推出新税。 总体上,1688年前的英国,只有议会可以控制国王腰包的时候,国王才会就范于议会的要求,接受对王权的制约,否则,国王的权力就会膨胀;王室自主收入占政府总收入比例越高,国王就越用不着议会,议会权力就弱;反之,就越受制于议会。 1640年之前,英国国王已经有13年没有召集过议会。年初,为镇压苏格兰叛乱,国王查理一世召集议会,审议税案,结果遭议会否决。随即,查理一世将议会解散。(因而,本届议会得名“Short Parliament”)。由于王室实在没钱了,查理国王再于同年年末召集新议会。(这届议会成了著名的“Long Parliament”,活了13年。)为了让议会同意给钱,国王接受了议会要求的《三年期法案》,包括:不管有没有国王的召集,议会至少每三年开会一次,每次议政至少50天;如果不经议会同意、国王擅自解散议会,那就是非法等等。 1641年,议会要通过议案,免除国王任命政府要员、免除国王控制国家军队的权力。这个议案让查理一世觉得太过分,于1642年他离开伦敦,随即引发保皇派与议会派的内战。1648年,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革命军胜利。次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克伦威尔执政英国期间,将皇家土地、森林大举拍卖,进一步减少了皇室的财产。 内战结束后,英国于1660年恢复君主制,查理二世成为国王。这时,皇家自己的收入已不多了。为此,议会通过议案,每年给查理二世120万英镑的津贴预算,由此供养皇家和政府公务员开支。作为这一津贴的条件,议会成立“公共开支委员会”,专门监督王室财务与开支。王权因此大大削弱。 但是,查理二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不但大规模地节省了王室的开支,而且大大提高了征税的效率。到查理二世逝世之前,英国王室的钱又很多了,于是,王权又感到议会太碍手碍脚,所以1679年,查理二世再次违约把议会解散。从这里,我们看到,王室有钱的时候是不把议会当回事的。查理二世在1683年去世,查理的兄弟——詹姆士二世继位,新国王召集了一次议会,议会把皇家的开支增加到 185万英镑。有钱之后,詹姆士二世也立即解散议会,重回专制。 但是,这个时候议员的独立性已经很强了,他们并不善罢甘休。1688年,议会派将詹姆士二世赶出英国,由他的女儿玛丽和荷兰女婿威廉接位。作为条件,新的王后和国王接受了一系列新法案,包括《人权法案》,使英国王室彻底放弃权力,并且把王室的开支每年由议会投票决定,让它每年要“求”议会一次。英国就这样完全树立了民主宪政体系。 法国在这方面的经历和英国刚好相反。从14世纪开始,法国国王要加税时,也是召集议会,并受后者约束。但是,在与英国的百年战争中,1439年,法规议会通过法案将征税权完全由国王掌握。到1484年,法国王财富太多了,不再需要议会,议会就这样被解散了。除了16世纪后半期,议会出现一段时间外,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近300年里,法国不再召集过议会,王权不受议会制约。此外,法国国王登基时历来要宣誓:无论如何,不能卖皇家土地。于是,在16至17世纪里,法国国王是西欧最富有的,专制权也差不多是最高的。道理在于,跟英国不同,法国王室不用在财务上求助议会。 西班牙的经历跟法国类似。西班牙于1188年推出议会,由议会约束王权。西班牙议会是世界上最早的。可是,在哥伦布 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并于16世纪给西班牙运回大量金银财宝之后,其议会的作用慢慢消失,王权变得越来越绝对。西班牙到1978年才实现民主宪政,是西欧最后一个实现宪政民主的国家! 最后我做一个总结:第一,从行业、从社会来看,国有企业越多,对行业内的法治、对法治文化越不利。第二,政府对财富、对收入占有越多,宪政法治受到的威胁越大。第三,“富政府”出现后,变相地会逼着老百姓求政府要饭吃,那样的话,民间的腰难以直,权利就难以伸张;而 “穷政府”使国家权力有求于老百姓,权力才有可能让位于权利。 我们回过头来看,国有制是什么意思?就是让所有的生产资料都由国家来掌握。如果当年英国可以推行全面的国有制的话,我相信英国的国王在那时一定会认为英国对他像天堂,因为那样的话,他就用不着求议会了。没有什么制度安排比全面国有制度更有利于国王为所欲为了。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不仅是一个经济效率的问题,更是一个事关民主宪政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很有道理。从这个意义上看,你可以说,陈志武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的演讲结束。谢谢!(掌声)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陈志武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给了我们一个解读宪政的不同的视角。下面请李曙光教授点评。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 我比较喜欢看陈志武教授的一篇文章《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致富》,他揭示了中国人勤劳而不致富的原因。实际上他今天说的更为生动,而且说到法治的方面来了。近年来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很多非常出色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法治问题。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今天陈教授的两个重要的结论:国有企业越多对法治越不利;政府的钱越多,法治受到的威胁越大。这两个结论是用数据和案例推出来的,我非常同意。但我并不完全同意某些案例。比如,说到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打官司往往是私营企业失败,这点我不太认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私营企业往往用钱去贿赂法官,而国有企业的人没管,到最后是私营企业获胜。 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解读陈教授的两个观点。国有产权越混乱,法治水平越低。我们在研究国资法的时候发现,不能把国有企业和国有制等同起来。中国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国有制不清楚的问题。在计划经济的情况,国有制、集体制、公有制都是大而化之的概念。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过程也就是国有制改革的过程。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国有制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中国的国有资产到目前为止是世界上最大的国有资产。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大概只有几百亿欧元。意大利有1000亿欧元。法国最多,有5400亿欧元。在欧洲,拥有国有企业最多的是英国,英国有80家国有企业,其中有央企24家。 国有企业资产仅仅是国有资产中的一小部分。在中国,归国资委管的企业现在是 138家。80多个部委下面有6000多家央企,不归国资委管。这里的部委除了国务院组成部门外,还包括共、青、妇、残、侨等等这些部级单位。此外,中国还有11万家归地方国资委管的国企。国有企业的个数在改革中是减少了,所以从数字的减少上来说,我们对中国的法治还是乐观的。 国有企业仅仅是国有制中一小部分。经济学上的资产包括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及资源性资产。我们讲的国有企业的资产仅仅是经营性资产而已。政府的非经营性资产包括政府大楼、事业单位资产、历史文化遗产,这种非经营性资产非常庞大。资源性资产那就更大了,包括海洋、森林、矿藏、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性资产。这些资产没有人给它估值,比如这个土地值很多钱,开发商给钱太少了,政府不应该卖。很多国有资产没有人管,这就给了某些政府部门或个人很大的寻租空间。这就是一个公地的悲剧。因此,我认为,陈教授今天应该把国有企业的概念延伸到国有制的概念上来。这是陈教授今天给我的第一个启发。 我想要区别一下宪政和法治。宪政就是民主加共和。所谓民主就是普选制,普选政府以及少数服从多数。所谓共和,就是上层之间的妥协。陈教授讲的穷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和我自己的认识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某种程度上,宪政和法治的过程有几个路径:第一个路径是一个民主的过程;第二个路径是共和,通过共和达到民主。在一定意义上,共和比民主更重要。法治有四个因素:一个是普遍的参与性;第二个是良法体系的建立;第三个是责任政府和程序正当政府;最后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我觉得,通过共和的机制更容易达到法治的目标。陈教授今天讲的老百姓与政府(国王)的博弈实际上是比较少的,实际上更多的是国王和富人或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杨小凯先生讲得是比较对的:宪政的基础是私有财产,但说私有财产还不准确,更准确地说,是土地私有制。英国光荣革命以后,一大批手中握有地权的有产者进入议会,可以和国王进行谈判,共和的基础也就形成了,民主从此也有了希望。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在富政府和法治的关系上,我也非常同意陈教授的观点。我们最近在上海闵行做公共预算改革的时候,其他方面都进展得很顺利。最后要预算公开的时候,三年都进步不了,就是因为上海市公务员的收入太高了,都不愿意公开。公务员过高的福利是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很多改革的最大障碍。 提问: 在我国,公有制或国有制一定是占优势的,那么,我国的法治水平会不会永远处于低水平?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我的判断是:只要国有经济还占主导地位,法治只能是一种愿望,很难成为现实。这可能让你失望了。 提问: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政府穷还是富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安排让政府的钱来得明白、花得明白的问题。您怎么看?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如果非要选择不可,我会选择在一个是民主宪政很可靠的社会和国家里面把钱委托给政府去使用,这种安排远远比在没有民主宪政的国家把所有财产交给政府官员来管要好。现在北京市在强调阳光政府的概念,所以很多区也公布了财政预算的数据。有一个区公布的预算里有60%没办法交待清楚准确的去向。在这种情况下,你愿意把更多的社会财富交给政府来使用吗?不要以为把钱给政府就会让老百姓受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给政府的钱越多,就越让政府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法治就越难。你可以看巴西,巴西不是一个很富的国家,但巴西07年政府开支花在公共卫生上的就占全年开支的10.8%左右,但中国远远比不上这个数字。人们原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民生方面的开支要比资本主义国家多,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提问: 能不能预测一下中国股市未来两三年的走向?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我觉得整个社会和决策层对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过于悲观。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比我们预料中的好。美国历史上经历了很多次金融危机,美国人倒下去又站起来的精神是非常强的。我对前景还是乐观的。 提问: 在改革中,渐进疗法比较好还是休克疗法比较好?哈耶克思想的出现是不是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的消亡?请陈老师和李老师回答。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关于渐进疗法还是休克疗法哪个比较好的问题,我的看法和杨小凯先生的观点很相近。现在国内对东欧的判断不准确,国内的很多资料都是九十年代后期的。国内学者只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情况,而无视这些年来东欧的新发展。现在许多东欧国家的发展水平已经和西欧水平差不多了。他们现在已经不再有兴趣去谈休克疗法好还是渐进疗法好这个问题了,因为在那里改革已经全面完成。相比之下,中国的渐进改革的结果怎样呢?到今天还在进行,而且在民主宪政方面仍然充满未知数。中国的改革在很多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因此,到目前来说,休克疗法比渐进疗法更好。 在哈耶克和凯恩斯主义的问题上,我对人类的记性是有点失望的。因为从邓小平到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开始的改革都是为了逆转从30年代开始的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70年代,很多国家都出现了社会危机,国有企业的亏损已经到了失控的程度。这时候大家才猛醒过来实行私有化。但是,经过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又相信凯恩斯主义了。人类真是健忘的动物。我们对今天美国金融危机真是太悲观。只要我们有活下去的动力,我们一定会走出来的。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 我举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最近的四万亿的投资怎么用?国内的经济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要用来保就业;一种认为要保增长。这里面就有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和哈耶克的思想的交锋。在美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关于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和哈耶克思想的争论,但这种讨论都是在一下法治的、多元的政治架构下来完成的。如果说在这么一种架构之下我们还有一个无知之幕的话,在一个没有这种架构的环境下,如果你要做选择的话,你就要更加慎重了。 关于渐进疗法还是休克疗法比较好的问题。我想这不是学者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某种历史时刻下的选择问题。这是我的回答。谢谢! 提问: 福利国家会不会把我们带到奴役之路?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全球化已经把各个国家之间的壁垒打通了。全球化会把本来是一个国家局部的问题带给其他国家。在对外全面放开以后,政府也确实有义务给公民一定的社会保障。这就是为什么英美这些老牌的自由国家要接受社会保障的概念。这最终是一个利益平衡的问题。全球化对某些弱势的人来说确实是个风险,如果对这些人有一个社会保障的话,使全球化能更全面地进行,市场的自由度也可以更高。关键是,社会保障体系不能走得太远,政府不能以社会保障的名义摄取太多的民间收入和财富,否则,老百姓又要被奴役了。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谢谢陈志武教授。他的很多很多观点让我很有共鸣。中国政府是历史上最富有的政府,也是最有权的政府。今天在人大会上,我看到大概有30%多的财政支出用于公安司法,只有大概10%的钱用于社会福利。政府的钱没有更多地用来增加人民福利,而是用来解决社会矛盾,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为什么我还是非常乐观地去推动宪政呢?我还是相信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社会的变化和来自社会的冲击必然会带来政治上的变化,这只是时间问题。就像英国政府当年拼命卖土地一样,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也是土地财政,以维持政府的高开支。但如果地卖完了,会出现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宪政系列讲座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陈志武教授和李曙光教授!也感谢同学们在周末坚持到这么晚,这是我们感到希望的地方! 原文地址:http://chenzhiwu.blog.sohu.com/117880198.html P.S:政治经济不分家,因此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一条腿走路的情况下如何让僵硬的另一条腿也恢复活力跟上来是一个慎重且刻不容缓的问题! 关心则乱有些不理解!?为什么看到别人的失去时会去怀疑而不是去更加珍惜自己的拥有呢?!生命的脆弱、人性的复杂、感情的稍纵即逝让我们有些悲观?进而怀疑纯粹的存在?或者说怀疑、比较、确定、珍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诸位看官你们的看法呢? June 12 内幕?!绿坝响应书上的隐身人:金惠是如何盗卖军队研究成果牟 由于已经下令噤声,为规避风险,本文的调查均取自公开材料,并且用近乎生硬的语言只写事实,尽量不做评论。 然而,即使这样初级的材料亦可以向读者展现金惠是如何把属于军队的研究成果盗卖、变成公司私属的财产,这已经是违法行为。 倒数第二部分还展现了招标中的“巧合”,但这些“巧合”只是巧合而已,作者并不试图下任何的结论,也不为读者得出的结论负责。 在金惠公司向工信部提出的谈判响应书上,列出了六个人名,分别是董事长赵慧琴、总工程师汤怀礼、副总经理李必成、项目经理彭天强、项目经理孙晓峰、副总经理张红民。 在这六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是不存在的,或者说,这个人使用了化名。副总经理李必成实际上叫做李弼程,除了在金惠公司的“副总经理”职位之外,还有着其他的身份。 除了此人之外,还有一个人的身份成疑,而另一位重要人士的身份却被隐藏了。 然而,为什么金惠公司要在一份如此重要的响应书上使用假名?或者隐藏身份?它们为了掩盖什么? 人们将了解到,在金惠公司的背后有一条非法的利益链条,在这个链条上,一群掩盖了身份的人在把属于国家军队的研究成果倒卖出来注入到金惠公司,从而牟利。 不存在的假人和掩盖的真人 根据绿坝的响应书,李必成,1970年7月出生,高级工程师、博士后,信号与信息处理学科带头人,现职务公司副总经理以及技术总负责,主要从事智能图像处理与识别、现代信号处理、多媒体信息处理、网络信息处理、遥感信息处理、信息融合、小波分析、神经网络与模糊信息处理等前沿学科方向的教学与科研。 但不管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图书馆里都不可能找到与此描述相符合的人士,令人不得不怀疑这个人的真实性。 然而,另一个同音人士李弼程却大量出现。该李弼程几乎符合上述所有描述的条件,根据公开资料,李弼程,1970年7月12日出生(出生日期吻合),信息工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信息科学系任职,主要从事信号与信息处理、管理信息系统、信息工程等领域的教学与科研(与上述信号与信息处理学科带头人吻合)。其研究领域从小波分析到图象与视频编码技术,到基于内容的图象检索与编码,以及基于内容的网络黄色信息检测与过滤等(与上述研究领域吻合,并且有金惠公司的主业:黄色信息检测和过滤)。 根据网络检索,李弼程论文很多,几乎每年都有多篇论文发表,但是很少署第一作者,这样的特征表明,李弼程是一个已经脱离了第一线、只指导学生的“专家”。有他署名(第二作者)的最新的论文是发表于2009年的《一种基于自适应重心向量的主题检测方法》,其登记的单位仍然是信息工程大学。 让李弼程和金惠更加有联系的是金惠登记的三项专利技术中,有两项专利都有李弼程的名号。 这三项专利和申请人是:基于内容的网络色情图像和不良图像检测系统(申请号:CN200510048577.0,申请人:郑州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赵慧琴,汤怀礼,周翬,李弼程,曹闻,彭天强,张晨民,发明人除了法人外,其余自然人与申请人相同,下同),网络色情图像和不良信息检测多功能管理系统(申请号:CN200510048578.5,申请人: 郑州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赵慧琴,周翬,汤怀礼,张晨民),在互联网上堵截色情图像与不良信息的系统(申请号:CN200510048576.6,申请人:郑州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赵慧琴,周翬,汤怀礼,曹闻,彭天强,李弼程,张晨民),三项专利均申请于2005年11月18日。 可见,该李弼程与金惠公司联系密切,足以取代上述未见踪影的李必成的地位。 除了李必成(李弼程)之外,还有两人不得不提到。 一个是在响应书中提到的副总经理张红民,至今无法确定金惠公司是否有此人存在,反而是金惠公司总经理张晨民屡屡被媒体曝光。 在响应书中提到张红民负责营销策划,1997年到2000年曾经在美国 SUTEC(VSA)INC担任开发部副经理。 在2006年,金惠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梁宇云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该公司的CEO是张晨民,“他有多年创业成功经验,刚从美国回来,在加州生活了将近10年,在这过程中,有强大的政府社会关系,有敏锐的商业洞察力。自郑州金惠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就担当销售和执行的重任,在美国有自己的业务,主要是经营计算机软硬件相关的业务,为了发展这个公司特意回国定居。” 该段描述与响应书中张红民的国外背景相吻合,但没有更多证据证明此张红民就是彼张晨民。 在投资与合作网站上(http://www.topcapital.com.cn/images/salon/006/liangyuyun-vc.asp),众投资人对金惠公司进行点评时,梁宇云还透露,金惠公司的最大股东是张晨民的妈妈,这个信息在下文中还有用。 响应书上还有一个名字完全没有提到,这个被忽略的人叫周翚。梁宇云在2006年的演讲中透露,公司的技术骨干是汤怀礼和周翚师徒二人,是专利的发明者和组织者。在金惠公司的三项专利申请中,二人均榜上有名。但是,在响应书中,为什么只提到了师傅、已经退休的汤怀礼,却把正值当打之年的徒弟漏掉了呢? 根据梁宇云2006年介绍,周翚是信息工程大学高材生,然而,尚无法查阅资料证实此人是否还在信息工程大学,如果仍在大学任职,则根据后面所说,原因也和其他人一样是很明显的。如果已经离开大学,则原因还需要调查。 利益输送链:给金惠带来幸运的人 通过上述隐身人的忍辱负重,将国有和军队所有的科研成果,转移到了属于“张晨民的妈妈是最大股东”的金惠公司手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属军事法规)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军人不得经商,不得从事本职以外的其他职业和有偿中介活动。” 也就是说,军人的所有经商活动都是非法的。而金惠公司的技术骨干大都出自于军队所属的信息工程大学。在金惠的响应书中,除了汤怀礼因为已经退休,从而明确指出了其与军队有联系(获得过军队与省部级科技二等奖四项)之外,其余人士均隐去了背景。 对于李弼程,不仅偷换了名字,也并未谈到他仍然在军队任职的事实。 周翚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名单上。 另一位仍然在军队任职的项目经理彭天强,虽然用了真名,却只字不提他的军队背景。根据2008年《计算机工程》第19期文章《新闻视频主持人镜头检测方法》显示,彭天强和李弼程仍然属于信息工程大学。 除了上述人士之外,在三项专利申请中列名的曹闻也迹象在信息工程大学任职,曹闻在2004年以前发表过多篇文章,此后文章较少,然而,根据2008年测绘技术学报第五期中的文章《3维导航的研究现状与技术分析》,曹闻仍然在该学校的测绘学院。 也就是说,除了董事长赵慧琴和CEO张晨民之外,其余的真正参与技术研发的均是军队人士。 通过这些人的论文显示,正是这些人在军队内部的研究成果。根据相关规定,军人在军队内部的研究成果属于军队,把这些技术拿出涉及技术保密、非法牟利等多重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人违反了不得从事其他职业和有偿活动的规定,在金惠公司任职(李弼程任副总经理、彭天强任项目经理)。 2005年11月,这些被从军队盗取来的技术被以金惠公司的名义在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注册,并成为了金惠公司产品技术的直接来源。 2009年6月,黑客在两天之内破解了这个经营多年、包含了三项专利的产品,充分了解了国内的军事技术和军队的技术实力,已经有泄密的嫌疑。 说不清的巧合:金惠的幸运日 除了上述给金惠公司带去了幸运的人之外,金惠还碰到了幸运日。 2005年11月18日,金惠申请三项专利后,所有专利均于2006年4月19日进入公告阶段。 对三项专利的审批又用了近两年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法律状态检索查询获知,一直到2008年1月9日(申请号 200510048576.6,授权公告号100361450;申请号200510048577.0,授权公告号100361451)和16日(申请号200510048578.5,授权公告号100362805),三项专利才分别获得了授权。 然而,就在金惠公司完成两项专利授权、并正在第三项授权的时候,原信产部于2008年1月14日迫不及待发布了《关于征集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紧急通知》(信办产函[2008]7号),要求企业在2008年1月24日前上报基于PC终端的互联网内容(文字、图像)过滤软件并予以采购。从颁文到截止一共只有十天时间。 此后的2008年1月21日,原信产部又迫不及待开始了绿色上网过滤软件产品一年使用权及相关服务采购项目(项目编号:MIILR-2008-01),该项目的资格预审材料提交时间是2008年1月25日,也就是说,只有4天时间给企业准备材料。 许多在信息安全方面颇有建树的公司均表示对此事毫不知情。而金惠却幸运地赶上了这个短短的空挡,成为了两个优胜者之一。 然而金惠的幸运日还并非只此。 在金惠的响应书中,其中技术实施计划上,拟定于2008年5月15日前“完成产品和win98/2000/xp/vista的兼容性测试和改造”、“ 完成和浏览器和其它软件兼容性测试和改造”、“完成产品和联想/方正/长城等生产厂商的兼容性测试和改造”、“ 完成网站带宽和主机扩容,支持高并发情况下的下载和升级”。 根据该计划,工信部还要求“编写培训教材,组织充足的技术人员对计算机生产厂商预装培训,每家PC厂商培训不少于2次”,表明虽然在MIILR-2008-01中只提到“向社会提供免费下载和安装”,而实际上,已经在为强迫厂商安装作准备。 巧合的是,在该拟定日期一天的2008年5月14日,工信部下达《关于“绿色上网过滤软件产品一年使用权及相关服务采购”竞争性谈判结果的公告》,与郑州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成交2180万元,购买了金惠绿坝产品一年的使用权。 未完成的调查:以下为猜想部分 为了回避风险,这篇文章前几部分完全利用公开的资料,没有借助其他的渠道源。但在最后,还是提几个疑问作为思考: 一、赵慧琴和张晨民是不是母子关系?如果是母子关系,则可能的链条是:张晨民在美国多年,最后回国投靠母亲。而赵慧琴利用多年的人脉(与汤怀礼同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找到已经从信息工程大学退休的教师汤怀礼,并由汤怀礼在信息工程大学招募在职军人来做项目。如果不是母子关系,那么梁宇云所提到的“张晨民的妈妈”又是谁? 二、金惠公司的股权结构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一个纯粹的私人公司?如果在其股权结构中发现了国有机构的成分,则此次研究成果倒卖行为是一个集体行为,甚至是国家行为,也就是说是国家机构企图破坏合法的规定,把本不应该拿出来的军事技术进行商业化牟利。如果金惠是私人公司,真的如同梁宇云所说,“张晨民的妈妈”是最大股东,则其违法原因则是私人从军队盗取研究成果。 三、周翚、曹闻是否还在信息工程大学工作,这牵扯到个人是否违法的问题。 世界真奇妙按:今天山上冰雹很猛… 中国公民冯正虎的回国公告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护照号:G33406155)、上海市民(国内身份证:310108195407012452),在日华人(外国人登录证明书:B482314482)。在中国的户口居住地是上海市。 June 09 道听途说观测: 1. “绿坝-花季护航”试图加载的东东 2. 软件屏蔽的不良信息包括时政类的不良信息,软件并非采用一般软件的安装方式,对Firefox无效,关闭浏览器及将网址加入黑名单无确认。 3. 在IE下 ,对明显属于时政类“不良信息”的信息判断不稳定。对色情类“不良信息”的网页判断较准。换成Firefox后,软件没反应。 4. 绿坝-花季护航”所有的文件都安装在系统目录(windows/system32)下,程序菜单没有提供卸载入口,后发现卸载功能在主程序的一个菜单里。程序的判断操作没有任何提示,“同性恋”亦被列为不良信息。 5. 在启用“绿坝-花季护航”的图片过滤功能时,软件自动清除我的浏览器缓存,莫非软件是通过监控缓存目录文件的变化来分析图片?太低端了吧?从不能监控火狐来看,这个软件也够山寨的。 6. “绿坝-花季护航”如果误判新华网一个人体艺术的图片为色情图片的话,他会把新华网的网址自动加入黑名单。新华网所有内容就打不开了。 7. 作为一款上网过滤软件,自身防护还有待提高。好事的学生用文件粉碎机只一下就把四个进程所需文件粉碎了,导致绿坝无法运行,重新安装也无法正常启动!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安装绿坝。 8. 以工信部,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务院新闻办为合作伙伴,绿坝目前有家庭版,厂商版,渠道版,网吧版以及校园版。 9. 有人测试了绿坝,只对ie有效,对ff和google浏览器,没用……太他妈山寨了 10. 已经有6、7年没有见到过绿坝·花季护航这么流氓所有文件安装到system32文件夹下的流氓软件了。 疑问: 1. “绿坝-花季护航”还有些东西要弄清楚:政府招标买下这个项目,免费给全社会装机,纳税人花了多少钱?这个软件在系统内置了什么东西?自动更新是否包括最新的关键字?放在那个文件里? 速度真快施恩奶粉被曝三聚氰胺含量超标百倍消费者郭利拿着去年吃剩下的几罐施恩奶粉,到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进行检验。检验报告显示,这几个批次的奶粉均检测出大量三聚氰胺,其中2008年3月17日生产的“施恩牌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含量达到132.9mg/kg,超过国家规定的 1mg/kg限量值100多倍。“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再起波澜。这次,让孩子家长目光聚焦的是“施恩奶粉”。 5月31日,北京一幼儿家长郭利持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单”来到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报案。这份报告显示,施恩几个批次的奶粉,三聚氰胺超标达到100倍。看着施恩奶粉包装上“100%全进口奶源”的标识,郭利表示了自己的疑惑:进口检验卫生证书上合格的奶粉,为什么到了消费者手里,三聚氰胺含量会大大超标? 截至昨天,负责与郭利沟通的施恩婴幼儿营养品有限公司的北区销售总监段庚惠却仍旧未对奶粉的生产和质量问题向消费者做出说明;施恩公司方面也没有发声。 另据了解,国家质监总局已责成有关单位调查此事,但目前尚无结论。 问题·奶粉 三聚氰胺含量超标100多倍 郭利说,他的孩子在2006年9月开始食用“施恩婴幼儿配方奶粉”,直到“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施恩有4个批次的奶粉发现含三聚氰胺。联想到孩子烦躁、厌食、尿量少的不正常反应,焦急中,郭利带孩子到北京的几所医院检查,发现两岁多的小孩“双肾有强回声,点状结石”,郭利和家人都慌了。 郭利说,施恩公司不承认他的孩子食用了问题奶粉,“他们说,除了国家公布的那4批奶粉以外,其他的都是合格的”。几经周折,郭利的孩子最终没有被列入问题奶粉受害者名单。 为了证明奶粉的问题,今年3月,郭利拿着去年吃剩下的几罐施恩奶粉,到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进行检验。检验报告显示,这几个批次的奶粉均检测出大量三聚氰胺,其中2008年3月17日生产的“施恩牌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含量达到132.9mg/kg,超过国家规定的1mg/kg限量值 100多倍。而这几个批次的奶粉并不在国家公布的含有三聚氰胺的那4个批次当中。 昨天,当记者再次查看施恩公司网站时,发现其所公布的2008年4月至今的奶粉检测报告中,三聚氰胺含量均为合格。但对众多家长反映的“问题施恩奶粉”,施恩公司却均未公布相关批次的检测报告。 郭利介绍,事发后,施恩公司开始派员与他接触。在4月14日的一次见面时,施恩公司一名为李明的北京办事处主管在谈话纪要上签字。纪要上,叙述了郭利孩子吃奶粉和患病的过程。李明签了字。 问题·报告 进店检验报告顾客未能看到 拿到检测报告,郭利向他当时购买施恩奶粉的物美大卖场北京新街口店反应了情况。 5月下旬,物美大卖场对“施恩奶粉”做出下架处理。物美集团的客服经理李颖告诉记者,通常,只有质监、工商、卫生部门查验通知的不合格产品,卖场才会做下架处理,“这次,是我们发现这个商品的一些环节有漏洞”。但李颖拒绝透露具体的“漏洞”是什么。 商场下架的消息,让一些消费者茫然。当《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询问下架原因时,物美集团并没有作出解释。 “物美超市下架,那是一场误会。最近,我们的产品已经开始陆续上架。”昨天,施恩公司北区销售总监段庚惠告诉本报记者。《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昨日向施恩公司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史贵山询问相关情况时,他说,这两天施恩奶粉正在陆续上架。施恩奶粉被曝三聚氰胺含量超标百倍2009/06/09 09:32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发表评论 相关新闻:180批次洋食品不合格涉三聚氰胺饼干热销受伤三聚氰胺_光明净亏损2.86亿 而对物美超市方面,郭利和家人曾多次要求其提供施恩奶粉进店的相关检验报告,但物美公司一直没有提供。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这些奶粉的质检报告,商场应该向顾客提供。 5月31日,在双方接触过程中,物美公司的客服经理李颖曾表示,可以在3天之内告知郭利施恩奶粉进入物美店的检验情况。但3天后,李颖却没有提供相关资料,而是表示,希望郭利通过厂家去寻找那些检验报告。然而,施恩公司的人员在多次和郭利接触后,也没有向郭利提供奶粉的检测报告,只是称:“我们交给物美了。” 物美公司崇姓副总最后告诉郭利:“我们的商品进店手续都很全,但不会给消费者看,我们只对政府管理部门出示。” 商场的说法让郭利很生气,“消费者的知情权在哪?”郭利说,这么长时间了,施恩奶粉都说不出自己的北京办事处地址,所有联系的人最多只是留个电话号码。 问题·奶源 “进口奶源”为何含有三聚氰胺 连日来,记者在北京物美、家乐福等多家超市发现,有的商场施恩奶粉已不见踪影,有的商场还在出售。 在施恩奶粉的外包装上,有“100%进口奶源”的字样。在郭利获得的海关进口检验卫生证书上,施恩公司所进口的“新西兰、澳大利亚全脂奶粉”检验合格。 海关检验合格的奶源,缘何查出三聚氰胺?针对这个问题,施恩公司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史贵山说:“在进口奶源紧张的时候,我们调用了部分国产奶源。”但他拒绝透露国产奶源的来源。昨天,施恩公司工作人员张培喜告诉《每日经济新闻》:“有些进口奶源本身也含有三聚氰胺,去年,一些进口奶粉不是也查出来了吗?” 来自施恩公司的不同说法,让施恩奶粉的身世扑朔迷离。 施恩公司的《营业执照》显示,这家公司拥有广东雅士利公司、施恩美国公司和施恩新加坡公司三个股东,奶粉的外包装上,商标持有人为“美国施恩有限公司”。 常年做“同声翻译”的郭利精通英文,在美国友人众多。他说,他通过美国相关部门和众多朋友调查,没有发现施恩美国公司的注册记录。 关于施恩公司 相关资料显示,施恩婴幼儿营养品有限公司于2002年成立,注册资本金为1.55亿元,法人代表为张利钿,股东分别为雅士利集团公司、美国施恩国际有限公司、施恩营养品国际公司。 施恩公司网站称,其所生产的婴幼儿系列配方奶粉,系参照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美国小儿科学会推荐的营养配方标准,在《中国婴幼儿食品卫生标准》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宝宝各年龄段发育所需营养精心配制而成。 P.S:新浪和搜狐该新闻的相关网页已经被和谐鸟...打雷啦,下雨啦,收奶粉啊... Green Dam-Youth Escort绿坝(全名:绿坝-花季护航,英译Green Dam-Youth Escort)为中国预订于2009年7月1日起,强制于境内用产制新电脑全面装设的资通安全软件,中国政府声称安装软件的目的在于保护未成年电脑使用者,误闯入色情等有害内容。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此软件强化中国政府对网络的监控层次,也提升中国政府对于网络内容的实质审查。 制作 绿坝由郑州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英译:Zhengzhou Jinhui computer system engineering Co., Ltd.)及北京大正语言知识处理科技有限公司(Beijing Dazheng Human Language Technology Academy Co.)两电脑公司合作开发。于软件制作分工方面,郑州金惠公司负责软件开发,另外,负责输入封锁内容则为北京大正公司。据以往营销记录统计,该两公司均与中国军方和保安部门有所合作。其中,北京大正曾协助2005年与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开发截取机密文件的资安系统,而郑州金惠则与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有所长期技术合作,并协助该大学提升图像辨识技术,惟金惠方面对此消息否认,该公司声称他们并未与中国军方合作过,仅曾协助中国公安部打击色情文学。 内容 绿坝软件约有三项主要功能,第一,是图像过滤技术,以比对图案方式,过滤网络内容,绿坝的图像过滤技术能够利用了肤色、人脸、姿态和特殊器官等特征来识别色情图片,是同类软件中比较先进的。第二为语义过滤技术,主要功能在于实质审查网页内容,避免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出现。第三为IP过滤技术的软件,将封禁网站,以程式、机器人及验证数据库等方式,制作黑名单并予以封锁。除了可以过滤掉淫秽色情、暴力等信息外,绿网还可以控制上网时间、限制网上聊天等功能。于运作方式,绿坝软件类似以往阻止电脑造访儿童不宜内容的软件。除了将连接个人电脑与一个被禁网站数据库,阻止电脑造访这些网址外,绿坝将通过一个类似防病毒及反间谍软件更新系统运作方式,将遭封禁网址传送至用户的个人电脑。较特殊的是绿坝可内含于绘图卡嵌入式硬件及手携式侦测CD仪等,该配合绿坝的硬件,将大规模配合中国境内公安、文化、工商、海关等单位的警力及人力,并于全中国国推广使用。 推广运用 2008年5 月,中国掌管工业及网络资讯的部门,开始以公费出资购买绿坝,并随即全面施用。除此,中国政府亦提供中国各机关及个人用户免费下载。2009年7月1日起,并将此建构绿坝工作,推展至全国。就官方说法,以‘绿网工程’为代称的该举措是为了“改变世界成就未来”、“建构绿色、健康与和谐的网络环境”及“使用技术手段为全国青少年筑起一道网络‘绿色屏障’”及“散播绿色的种子,收获金色的希望!” 2009年初“家电下乡”项目中下乡的电脑,已经预装这个软件。 全面安装 由中国政府主导,从2009年7月1日全面实施的绿坝安装,主要过程是要求在中国贩售的个人电脑加装该软件。除了限制电脑制造商软件加装或提供免费软件烧录光碟片外,也限制制造商必须向中国政府报告,绿坝软件的装载数量。事实上,在绿坝之前,中国已利用所谓的防火长城系统,封锁有关色情、藏独、法轮功等“问题”网站的登入途径。 2009年5月19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除了公告此讯息外,也通知全球主要PC生产国。对此讯息,中国电脑市占率26%,规模最大的联想公司并不发表意见,指称将研究法令规章后予以回应。而次大的美国惠普公司(市占率13%)则承诺将与中国政府合作,并评估着手处理的最好方法。惠普称,这种合作能确保符合中国政府认定的监管要求。 因为将来没安装绿坝恐面临刑责,中国贸易最大伙伴美国对此表示关切。美国大使馆表示中国政府主导的此政策有着“限制资讯自由流动的意图”并指称全面安装绿坝软件的宣布,“与中国以资讯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的雄心壮志互相矛盾”。 在其他的电脑业界方面,部分电脑产商认为若要封锁色情网站,只需从ISP封锁相关网址即可,实不需大费周章加装软件。也指陈此项计划缺乏透明度,执行时间短,将对产业造成困扰。另外,也认为加装软件可能会造成电脑主机故障,及导致电脑更易受到黑客攻击。会如此,兹因绿坝软件设计将因为与微软视窗系统一同运作而当机。虽如此,但包含宏碁、华硕、技嘉等电脑承商都表示须了解实际状况后才会讨论因应。 P.S:妈妈哟妈妈 亲爱的妈妈 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 June 07 强迫症愈演愈烈每天上网必看的有——留园网新闻和经济板块的更新、牛博上半身的更新、Twitter的更新。但因为时间和心情的关系,第二天再打开浏览器总是有已经打开但没有来得及细看细想的文章。如此累积,直到自己抓狂崩溃,把所有页面统统关闭... June 05 伞June 04 立此存照你好,你的标题为《China's Unnatural Disaster: The Tears of Sichuan Province》的日志,因为内容比较敏感,相关部门要求我们删除。监控人员已经从后台删除此文,如果需要,可以给我个邮箱,我把原文内容发给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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