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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31 央视新址建设招标黑幕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发表日期 31/07/2009 更新日期 31/07/2009 14:04 TU 2009年2月12日的央视新址大火震惊中外。此后，央视新址办主任徐威被拘，并于3月13日，被北京检方正式批捕，理由是因涉嫌危险物品肇事罪。 徐威在被查过程中交待的问题并不仅是失火渎职，更涉及央视新址建设中的工程招投标经济问题，讲数亿投标项目分给了特定利益方。 此后，北京传出徐威在狱中曾自杀未遂的消息，此事更显扑朔迷离。 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的江河幕墙公司是央视新址主楼外延工程的中标承建方。内部人士透露了该公司获取这份价值近7亿元的合同的过程，部分地揭示了这一造价过百亿的“大裤衩”背后的种种隐秘交易。 参与招标前期，该公司的实力和信心并不足。 内部人说，因为该公司当时的资产还不到标的的一半，与其他竞标对手实力有差距，但报价却高过了底价300多万，而另外一家北方公司的价格最接近标底4.5亿，而这家公司的方案评分也一直落后。 但这家公司的刘姓老板已经胸有成竹，原因是他们获得了央视新址办主任徐威的支持。 徐首先在会上提出，央视重大工程应该有两家公司参与，随后，除了内部的招标办施加压力外，还通过做外聘的评标专家的工作，全力力挺这家公司。使他们在商务评分中一枝独秀。最后又提出，只能有一家公司中标，把工程给了内定的这家公司。 而在施工一个月后，在徐的支持下，中标的这家北京某幕墙公司提出，更换玻璃，追加投资1个亿；此后的施工中，又以种种理由，变更设计，追加投资1.25亿，使外延工程的总投资从中标价的4.56亿跃升6.8亿。 为了使这些追加获得通过，据说，徐威在调查中承认，在变更工程款中，大部分参与工程管理的央视新址办工作人员也都收到了小则五万、八万，大到几十万的好处费。当然，为何徐威会如此不遗余力地力挺这家公司，内部人透露，是因为吃了回扣，该公司付出了近3000万人民币。据透露，该公司刘姓老总分批将这 3000万汇到徐威朋友开的一家贸易公司的账户，通过这家壳公司将钱“洗净”。 江河公司则在央视工程中获利颇丰，内部人称，该企业在此项目上的纯利润高达1亿多元，利润率在20%以上，而幕墙外延施工行业的平均利润仅在4%-5%之间。 而为了进一步盈利，该公司还在防火阻燃材料上做手脚。幸运的是，大火出事的央视北配楼的承包商是另一家公司，是否存在类似的情况目前还不得而知。 央视新楼由在2001年，原国家计委批复，总投资76.66亿元，其中央视自有资金55.17亿元，银行贷款21.49亿元，2004年8月，国家发改委的批文增加资金至78.91亿元。 此后，该工程一延再延，项目资金也一再上涨。《财经》报道称，至今，央视新址工程的建设投资已达120余亿元，另有70多亿元新设备费用，总投资200亿。 5月16日上午，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被宣布免职，接任者为中宣部副部长焦利。新华社的通稿中强调，“调整是因赵化勇已达到规定的任职年龄界限，属正常的干部新老交替。” 而不到一周后的5月22日，又有3名央视员工被刑拘，分别为央视新址办副主任王世荣，央视国金管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高宏，新址办技术处副处长耿晓卫。 至今，此案尚未结案，官方也未发布进一步消息，这项由温家宝拍板，责令中纪委监察部牵头，国务院八个部委参与的联合调查未来有何走向，值得观察。 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 心、就是给予 伴随着一滴眼泪，一支歌曲。 ——泰戈尔《园丁集》 （上） 坦克进场的时候，大学生们正围坐在广场中央——广场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已经开始。 （中） 跟丫的死磕！ （下） 有一天，我也要拿起枪！ 作者联系： 谭作人 （028）85415735 13308030863 谭作人在维基百科 如何回答S按:呼吁有关部门尽快释放许志永博士！ July 29 当局为何不理睬预警——对“7·5”事件的追问(转)香港《亚洲周刊》7月23日发表专访披露，乌鲁木齐一位名叫海萊特.尼亞孜的维族知识分子，曾于7月4日下午8点，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并于7月5日上午10点左右，面见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当面提出三条建议：第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在中午12点以前出来发表讲话；第二，通知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商人，早点关门回家；第三，能调动多少部队就调动多少部队，首先把民族聚居区隔离起来，在一些关键路口进行封锁、巡逻，下班以后戒严。这位领导当时表示，要打电话请示，结果是三条建议一条都没被采纳。海莱特说，他不是唯一的向政府提出预警的人，有人比他提得还早。 问题就在这里，新疆政府拒绝主动对群众讲话，当别人找上门来，举行和平抗议讨个说法，又立刻打压。这本身就已经是在激化矛盾，在堵死用和平的理性的方法解决问题或缓和矛盾。此后，政府又听任暴徒行凶数小时之久。我想，在7·5事件爆发前一刻，当海莱特极其失望地发现政府没有采纳他的任何一条建议时，他就应该料到，那些准备和平抗议的维族人必将被打压，暴乱已经不可避免，一些汉人是已经死定了。 为什么政府宁可发生暴乱，发生暴徒打杀汉人的事呢？我倒并不认为从韶关事件起，政府就在玩弄一个大阴谋。韶关事件可能是突发事件，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地政府知道这件事涉及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涉及政府多年来不得人心的民族政策，它担心自己出面处理，要么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要么是两头不讨好，反而使自己成为维族人或汉族人或者维族人和汉族人共同的攻击目标，所以干脆当起缩头乌龟。然而问题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事传到新疆后，新疆政府感到自己极其被动。政府明明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站出来对民众讲话才可能缓和紧张局势。然而对今日中共各级官员来说，最怕的就是和民众对话，尤其是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这个烫手山芋没人愿意接，也没人敢于接。 在拒绝了对话这种缓和矛盾的办法后，当局只剩下一种选择，那就是激化矛盾，等待和促成暴乱发生。因为一旦发生暴乱，用共产党的话就叫，事情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矛盾的性质就变了，问题就简化了，于是政府就主动了。在这时政府再出来镇压，谁敢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注意力全都被流血暴乱所吸引，暴徒必定成为万众谴责的目标，有几个人还去批评政府？一般也就是抱怨政府出手太慢而已，很少人会深入想到“慢”背后的玄机。在事后，政府可以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很好，因为这又为趁机进一步打击各种异己力量提供了最好的口实。 谁要是不接受这种解释，请给出另外的解释。 July 27 最八的八卦？！习近平——国家副主席（副总理习仲勋之子） July 26 告诉你另一个真实的中国袁剑 中国，这个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带给我们无数的荣耀和自豪，也时常让我们感到愤懑和无奈。透过日益繁荣和强大的表象，和很多人一样，我们都企图追寻和揭露隐藏在其背后的真相：我们可以被盘剥和压榨，但不可以被欺骗和愚弄！作为这个国家的国民，我们有权利知道一切，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来剥夺人民的知情权，都是不道德的。下面这篇文章深刻分析阐述了中国经济繁荣背后的真相，它很长，却有让人一口气读完的魔力，子敖特地转来和大家分享。 信息技术革命的强大渗透力、历史终结的想象，使上个世纪末期的这一次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其无远弗界的扩散性与上个世纪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借助资本流动、贸易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场理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初现轮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这个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与发端于80年代的中国转型在时空上重叠汇聚，其结果是，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性布局，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转型。换言之，中国的转型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的转型，而是一种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内容的转型。中国正处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历史之中。作为一种独立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转型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当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国家庭，当中国人像世界公民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当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熟练地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也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转型中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推动力量。这种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国转型中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面向。加入WTO的4年之中，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也全速推进，在一片中国威胁和中国世纪的惊呼声中，中国作为全球化巨大受益者的形象也开始愈发清晰。 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为的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体制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地上扬。在企业主和地方政府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结果。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部上收，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维持本地经济增长的几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这是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三角，地方政府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励，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的超低水平。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压至5-6 万元。如此，就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01年的9.5万元降到02年的8万元，再降到 03年的6万元。对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惟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IPO、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超过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 July 25 妈，咱回家吃饭吧下午和老妈视频，突然发现老妈的门牙掉了一个... July 12 请释放伊力哈木S按：读黄章晋老师的雄文《再见，伊力哈木》感慨良多，特转过来，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位维族的真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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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零点50分，突然接到伊力哈木的电话，他劈头就说：“我已经接到正式通知，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在电话里听到哈木的声音了。主席说维吾尔在线煽动暴力事件，这是冤枉我，我没有煽动过暴力，我不可能煽动暴力，暴力和仇恨对任何人对任何民族都没有好处，谁都不愿意看到民族仇杀的悲剧。”我只来得及说一句你要多保重，他就挂掉了电话。
当时，我正在一位朋友家谈起乌鲁木齐、谈起伊力哈木。一个小时前，我曾致电他，希望获得他的授权，因为我很难受，我想写这个人，让更多汉族人知道这个人，也想表达一下自己对民族冲突的认识，我知道他可能不便接电话，果然，他在电话那头说，他身边有几个“朋友”，希望我能理解。 “你赶快问问他是否需要什么帮助和有什么交代啊！”朋友提醒道，我如梦初醒，立即回拨电话，仅仅一分钟的时间，那边已经转为人工呼叫了。 伊力哈木身边的“朋友”，也许是7月5日夜去拜访的。当时，我得知乌鲁木齐的骚乱极为严重，便电话问伊力哈木的乌鲁木齐情况，电话杂音极大，几乎无法听清他说什么，只模糊听到他介绍，事件由韶关引起，据说下午示威的学生开始约定要遵守一切公共秩序，后来有失控，被逮捕。接下来几分钟完全听不清内容，再然后，依稀听他说似乎有人现在鼓动，要每天上街坚持闹让政府打死一百个（维吾尔人），连续让你杀五天，直杀到政府形象破产，他焦虑地说这些人现在都疯了，这时我突然听到电话里传来门铃声，然后他嘟囔道，难道我的朋友们就来拜访了？回头给你电话，然后挂断。 一 认识伊力哈木似乎是命运的必然。
2001年秋的某一天，某位朋友给了我一张人民大会堂的演出门票，因为想见识一下人民大会堂什么样，我兴冲冲去看那莫名其妙的演出。今天我已完全忘了晚会主题也和大致内容，但我记得快结束时，在欢天喜地的乐曲声中，一大群人穿着各个民族的服装，载歌载舞齐声赞歌。我突然被那些或插着鸟毛、挂着叮当作响的配饰，或袒臂或皮帽子的装束刺激得醒了过来：这难道不是一个现代版的中央帝国在炫耀万邦来朝的仪式么？今天还会有哪个国家会刻意将所有少数民族各选一对演员代表，穿上平时根本不穿甚至早已淘汰的服饰，在首都欢天喜地的歌舞展示呢？我能想起来的，只有强盛的苏联帝国，曾让各民族代表轮番上场激动地表达“对各民族的伟大父亲”斯大林的赞美，而苏联帝国已经解体了。 从那时起，我就常存辞职去新疆做民族问题调查采访的念头。在我内心深处，那里更像是我的故乡，虽然我在湖南生活的时间长于新疆，但湖南之于我始终是个笼统而整体的故乡概念，而新疆则是一个具体而清晰的小镇，我甚至不会说任何一种湖南方言。如果中华帝国步了苏联帝国的后尘，那我时时梦见的故乡就彻底变成敌国领土了。 除了阅读资料，为了能认识一个愿意讨论民族问题的维吾尔人以便于我日后的计划，我在一个穆斯林聚集的论坛潜水一年多。可惜直到它被关闭，我都不曾结识一个维吾尔人，而在别的维吾尔人常出没的论坛，则几乎看不到一个对时事关心的维吾尔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但凡是汉语的维吾尔人论坛，几乎都没有时事或社会论坛，人们只谈风月。但我好歹开始知道普通维吾尔人的立场是什么，他们的处境和呼声是什么。 等我已绝了到新疆去的念头时，因为做维吾尔流浪儿童大量在内地当小偷的问题调查，无意中知道竟然还有个“维吾尔在线”，于是，先碰到了站方几位小心谨慎在京读书工作的维吾尔年轻人，然后，是站长伊力哈木。时在2007年夏。 伊力哈木全名伊力哈木·土赫提（伊力哈木是其本名，土赫提是父名），民族大学国际结算专业的副教授，“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他业余时间是个成功的商人和“一小撮”维吾尔人的精神领袖。伊力哈木大约生于1969年，新疆阿图什人，阿图什人在维吾尔人当中的地位犹如犹太人，此地人特别善于经商读书，历史上这里诞生了维吾尔大把大把的名人。伊力哈木毕业于东北师大，曾留学韩国日本，因为足迹广泛，伊力哈木通晓汉语、英语、韩语，“能说一些”日语、乌尔都语，“那不算啥”地能听懂中亚各国的语言。我结识的一些维吾尔朋友，大多都拥有令汉族人汗颜的语言天分，伊力哈木自称其语言天分在维吾尔人里“是中等偏上”。 伊力哈木的相貌容易被认为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矮矮的个头，挺着大肚子，秃顶较严重，——陌生人在头半个小时里，未必认为他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他曾屡次问我，他像我一样剃个光头是否可行，这个决心两年未下，看来最终由政府帮他光头愿望了。 最初，伊力哈木和我们交道时，约略有公事公办的架势，只在我见面向他用维吾尔语问好那一刻，他眉毛一挑、眼睛亮了一下，热度维持了五分钟，100W的灯泡就回到了40W的亮度。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对我并不真正信任的缘故。在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的过程中，他们曾与各地的民间反扒组织建立起联系，他感谢一些组织对维吾尔流浪儿的关心，——这些素不相识的汉族普通市民体现出远比政府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但一些反扒组织血腥的报复则让他认为，本质上汉族人还是无法理解也不愿意理解维吾尔人的苦难。 但到他家做客，小心地谈起我的新疆情结，说起我曾写过一篇《请对他们说一声yahximusiz》时，他突然像插上了一个五千伏电源般振作起来，抓住我的手。原来那篇文章转到维吾尔在线，竟一直被置顶。他说他一度怀疑是否会是一个真正的在新疆呆过的汉人写的，因为他相信有能客观平等看待维吾尔人的汉人，但不相信真有有反省能力的 “好汉人”。 在我，则同样无法想象，我会这么不经意地遇见这样的“好维吾尔人”。我说的“好”，是指好的谈话对象，因为我确实想不起我的汉族朋友里，有过像他这般让我觉得兴趣点和见识有如此匹配和过瘾的交流对象。——当然，他是我的老师。 伊力哈木当时身边就有位一直追随他的学生，是西南某个民族的孩子，所学专业完全与伊力哈木无关，仅仅因为伊力哈木身上绽放的神奇的魔力，毕业在东南沿海工作一年后，又辞职返回伊力哈木身边。此外，他还吸引了好几个不同民族的热心者参与网站的管理。 伊力哈木生来就具有一种非凡的魔力：他说话一激动，就有股力量像蒸汽顶着茶壶盖子一样让他时不时想站起来。他似乎拥有五十升的肺活量，能不换气地倾斜出几十个排比句，原话照录，不需要修改一个字就是一篇杰出的演讲稿，而这个演讲稿，光你看一遍就能体温瞬间上升。POWER，这是我能想起来的唯一一个词，他显然没有过任何修辞学和口头表达的训练，完全凭一股澎湃浩荡的力量，一种从胸膛里抓出的滚烫的带着血肉温度的热情和痴诚，打动你，催眠你，征服你。 二 这样的人，我不可能放过他，尤其是这个人的知识和见识，一个人是否能吸引我，恐怕这是最重要的。他似乎也绝无放过我的意思。第一天，我们聊了一个通宵，同去的小姑娘从未听闻一个如此的世界，一直好奇地睁大双眼，我们注意到她时，她早已趴在桌上睡着了。第二天，我意犹未尽，又叫上另外一位同事前往，直到天亮方才各自找沙发、地毯躺倒。 其实，与他长谈后，我在感慨认识这个人的神奇之时，偶尔会升起一种莫名的怀疑，他在敞开胸襟时是否会真的相信我，相信我有与他一样的坦诚。因为不用他介绍我也知道，谈到民族问题，普通维吾尔人之间往往都没法互相信任，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大哥”的眼线无处不在，一个处境逼仄的民族，绝望可以大量制造仇恨，也可以大量制造被出卖的灵魂。 而我，无论如何只是一个从未交往过的“和台”（Khitay，音“赫岱”）。 在当地有维族朋友或藏族朋友的汉族人，或许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哪怕与这位异族朋友有很好的关系，可以一起吃吃喝喝生意上互相照应，但多半都会默契地避免谈论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敏感时期。你可能会有一位维吾尔朋友，但随着时间流逝，你们会越来越不能诚实交流民族问题。这就是中国民族关系的普遍事实。 伊力哈木给我讲过一个疯子克里木的故事，此人二十年前曾在东南沿海炒外汇发了财，与当地汉人的交往中，深刻发现自己的族群在观念意识上的落后，也深刻感受到周围汉人对他的歧视，于是他狂热地想融入汉人社会，先是疯狂练习各地汉语方言，接着饮食习惯上完全向汉人看齐，不吃清真食品，每每大啃猪蹄，后来干脆到医院换了八升汉人的血，但他主动“被同化”彻底失败，人们看到那张中亚面孔，还是本能地横上一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客客气气的隔膜。 就如“和台”这个称呼，在懂维吾尔语的汉族人在场时，维吾尔人会用“汉人”这个词，但私底下维吾尔族人多半会常用“和台”这个称呼。同样，汉族公开场合使用“维吾尔”，而私底下会有不少人使用“缠头”这个词。对当地人来说，公开场合使用“汉人”和“维吾尔人”，不少时候只是自觉配合民族团结的一种表演。 “和台”这个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大量使用的称呼，被“老大哥”禁止使用后，于今，早已自然而然地悄悄附丽上了一种贬义的、私下暗语切口的意味。原本，“和台”即“契丹”，源于金灭辽后，契丹人的一支逃到新疆境内建立的西辽政权，它并无任何贬义，俄语里中国的称谓Кидай（Kitay）就应当来自突厥语。 而“缠头”源出“缠回”，得名维吾尔族人旧时以白布缠头的习惯，原本可视为无歧视意味，但清代官方公文中将“缠回”、“生回”与“汉回”、“熟回”分指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时，中华文化中心论的歧视性意味不言自明。 而“和台”与“缠头”在今天日益广泛的私下使用中，民间又赋予其全新的歧视性解释：“缠头”多被解释为脑筋不好使，纠缠夹杂不清。而关于“和台”，则更让人啼笑皆非，一位“内高班”学习后考入名校的古丽说，她父亲给她的解释是：当年汉族人来新疆时，基本上都穿着黑大衣，所以大家就用“黑大衣”（Khitay）来称呼汉人。——汉人大规模进新疆，的确是穿着黑色棉大衣的劳改犯开道，但这个维吾尔词语的误读却完全是在汉语语音基础上，而非维吾尔语的语音基础（诸位读者可品出其间意味）。 ——我不相信一个内心敏感的汉人在与维吾尔人、藏人交往时，会感觉不到有一道看不见的长城横亘在中间。——据伊力哈木介绍，“长城”一词在维吾尔语里还有一种称呼，意为“把我们隔在外面”。 第一次见面时，伊力哈木就给我讲过他的那种强烈不安全感，讲过一些这方面他知道的、他经历过的种种。当时，他刚刚经历过一次“大哥”的关心，家里的电脑、书都被搬去化验检查。他怀疑自己家里可能有小电子动物入驻，滔滔不绝之时会突然紧急刹车，抬头望望天花板，喃喃自语：“唉，党中央啊，我哈木可都是为了你好啊！” 我有一种隐约的分裂感：他虽然开玩笑说“我看我们中央政府真要是听到了我的真心话，那可是好事”，但这种状态下的生活，没有任何人会觉得自在。他可以认为，焦虑和不安全感是“老大哥”在看着他，也可以认为，这个明察秋毫的目光是“和台”的。而我，是“和台”的一分子呵。 第二次见面后仅仅两天，他的手机就始终无法接通，家里的座机好不容易有人接了，却是他的妹妹，她也在到处找他。 那天，我刚刚看完《窃听风暴》，我正被一种对人性的深刻怀疑强烈左右着情绪，我想这就是伊力哈木日常的感受吧。我在伊力哈木那里的长谈，大量是关于新疆的民族问题的现状、可能的危机、解决之道、他个人的理想追求等等。对维吾尔人来说，无一不是犯忌的内容。 我，一个“和台”，扮演一个假意对维吾尔人的热心人，诱使他滔滔不绝地说出内心的想法，讲出大量对“老大哥”的批评，然后我离开，“老大哥”破门而入。——当他坐在大功率电灯下的椅子上，不知道白天黑夜的时候，他是否会这么怀疑？他会对“和台”有信心么？如果我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否会因此彻底对汉族人失去信心。 这种纠结，我无法用文字表达。 三 知道我生于兵团，伊力哈木毫不掩饰一个普通维吾尔人对兵团人内心的敌意，甚至在我面前，他会故意夸张那种情绪，因为我和他热情如火刚好相反，表情肌实在不发达，或许总是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 ——我在他面前扮演过无知的大汉族主义愤青、扮演过党中央、扮演过自治区政府、扮演过沾满维吾尔人鲜血的湖南人代表、扮演过把新疆各个工程都承包了的山东人代表、扮演过掠夺了当地维吾尔人、当地汉人资源的国有垄断企业代表……我可能是中国带表最多的人吧。 他是在告诉对我来说只有概念没有细节的事实，是在倾泻压抑多年的表达愿望，我是在倾听和接受有关“把我们隔在外面”另一侧世界的系统知识教育。这是一个“和台”倾听一个“缠头”的倾诉，这是一个“和台”接受一个“缠头”的教育。 你们汉族当然是大哥，大哥说我都房子地方小不够住，小弟弟你让点地方吧，于是最好的地都让给兵团了，上游的水哗哗都截到兵团的地里去了。你说，国家发展的需要，东部的大哥需要小弟当原材料基地，暂时牺牲一下，没问题，石油、煤炭、天然气、棉花……拿去。也不求你的税收给我们维吾尔人给我们新疆汉人多留一点，但不要说每年国家拨款多少多少养着我们，这个话不好听对吧。 你看网上的汉族愤青，脑子很笨的，整天骂海外资本掠夺了中国财富，其实应该感激人家。你看，它们帮你解决了多少就业机会，把那么多农民培训成了适应现代管理的产业工人。没有台湾人、香港人办厂，内地人哪里会知道怎么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大企业？没有外资企业的示范，内地人哪里能掌握什么东西都可以山寨的能力？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可惜啊，我们维吾尔人有一颗感恩的心，但没人给我们感恩的机会，还有我们可怜的新疆老汉人，你看我们新疆什么都有，就是本地人没什么机会。 打个不正确的比方，汉族是个统治民族，是殖民者，到新疆来我们欢迎啊。刘晓波说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统治的话很对，哪个落后民族不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现代化？但是你看你们汉族人，最高端的行业，我们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经验没有资本，好，你们去干，简单的加工业，你们开厂子，我们当工人嘛，低端的工作可以交给我们，我们可以边被剥削边学习嘛。你看看西方殖民者，从来都是带去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他们高高在上，一个英国人从来不会跑到印度和当地人去抢重体力活，但你们汉族人带给我们什么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最高端的工作抢了就抢了我们不眼红，但连扛麻袋这样的苦力都要和我们维吾尔人抢，世界上哪有这么没出息的统治民族呢，我都替你们着急啊。 不是么？大哥哥到处打井、开矿、修路、搞建设，你说地下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是国家的，不是新疆本地人的，没关系，内地也是这样嘛，你守着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中石油中石化一来说对不起，地下有国家的资源，你搬家吧，你搬家了。没关系，你还需要劳动力嘛，正好小弟弟没活干，分配一点苦力活给小弟弟养家糊口好吧？苦力活的机会都不给小弟弟。你看看新疆一些招工启事，这个写着只招汉人，那个写着限招汉人。你们兵团的人受不了兵团剥削，人口流失，没劳动力了，你们放着一边更穷的维吾尔小弟弟不管，偏要跑到内地去招民工，来一个人就给几千安家费，提供住房家具——汉族大哥哥很多时候做事太不含蓄。 你说我哈木有语言天分，没办法嘛，我十七岁才接触汉语，拼命学啊，汉语这么复杂这么难懂的语言都学会了，像日语、韩语这样和维吾尔语语法接近的阿尔泰语学起来就快多了。你说我们维吾尔人有语言天分，都是被逼出来的啊，你看维吾尔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要么去中亚做生意，要么去当导游，只好拼命学外语，成绩好的就到西方去留学，不回来了。 为什么很多维吾尔人想独立，很简单嘛，在自己的家乡找个工作都必须懂汉语，哪怕是工地挖个沙子到小区扫个地当个保安也要懂汉语，懂了汉语还不一定给你这个工作。你们内地的汉人没有说一定要懂英语才可以到工厂打工、去扛麻袋吧？维吾尔人到内地去找工作，不懂汉语你当然可以不要他，但新疆是民族自治区，有宪法、有民族区域自治法。你看美国黑人，你白人如果因为种族肤色不雇用解雇我，我可以去告你，但你如果是一个维族人去告人家搞民族歧视，人家不理你，如果你敢到网上去说，人家就可以跑来抓你，说你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这个时候，受害者除了维吾尔族还有谁？还有当地汉族老百姓，这些人欺负不了维吾尔人，自己平时也受气，新疆的资源他们也没分，但怎么办，维吾尔人恨他们，是你们抢了我们的饭碗，是你们汉族人在欺负我们，我能分得清是哪个汉人欺负我哪个不欺负我吗？ …… 我知道伊力哈木不可能对我存有一丝的责怪或迁怒意识，他甚至认为新疆本地汉族是被愚蠢民族政策绑架的人质，但我得经常扮演这样一个坏人或愚蠢政策的代表，因为后来我介绍过几个关注新疆但却对此一无所知的朋友给伊力哈木，通常，这些新朋友在伊力哈木那里是“友邦”，而我则是干下了种种蠢事，让新疆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主犯。 四 “如果我不是一个维吾尔族，我肯定会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我是个维吾尔族，我首先得是个民族主义者。”伊力哈木曾重任在肩一脸自信地拍着胸脯说：“我们维吾尔知识分子里，学社科方面的人很少很少，内地的大学在新疆招生，法学、社会学、政治学从来就招的很少，经济学的有一点儿，你看维吾尔人里有不少理工科的专家学者，但他们不懂得自己民族的权益去怎么表达，那些老的搞文化艺术类的知识分子嘛脑子不好使，又活的像个娘们一样，我哈木自己能挣钱，我敢说我敢想，我不想着自己的民族，不关心自己的民族，谁去关心？”
伊力哈木自信是在为中央政府、为党操碎了心。因为他反对新疆独立，时刻担心新疆出现剧烈的民族冲突，虽然它认为后者随时可能。 伊力哈木反对新疆独立脱口而出的根本理由是：“每一次新疆的民族冲突，你首先看到的肯定是维吾尔人起来上街砍人，其实最后不都是维吾尔人死的多吗？如果中国出现民族分裂出现战乱，那肯定是维吾尔人血流成河，而不是汉族人血流成河。不要说你们汉族有十三亿人，光是新疆的汉族人，他们掌握的资源力量，都对维吾尔人有压倒优势。” 我曾多次问过伊力哈木，是否也有过独立的想法，只有一次，他一脸痛苦地认真想了一下喃喃道，有谁不曾幻想过生活在一个独立自由完美的国度，可以畅快自由地呼吸呢？他缓一口气道，你是一个对自己民族负责的知识分子，一个尊重历史也要尊重现实的知识分子，要有民族自尊，但也要有现实理性，独立是绝不能追求的。 好几次，他甚至这样反问并自答：“所有的汉族人都在担心，苏联、南斯拉夫的命运会不会落到中国头上，难道汉族人就没想过，维吾尔人也在担心吗？那么多维吾尔老百姓，只要有口饭吃，能活得好一点就非常满足了。就算血流成河之后，汉族人说你们独立吧，维吾尔人得到的是什么？从此世世代代与一个十三亿人口的邻居为敌？你想过没有，就算汉族人像瑞典人一样，大家和平分家，但是，新疆这么大的地方，这么长的边境线，你让汉族军队保卫你的安全多好，自己独立再搞一套东西，老百姓的负担多重？如果真像有些人想像的，独立后让美国人驻扎进来，那么我们就彻底变成双重仇恨的人质了。” 伊力哈木一直坚持认为，维吾尔人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完全不能脱离汉族人实现自由民主的进程，两者必须是紧密结合的。维吾尔人今日的处境，正是整个中国缺乏民主，缺少自由的产物，只有汉族人也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愿望，维吾尔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民主。 “但是，你们那些整天喊着自由民主进步的汉族人可是不关心我们”，伊力哈木目光闪闪地笑着问：“我们维吾尔人脑子很笨吗？你看看你们汉族多少愤青啊，他们一边说西方在搞文化侵略，在搞经济剥削，要反西方，要反西方的价值观，回过头又说要狠狠地镇压维吾尔人，要把我们维吾尔族全部同化，你看你们汉族人脑子好使吗？对不起，开玩笑我不是在说你。” 我们是在维权，是在维护宪法给我们各个民族平等的权利，维护民族区域自治应当享有的权利，不是搞民族分裂、不是在煽动民族情绪，有人说我们这是民族分裂，我们不能上这个当，不能真的去搞民族分裂煽动民族情绪。但为什么有些汉族知识分子一听到维吾尔人说我们争取民族平等，就跟着说怀疑我们是在搞民族分裂？ “在我哈木看来，只要生活在一个民族平等的自由的国家，是汉族人占多数还是维吾尔人占多数，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尊重各个民族的权利，是不是尊重彼此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如果我们中国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些周边国家的人才还会因为你制度的优越性被吸引到这边来。” 我怀疑，伊力哈木的有些看法，或许只敢对我分析：你看看中亚独立的国家，有哪个不是独裁者当政，一个比一个操蛋。有时候你会想，汉族人带来的难道就都是坏的影响吗？你看中亚那些国家，都是独裁国家，但斯拉夫化最深的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它的统治比斯拉夫化浅的国家要文明一些开放一些现代一些。我当然恨不得汉族人是像讲英语的民族那么文明。 伊力哈木认为，如果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新疆是一个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自治区，维吾尔人会因生活在中国为傲，中国就对中亚地区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因为维吾尔人的语言优势，他们天然会成为拓展中国在中亚文化、经济影响的排头兵，哪怕是对维吾尔人平等一些，情况都有不同。很多次谈到这个话题时，伊力哈木说如果有时间他要把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的建议系统写出来，我也很多次答应，我可以帮他完成文字整理。两年了，这个事情终于被彻底搁置了下来。 伊力哈木说，虽然维吾尔人受了很不公平的对待，但因为维吾尔人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一个善于向汉族学习的民族，维吾尔商人向西拓展市场时，很多时候得益于维吾尔人在十三亿人口这个巨大市场上与各民族的互相交流学习。伊力哈木举餐饮业为例说，维吾尔人与中亚很多民族其实是同一民族，饮食习惯完全一样，但国境线这边的维吾尔人的餐饮文化融合了大量其他民族的创新，服务意识服务水平，比起国境线那边的同胞，有明显竞争优势，譬如中亚国家现在流行新疆人发明的“大盘鸡”，名称都是汉语音译。虽然维吾尔人在中亚也是夹缝中求生存，但服务行业却逐渐落在了维吾尔人手中。 “难道我们维吾尔人，我们诞生过《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的维吾尔人只能推广大盘鸡、推广筷子？我们没有人才吗？”说到这里时，伊力哈木常会目光炯炯地扳着手指头，说他认识的多少中亚国家高官，虽然公开身份是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但其实私下自认为是维吾尔人。 “我们维吾尔人一点不笨”，伊力哈木说：“和内地的汉人比，像浙江江苏广东的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经验、意识都比不过他们，他们起步早有资本，但和新疆本地的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是温州人，汉族人是东北人。我们自生自灭，从来没人管我们，只好从小摊小贩做起，新疆汉族人嘛大部分生活在体制内，习惯了被安排被管束，他们比我们日子好得多，但靠自己力量做起来的你看有几个呢？” 五 伊力哈木最佩服的汉族学者是秦晖。我曾向他提过两次秦晖的名字，一段时间未见，他一口气搜集了大量秦晖的文章。他称秦晖是他知道的唯一可与西方学者比肩的中国人，他有很多观点想和秦晖碰撞，我好几次答应他，要找机会让他和秦晖认识，可我去年一系列的工作变动，此事就被无限地拖延下来。 他曾经最想认识的汉族学者是王力雄，他看过王力雄的全部作品，王的作品几乎全部被他转载过，他很想当面感激这样一位长期关心维吾尔人的汉族人。当然，也有许多观点想与王商榷。我拉他与王力雄见面认识后，伊力哈木多少有一点点失望。他用食指在自己太阳穴上比划着对我说：“王力雄先生有良心，这个人了不起，有人格魅力。我非常非常尊重王先生。嗯，他是不是文学家出身的缘故？我觉得他很多问题的思考方法不对，和我们使用的工具不一样，怎么回事？” 我想，与王见面后对伊力哈木的情绪打击，主要是因为写过《黄祸论》的王，对中国前景持完全不抱希望的悲观态度，这与伊力哈木高涨的积极乐观态度完全相反。如果按照王对中国前景的悲观预计，不但汉族社会要彻底崩溃，维吾尔人更会完蛋——“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说法，中国大崩溃，维吾尔人闹独立，那肯定汉族人会镇压，我们维吾尔人还不会被愤青杀光么？你信么？” 伊力哈木甚至好几天在反复咀嚼王力雄的观点，试图逐点粉碎王氏观点。等我第三次见到伊力哈木，他已再度恢复他特有的乐观。伊力哈木坚信，经济的开放，必然带动法律和整个制度逐渐向西方世界看齐，人们的观念也会逐渐改变，而私有制和公民个人财产的增加，必然带动权利意识的觉醒，最终会倒逼政府一点点放权，期间的博弈必然会伴随一定的社会秩序震荡，但大方向不可能逆转。“你们汉族人是个多么勤劳能吃苦的民族，我在全世界都没见过这么不知疲倦的民族，你怎么可能拿来与南美、南亚和非洲相比，是不是？” 5·12汶川大地震后，我曾临时赶回北京，那段时间，伊力哈木每天盯着电视。他的固执的乐观和维吾尔人角度，总能得出一些我不曾留意的观点，我记得他双眼湿润地感慨：四川人真了不起，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你们汉族人，在这么操蛋的统治之下，平时生活得像野草一样卑贱，像动物一样麻木，但你看看这次地震的四川老百姓，太顽强坚韧，太了不起，这样的生命力，这样的意志，你说说，世界上哪一个优秀民族，能比汉族表现得更好吗？有什么人能征服他们吗？你说新疆那么多维族人为什么要主动献血、捐物资，那真是被打动坏了啊。啧啧，这样的民族不应该也肯定不会永远是用这样的方式生活。哎，有这样的老百姓，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 伊力哈木认为，王误读或夸大了维吾尔人分裂意识，把普通老百姓都当成了政治动物来观察，在民族问题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上，王的眼界和思维方式还是紧盯着几个悲剧性的国家，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可能。因为新疆民族问题，伊力哈木甚至也怀疑过王力雄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思路。他觉得，某种程度上，汉族知识分子公开同情民族自决或同情独立，其最终结果也许是悲剧性的，因为你不可能指望所有汉族人都与你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几个民族能都觉悟到这个程度，在力量极为不对称的情况下，被激发起独立意识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发生对抗，不但少数民族面临灭顶之灾，汉族本身也因为必然残酷的镇压行为而面临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 关于民族自决原则，伊力哈木曾试图和我探讨，到底是这个共识重要，还是其本身想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能被解决才是根本？对民族观念和民族意识截然不同于西方的东方，难道没有更易被接受和更适用的共识么？我没有能力与他讨论这个问题。我是“和台”，我关心新疆民族问题，但它不是让我日夜寝食难安的问题，在今天还极难有制度创新可能的事实面前，我很难像他一样有热情去考虑未来复杂的制度创新问题。 伊力哈木很多关注和思考，我已完全只能倾听，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他曾给说，假如维吾尔人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前提下，分裂意识的人比例更高，其实是可以借鉴鞑靼斯坦共和国的经验，通过宪法和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保证其留在俄罗斯内，而不出现主张分离的政党获得地方政权的情形。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经验，新加坡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得失，欧洲各国处理民族矛盾的经验，都在他的重点研究之列。 是不是还有过一个汉族学者，一个汉族官员也像他这样想过问题，我很怀疑。 六
“维吾尔在线”被伊力哈木当作自己的儿子。 “维吾尔在线”的办站宗旨是“认识维吾尔历史，弘扬维吾尔文化，增强民族意识，推动对外开放，促进维吾尔自治区发展”。不过，伊力哈木对我介绍，除了拾遗补缺，为维吾尔人搭建一个汉语门户网站外，使汉族人和维吾尔族人有个了解、交流的平台，是最重要的考量，因为通过网上文字交流，可让那些无从全面了解维吾尔人的汉族人，能有了面对面的机会。 每次我们见面，他必谈到“维吾尔在线”，每谈到这个网站，他一定要在“我们维吾尔在线”几个字上加重语气，其热情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把大量业余时间倾注于此，论坛更是花费他极大时间，只要有时间，几乎每个帖子、每次争吵他都要认真点开看。他几乎熟悉每个ID的观点和最近说了什么。 我在“维吾尔在线”注册发过几篇文章后，他再和我聊天，完全把我当成和他一样整天泡在这个论坛上的人，兴致勃勃地谈起某个ID某个争论。其实我并不经常造访，我登录论坛，时间也更多地花在仔细看那些与新疆问题有关的长篇论文或资料上，因为在我看，大部分争论文章几乎不含任何营养，它只陈列和展示双方的偏见和狭隘。可是，当你面对那个热烈与你交流对他儿子看法的父亲，我只好对那些我完全不知道的事频频点头。 他真是爱这个儿子，甚至他在说某某某ID一定是“五毛党”时，都兴奋得满面红光，在他看，多个“五毛党”入驻，说明真是有影响力了。 我曾经是个优秀的论坛版主，用超凡的精力和热诚很短时间内让自己掌管的论坛兴旺起来。但那是在8、9年前，到了今天，我不但平时各种乱七八糟的爱好和活动多，经常要去访问的网站也多得顾不过来。 在我的文章屡屡被伊力哈木从我的博客转载到在线的论坛后，我实在承受不了这种羞愧，终于下了狠心，答应做个认认真真的版主。惭愧的是，我自律性如此之差，我的热情维持了两三个月，在经历一次网站关闭后，等到再恢复，我只是偶尔点个卯。我只能这样给自己找解释理由，因为网站关闭太频繁，所以上“维吾尔在线”很难成为一种固定习惯，尤其是今年最后一次关闭，持续之长，到它在海外设置服务器再度运行后，我一次也没有访问过，只在7月5日深夜，通过代理服务器艰难地爬了上去。 如果从增进维吾尔族和汉族的互相理解这个任务看，我觉得维吾尔在线的社区的目标根本没有实现，甚至我没有看出论坛上活动频繁的ID们，在互相理解上有什么明显改观。这个论坛社区上，内地汉族的ID约占一半，甚至更多，在我看，汉族ID上来确实是为好奇所驱动，但表现却像压根就没有去理解和倾听维吾尔人声音的打算，因为他们要忙着与民族情绪做坚决斗争。很多时候，论坛看上去就是《环球时报》、《人民日报》被零零碎碎搬了上来。而维吾尔族的ID，你同样可以看到很多人身上有着浓重的《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的痕迹——《环球时报》上“西方”与“中国”被置换成“汉族人”与“维吾尔人”。同一个系统教育出的两个民族，在此相遇往往会以互相扣帽子而告终。 伊力哈木非常期待的有大量维吾尔族人参与的情形，更在现实面前严重碰壁。在新疆坐办公室的人，看到“维吾尔在线”论坛上火爆的话题和争论，多半先会被那些标题吓住，所以，“维吾尔在线”社区，游客远多于注册的人，注册的人中，真正活跃的永远只是一小部分。“你别看他们不发言，他们只是怕丢了饭碗和乌纱帽而已，我们新疆很多人其实都在看我们维吾尔在线的。”伊力哈木很有成就感。 伊力哈木也许是对的。以我的长期泡论坛经历，观念一开始就有巨大分歧的人，一旦争执，从来不会一方承认另一方的观点，双方争的不是事实如何、逻辑如何，而是谁胜谁负。即使一方当场将另一方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输掉的一方只会选择机会再来。然而，争论过程中，双方已经悄悄完成了部分事实和立场的交换，即便一个ID与另一个ID从此结仇，他也会无意中受到对方的影响。交流的真正作用显现，是在争论双方离开争夺胜负的现场，回过头与自己的“同志”碰撞之时，这时，他会不自觉地把自己从对手那里悄然接受的东西传播出去。公开的争吵最终一定会在参与者中形成某种普遍的共识，而隔离争吵，则永远没有共识。 “维吾尔在线”头两次被关时，伊力哈木难受得简直要疯了，我甚至能从电话这头听出他想从胸膛里扯出什么来。我开始担心他这种情绪极容易受刺激的性格，在这种时候我发现，其实他是个非常固执很难做出妥协的人。直到有一次，他终于学会语重心长地教育下令网站立即关闭的小办事人员：“维吾尔在线”是手续合法的正规网站，得到自治区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怀，是展示我们国家开放和民族政策一扇窗口，你把它关了，正好给西方敌对势力以口实，你意识到了它对国家形象的损害么？这样的责任，谁都负不起啊。 当伊力哈木开始习惯自己的宝贝儿子一次次要求“被自杀”时，他这套将“维吾尔在线”的重要性上升到国家形象的说法已完全失去作用。 使他情绪急剧低落甚至气急败坏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网站被关闭，一个是被请去连续喝好多天茶。他状如被囚禁于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原地转着圈圈，满嘴“王八蛋”地痛骂小小的办事员、小小的官僚竟然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我就要打开网站，我看他们能怎么着，我还怕他们抓起我去坐牢么？” 伊力哈木是个总能顽强地乐观起来的人。上次，他可能和我整整唠叨了两个小时对网站被关闭的愤怒，下次去，他会像在井冈山茨坪的毛泽东一样向你描述起他想创办一个搭建中国与中亚贸易平台网站的宏大的愿景。他可以募集到多大规模的资本，可以有多大的辐射影响力，地方可以选在哪里，办公楼会怎么样，又多少各个民族的青年精英在这里能找到工作，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似乎明天就可实现。 他突然会冒出一连窜金光闪闪的创意，比如哪些汉语世界的网络工具，可以被翻译后，在完全空白的中亚国家拥有广阔市场，他放佛身后有一面巨大的地图，他随时起身不断在上面插上旗帜。——怎么样？我这个主意不错吧，我们维吾尔在线可以做得事情多得狠！ 七
我宁愿天天听伊力哈木在我耳边赞美维吾尔人，也不愿多听一次他对自己民族的批判。
我记得只有两次伊力哈木紧攒拳头谈起他的“维吾尔人需要大死大生、大灾大难”，此前，我已在“维吾尔在线”看过他那篇写得零零碎碎不成文章的文章。 夜深人静时分，听他民族反思，我看到屈原、陈天华、王国维、茨威格们不死的灵魂在我们俩的身边舞蹈。他面孔扭曲，咬牙切齿、呼吸急促、双眼喷火、浑身发抖。他像温柔地撕裂自己的皮肤般细数着这个痛恨着的深爱着的民族，这个堕落的民族、这个犯罪的民族、这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这个被绝望淹没的民族、这个被仇恨诅咒的民族、这个被艾滋病浸透了血液的民族、这个应当为自己羞愧而死的民族、这个没有未来的民族、这个只有死过一次才能活过来的民族…… 在网上，他经常也会为给内地汉人造成强烈恶感的维吾尔人的小偷、吸毒、敲诈问题解释辩护几句，当我谈到人们认为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一样享受了太多优惠政策时，他会激动地说起很多民族政策的扭曲事实与真相，但他谈到维吾尔族社会异常痛苦的现代化转型困境时，他会一点一点细数维吾尔族精神上的堕落和麻木，数到每根骨节都喀嚓做响。他痛恨那些不但把自己变成犯罪分子，还把孩子们也变成犯罪分子的“口里齐”（“口里”意为内地，“齐”在维吾尔语中有“者”或从事某职业的意思），痛恨那些绝望中拥抱极端主义宗教的人，痛恨那些幻想着独立后只要把新疆的石油卖给西方人就可像科威特人一样只管享受的人、他痛恨那些把自己的同胞当作要钱要权工具的官僚、痛恨那些对自己民族的痛苦麻木不仁却只盯着自己饭碗里二两肉的知识分子——你看看，全世界有哪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下由一个纯朴乐观善良的民族变成了一个令人不齿的堕落、绝望的民族？ 伊力哈木对某些民族政策恨得咬牙：我们在变成什么样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但现在却是盗窃、吸毒最多的民族。一个维吾尔人，他去偷去抢去犯罪，没人管没人抓，但如果他去谈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问题，去反映现在真实的民族问题社会问题，马上就会有人去抓他去关他。他掉到水里快淹死了，喊救命，警察路过不会管，他喊一句反动口号，警察立即会跳到水里把他抓起来。那些维吾尔的特权阶层，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自己向汉族人索取特殊权力利益的人质，那些汉族特权阶层，也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要挟中央的工具。我公开的时候，当然要骂中国民族政策王八蛋的地方，但对你自己的民族，你不能让大家把一切都怪在汉族人身上，去从别人那里找借口，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找到了借口，这个民族就是个最不幸的必然要灭亡的民族。我要是共产党，我给你独立，我要看着你堕落灭亡的笑话。自强者，天助之，不是吗？ 你上次也给我讲，浙江人怎么起来的，台湾人怎么起来的，不就是靠传统的标会聚集原始资本吗？我也给你讲过我们维吾尔族也有个和标会一样的互助集资的工具，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个分羊的仪式，由发标的人分羊。但是你看温州人起来，生意做到新疆来了，我们维吾尔人在干什么？历史上，我们维吾尔人在做大金融大买卖的时候，温州人算什么呢？过去汉族人什么时候生意有我们维吾尔人做得远？但你看看我们的有钱人，汉族好的没学到，坏的全学到了，有钱了不关心教育不关心未来，去行贿去吸毒，我们是身体上在吸毒，精神上也在吸毒…… 我很恐惧这样的时刻，当他细数着自己可怜可恨可悲的民族时，对我这样一个默默的听者，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我被一种巨大的悲怆的力量紧紧地压在椅子上无法动弹。 按照我们爱国青年的惯常标准，伊力哈木是个不折不扣的“维奸”。曾有一位网友让我辨析一个叫“罕见”的人的言论，并问我如何看待此人起名“罕见”，我回答道：“起汉奸（罕见）这样的名字，显然是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今天被骂成‘汉奸’的人，内心是真正痛彻地爱着自己的苦难民族的，而这个民族之苦难，多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原因，最后，‘汉奸’是种智力和精神上高贵的尊号。” 伊力哈木不是个好穆斯林，烟不离手，因为身体不好，酒比以前喝得少多了。关于宗教，伊力哈木知道维吾尔族被汉族人歧视的原因之一，就是对穆斯林的普遍偏见。虽然他知道我并非那种对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心存偏见的人，伊力哈木还是喜欢对我一遍遍反复强调。维吾尔族是突厥人，不是阿拉伯人，整个突厥语世界都很世俗化，没有哪个突厥民族国家是被宗教极端主义左右的，中亚有些突厥民族甚至也吃猪肉。 伊力哈木说起过网上流传关于巴勒斯坦人和疆独的互相勾兑的文章，意为中国政府一直在饲养白眼狼。他说这肯定是个无知的愤青造谣帖，想当然地以为维吾尔人会和阿拉伯人有什么亲缘关系，维吾尔人当然也会同情巴勒斯坦人，里边除了宗教情感外，更有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但在他熟悉的维吾尔人里，虽然同情巴勒斯坦人，但显然普遍更喜欢犹太人。 我很怕与他说起维吾尔族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因为它比起汉族人的“西化”要纠结复杂得多。一个愿意用最大的诚恳和理性去辨析的人，必须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因为维吾尔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纠结，不可避免地要与汉族与维吾尔族的关系紧密缠绕在一起。维吾尔人由传统的农业和商业民族走向现代工商业民族，汉族人肯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肯定也起到了刺激性的反弹作用。 一个肯定和希望汉族人能继续起到积极正面作用的维吾尔人，同时又看到了在汉族人普遍的观念中，维吾尔族只是一个“能歌善舞”、充满“异域风情”的、可供旅游参观的、日益将生活在橱窗中的民族，其内心的苦痛挣扎可想而知。 在看待维吾尔的传统宗教和文化问题上，伊力哈木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他似乎没有力气去仔细考虑这些问题，只是偶尔谈过，宗教如果能完成现代化转型，只起到一个民族道德、价值观念和文化习惯源头的作用，那就很好。至于民族文化，他觉得他以往在这个方面发言很少，他要好好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今天的维吾尔人不可能因为十二木卡姆、因为突厥语大辞典、因为福乐智慧受人尊敬。犹太人就不是因为《圣经》、《塔木得》受人尊敬的，如果犹太人只有前人的创造，犹太人和维吾尔一样不为人所关心。 “唉，我要是可以分出几个哈木来，肯定会写出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我根本考虑不过来。” 伊力哈木推荐我认识了一位“我们维吾尔人的拉什迪”，他希望我能好好宣传一下他这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同胞。“拉什迪”能写非常优美的汉语诗歌和散文，但他的文学作品都是维吾尔语的。我很惭愧，维吾尔人在汉族人心目当中，普遍只是与“小偷”、“好打架”、“恐怖分子”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甚至连这些汉族人最关心的问题，人们都无法公开谈起，他的“安拉已死”又会有何人关心？ “拉什迪”抱怨，从沙特过来的宣扬“瓦哈比”宗教极端主义的东西可以公开出版没人管，而他的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宗教批判的东西，却不能公开发行。这是我完全无法探知的一个世界，我没有语言，只能默默听他。这种被两种极端力量层层压抑覆盖的夹缝中努力用笔挖出一点点可以呼吸的洞穴的人，我无法公开对其表达敬意。 我觉得，有沉默寡言的“拉什迪”在场，伊力哈木的精神压力和负痛会轻很多，至少他会自觉地为自己悄悄地卸下一些东西。他经常会完全不顾“拉什迪”的腼腆和紧张，罗尽世上最华丽的语言，向我拼命赞美就坐在他身边的民族的骄傲。 其实，“拉什迪”们非常担心人们谈起他。汉族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心中的怕。 八 在维吾尔在线，曾有一位远比我投入更多精力管理论坛的汉族人，他是我的同行。他只是看到过伊力哈木的文章就被伊力哈木俘获了。
我很多次会下意识地提醒自己，我要时刻警惕伊力哈木，我不能被他蛊惑了，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方向。他是个巨大的黑洞，我只是个路过被他的引力俘获的小行星，我可以保持安全距离地绕着他转，绝不可一时冲动被他从此改变了人生轨。很多次，我会突然打断他的话，告诉他，现在我在提醒自己，你是个拥有邪教教主魅力的家伙，我不能被你给施了法术。好了，你可以继续说了。 这种时候，伊力哈木会盯着我笑起来。 “唉，你帮过我们很多忙，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其实吧，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很少，我不想麻烦你的，但你还是可以帮我们多说说话，多宣传宣传我们的网站。” 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伊力哈木。他要教书、他要办网站、要救助维吾尔流浪儿、要赞助支持一些维吾尔孩子求学、要支持维吾尔人维权，他还生意要做，甚至他还在股民论坛上写文章——“你不知道吧，我在那个论坛，很多人崇拜我的”。 伊力哈木曾离异，前妻留给他一个女儿，这个在北京读书的漂亮的小女孩儿我只见过一次（伊力哈木给她起名“维吾尔利亚”，让这个北京生北京长大的孩子永远不忘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民族。——这个名字曾引来质疑和责难，伊力哈木说，我当时就是要给她起这个名字。说起此事时，正值户籍档案电子化、各地纷纷出台起名规范化的草案。伊力哈木介绍，为使维吾尔名字与汉语译音规范化及电子录入方便，地方出台了一个维吾尔标准名字的东西，维吾尔人起名，只能从那几百个里边选，如果一个有文化的人想给自己孩子起个表中没有的、有新意的名字，理所当然会被拒绝。你们汉族人以前可以叫“卫华”，现在可以叫“嘉豪”，维吾尔就永远只能叫“买买提”？）。这个精力旺盛容易亢奋的人，有段时间身边只有那个追随他的学生和他妹妹照顾他。我觉得这样的人的单身生活不但节律无度易损健康，而且情绪也非常容易剧烈起伏走极端。我曾经还试图介绍一位很优秀的维吾尔族女性给伊力哈木认识，可惜对方对伊力哈木毫无兴趣。 我知道伊力哈木有时眼睛望着我时，想说什么，不过，他总是欲言又止。一个人他知道自己具有某种力量，但却克制不用，本身也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伊力哈木说，北京有藏学会，什么时候有过维吾尔学会？到处有人在关心西藏问题，没有谁在关心维吾尔问题。藏族人有王力雄，王力雄有唯色。我们啥都没有。藏族人的生存处境比我们好得多，国家每年对西藏是倒贴，而新疆是倒过来的。但人们同情藏族人，歧视维吾尔人，汉族的官员老板整天围着各种活佛打转转，我们呢，汉族人碰到的不是卖羊肉窜的，开饭馆的，就偷钱包的、吸毒的。你知道刘志霄（《维吾尔通史》汉语、维吾尔语版的作者）吧，他做报告的时候，他的维吾尔语里借用汉语的词汇比我们还少，他死的时候，我们维吾尔人排着队为他送葬。当然，我们维吾尔人自己也不争气，我们缺少能用汉语写文章的人，我们学社科专业的人少，我们的声音发不出来。我们其实很需要你这样的人，可我们维吾尔人没有像你这样能写的，藏族人不但有王力雄，他们自己也能写，他们的声音能进入汉族主流社会，我们没有。 “嗯～，你要帮帮我，帮我培养出几个像你一样能写的维吾尔人。”我当然愿意，但我能做的，只是如果有维吾尔学新闻专业的学生，我可以业余时间多交流，但我很难想象我介绍一个维吾尔族学生到市场化媒体时，会碰到怎样古怪的表情。 伊力哈木迅速地在自己培养自己，他让我每天把我订阅的《南方都市报》评论邮件转发给他，他要一篇篇仔细阅读并转载，偶尔，他也动笔写。“有一天，我们维吾尔在线也要像《南方都市报》一样，每天有我们自己的评论，我们不但要批评他们，还要拿出建议给他们。” 许多维吾尔在线的朋友经常提醒敲打伊力哈木，他在新疆的朋友们也提醒他，——随着维吾尔在线的影响力日渐扩大，他的话语权随之被放大。同样的话以前说和现在说，效果已经完全不同，很多人劝告他，说话不要太放肆，不能再向以前那样口无遮拦。这种劝告对伊力哈木似乎是无效的，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经常不分场合地攻击地方领导。 伊力哈木并不总能做到他极力想做到的理性。譬如他曾在分析民族政策的由来时，有时会倾向于阴谋论的解释，作为一个帮观者，我并不认为那种逻辑经得起仔细的推敲，就像所有中国人在试图证明自己凭空的动机猜测有道理时，都会举珍珠港的例子一样。有时候，我知道去反驳珍珠港的例子并不成立（航母是海军最重要的兵器，是珍珠港袭击成功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共识，当时罗斯福等认为海军最重要的武器是战列舰而非航母，罗斯福知道偷袭阴谋把航母调出让日本人扑空的说法显然不合理），并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不同处境的人，在解释同一问题时，会有完全不同的倾向，与逻辑能力与见识无关。 事实叙述的真实性，在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符合不同人群共同生活经验的、可传播的观念和事实，需要抽离具体的情境，甚至要有身份能完全超越的人才能得出，对维吾尔人、对藏族人、对汉族人（相对西方世界）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身处其中并被强烈煎熬，却能做到这一点，就实在有点非人类了。 邱晓刚曾这样总结：“人们常常对弱小一方许多年后还努力维持仇恨的做法不解或非议，然而考虑到他们除了诉诸道德别无平衡之术，也许该给他们更多的同情，一个处境逼仄的群体，其心理不可能不是狭隘的，这需要理解。” 自去年奥运之后，伊力哈木情绪败坏的时候明显增多，当然，也因为他被带去喝茶有关。那段时间，我不在北京，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他支持鼓励那些在北京入住酒店被拒绝的维吾尔人去打官司。——在他看来，北京与新疆相比，就像美国与中国相比。他常说，北京的国安也好国保也好警察也好，都有非常好的修养，知道文明执法，尊重程序，他也只敢躲在北京胡说八道。他曾自嘲，是不是我没出息，在新疆我肯定不敢批评政府，我现在经常都不敢回新疆。但是在奥运期间煽动打官司控告民族歧视的，无疑是非常犯忌的行为。 有一次我到他家时，他才刚刚结束喝茶，情绪极为低落，他说我已经做好交代家产该分给谁该怎么管的准备，我想我是不是该去坐牢了，这样下去我实在受不了啦，我都说你们还不如把我拉出去枪毙算了。唉，我的这个脑子已经快不行了。我坐牢也好，枪毙也好，总算解脱了。 年初，伊力哈木有次电话里突然没头没脑的说，如果现在有人说要去炸汽车，我会说我不拦你们，去死吧，大家都死了才会有人在乎你们，唉，我不怕监听，我就要说给他们知道。听到这次伊力哈木被捕消息后，一位朋友说，他心里很难受，因为有天伊力哈木在ＭＳＮ上说，我们的人民要流了多少血泪你们才肯关心我们？他无法承受这份沉重，把他删除了。 在这个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表达一种同情和理解，当一个人、一个群体无法知晓另外一个人、一个群体的处境和感受时，同情甚至都是浅薄的，仅仅是出于一种对自己良心免于不安的反应。 今天，我曾试图回忆与他最近相见的细节，寻找到他会因情绪日渐失常观念变化的迹象，没有。虽然，他年轻的妻子和2岁的儿子突然被从阿图什接来，让我想起也许他是在做最坏的准备。但我记得最后一两次见面时，他曾兴致勃勃提出建议，等他再准备好一些资料，把一些想法厘清，由我执笔帮他系统整理记录他的观点，出一本书。“我要自己开印，既要让汉族人听到我们维吾尔人真实的声音，还也要影响那些脑子不好使的家伙，怎么样？我这个计划想了很久，这次咱们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九
韶关出事时，我正在为别的事情焦头烂额，好几天后才上网看视频看报道。 我觉得，它无疑是中国民族隔膜和民族矛盾不断积累下来必然要引发的悲剧。 在汉族人看来，维吾尔人完全是法律上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特殊民族，因为内地城市里，维吾尔族小偷极为猖獗，卖糕敲诈勒索者，甚至往往以暴力威胁，但警察几乎不管。在内地汉族聚集区发生这样的事情，维吾尔人形象可想而知。中国的民族政策，普通汉族老百姓很容易感受到其明显的优惠性和倾向性，但一般不认为它不恰当，但是对维吾尔族人，人们显然认为，他们是被政府纵容惯坏了。 在新疆本地与维吾尔人混居的汉族人那里，这种感受就更为强烈。我的同行Ｃ，是从爷爷那一代就开始住在二道桥的汉族人。他认为，维族人可怜，受政府欺负，但汉族人更可怜，受维族人和政府的双重欺负。在Ｃ的记忆里，他从小到打就一直被维吾尔同龄人欺负，在胡同里独自碰到一群维吾尔年轻人时，只能硬着头皮不看那一片敌视的目光，但往往还是要被肩膀故意撞一下，胳膊肘故意碰一下，至于日常生活中，维吾尔小摊贩只针对汉族人的强买强卖则给他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刺激。直到1997年乌鲁木齐抽调军警大规模打击“三种势力”。——多少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看到我们自己的军队来保护我们。公共汽车、商场到处要开包检查，但只查维吾尔人不查我们，哪个老维敢顶嘴，上去就是一枪托，要不就直接丢车上去抓走，我当时终于出了一口恶气。Ｃ说，他刚到北京时，甚至都有抓住一个维吾尔人痛打一顿的冲动。 中国是个地域歧视和城乡歧视极为普遍的国家，即使主流文化中也随时充斥着地域性的歧视，譬如春晚的各种小品类节目就不断地重复塑造一种身份和性格的偏见。不过，在社会封闭时代，它带来的问题并不严重，并且它本身就是封闭时代的必然产物，但在开放时代，它的伤害性和副作用就明显显露出来。汉族人之间尚且如此，加上疆独和反恐因素，则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可想而知。 由于事关民族问题不得报道讨论，只能依赖互联网上私底下的传播讨论，维吾尔人是犯罪民族且不知好歹妄图独立的看法逐渐发酵升温，这种观点不但在《环球时报》培养的读者那里普遍存在，在自诩价值观向西方看齐的人那里也普遍存在。几年前，“杀光这些维吾尔畜生”的说法就在互联网上出现，但在中国，这类不和谐的声音一般会自动消失，但情绪却并不会消失甚至因此升温。 所以，韶关民族冲突事件中，视频中施暴者的残酷和狠毒并非毫无来自。传言中的强奸案本身就是民族隔阂和民族仇恨的产物。尽管传言中，强奸—迅速破案－迅速释放，再强奸－再迅速破案－再迅速释放，还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十来天内。放在任何时候，它都不符合我们起码的共同生活常识，但事发后，很多人依然坚信发生了连续的轮奸案——在一个维吾尔族工人只有八百人的两万人的大厂里。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维吾尔族人就是这样不可理喻的野蛮人，而政府则是不可理喻的纵容维吾尔人的政府，至于事后政府的说法，因为其公信力早已流失，政府的话肯定与真相相反。所以，在韶关的工厂，参与施暴的人根本不需要任何动员和任何事前组织，积蓄已久的愤怒可以一瞬间就爆发出来。 伊力哈木后来说，那不是斗殴，是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仇杀。它当然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它是民族政策失败的产物——民族仇恨驱动的一次民族冲突。 7月3日，我的博客上有人跟贴道：“牛博对维吾尔人遭受的惨剧失声了。”7月4日，一个跟贴这样警告：“如果涉及到汉回之争，那我的枪只能对准你了，不许动，动就打死你，知道不，小子！” 当然，偏见不会对足够文明的人产生行为扭曲的作用。厦门的一位朋友说，前些天，厦门的城管砸了一个维吾尔族人的瓜摊，市民们闻知后，纷纷跑到那个维吾尔族人那里去买瓜，7月5日之后，他担心那个维吾尔族人的摊子是否会被同一拨人砸掉，没有。呵，厦门这伟大的城市。 如果官方对韶关事件出于其既有逻辑中的善意，故意隐去民族特征，将之尽量克制地描述为一次刑事案，这种善意能有多少人领情。而那个倒霉的朱某，如果官方报道属实，其实只是又一个“罗刚事件”中的“梁少南”而已，我不知道他会遭遇什么样的惩罚，处在他那样的位置，无意中触碰引发的一连窜大规模的血腥暴行，是否会让他在日后依然认为，他或许不该写那个帖子，至于维吾尔族人，他的看法却一点没错？ 施暴者炫耀功绩的视频被上传到网上后，视频内容本身以及大量跟贴者盛赞壮举的言论，对维吾尔人的刺激可以想象。 在平时，维吾尔人可以上网看到汉族人对维吾尔人的讨伐和仇恨，但汉族人却看不到维吾尔人的声音。来自维吾尔人的这种情绪恐怕要更复杂更为强烈。我几次听过新疆的汉族朋友说，如果没有“维独”，我们没准会支持自己搞疆独，央企把新疆的资源全部抢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十大富豪里，一多半是从内地跑这里没几年就闪电发家的。 新疆本地汉族痛恨的对象往往清晰而具体，维吾尔族人的痛恨则往往会迁移到整个汉族人身上。我在做维吾尔族流浪儿从事小偷问题调查时，也听到有反扒组织成员说，有次抓到小偷，对方理直气壮抢人，说，你们到新疆抢了那么多东西，我们才偷了你多少东西，你能抢我怎么不能偷？这个逻辑把反扒组织完全听傻了。 我的那位同行Ｃ，近几年回新疆时，惊讶地发现，周围很多汉族人开始同情维吾尔人，觉得维吾尔人可怜，政府什么也不给他们，工作机会也没有。而在以前，维吾尔族人针对汉族的攻击行为特别多的时候，周围没有人不恨维族人的。 ——回到韶关事件。近几年，随着严打三种势力，新疆的治安秩序大为好转，但在维吾尔族的部分群体中，生活发展空间却日渐逼仄。为缓解新疆本地尤其是南疆维吾尔族社会巨大的失业人口压力，于是有了政府组织大规模劳务输出的决策。据“维吾尔在线”斑竹海莱特介绍，一直盛赞资本主义、坚信经济终是解决一切问题最重要途径的伊力哈木，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时，一致赞美这项在他们看来是迟到的举措——任何一个农业民族变成工业民族，都必须经历远离家乡、抛弃土地走进工厂接受雇佣剥削的痛苦洗礼，不如此，无法从农村进入城市，也无法由传统走入现代。 不过，这个在内地是以自发力量驱动的人口流动，在新疆，是以强烈的计划经济的方式进行。一个英明正确的政策，只要通过官僚系统的动员执行，它必然带有这个官僚系统各级组织成员执政水平的强烈印记，它甚至决定了一项政策最终效果。上层出思路，中层分任务，基层则粗手粗脚落实任务。如同内地许多地方搞计划生育一样，劳务输出在许多地方伴随着各种不可思议的强制和惩罚性手段。一项本应该缓解民族问题的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了大量足以抵消其积极意义的反作用。几十年来，中国的民族政策莫不如此。 而韶关事件视频里，那些操两湖口音的施暴者，并不知道四千公里外，那些同为劳工的维吾尔族人是怎么来的。据一位此前曾报道过新疆劳务输出的同行介绍，劳务输出主要是女工，那些男性劳工很多是怕他们正爱恋着的古丽们到了内地会被人抢走才积极报名的。 韶关事件，检讨的不应当是当地企业——他们未必真需要千山万水从新疆组织来的劳动力，他们原本就担当了一部分可以不承担的促进民族关系的职责。需要反思的是，政府动用其强大的行政动员能力时，完全未考虑到社会和民族情绪，未考虑到其行政动员能力本身带来的巨大副面效应。7月5日乌鲁木齐骚乱发生时，谈到韶关事件，一位新疆本地的汉族同行这样说：“你让天生经商的民族去种地，去打工，这和组织贩黑奴贩猪仔有什么差别，新疆的石油工业不允许维族染指，却假惺惺让人家去广东打工。中石油在非洲都不敢这么干，非洲规定必须雇佣本地多少工人，就这样，苏丹反政府武装仍然不干，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才绑架中国工人。” 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对各自在国家所处地位感受截然相反的例子，并非只有今天的中国，当年苏联的情形与今天的中国几乎完全一样。但专制国家并非总是如此。伊力哈木曾对我说，毛泽东的时代，新疆的民族关系比现在好得多，相比之下，也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对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他纵有千般不喜欢，也因为这点会怀念那个时代，会感谢毛。立在喀什噶尔清真寺对面的毛泽东像，据说是因为当地人阻拦才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在二三十年前消失。认为毛的时代民族关系比今天更好，在新疆几乎是各民族的共识。然而，解释却千差万别，最愚昧疯狂的，莫过于认为那个时代的民族关系是靠王震的枪杆子出政权的结果。 在我个人看，无论你认为中国今天的民族政策有多糟糕，汉族是一个多么缺乏与异族拥有共同生活经验的民族，尤其是与文化、种族有迥然差别的民族，但中共建立政权后，它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大幅提高了汉族人的政治文明水平，在观念上，是革命性的巨大进步。甚至它在一段时间里，可以因民族政策实际执行的效果，有足够自信去嘲笑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此前，乌鲁木齐的名字是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迪化”，它是一座长期执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城市。 然而，毛时代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用的是复杂问题简单处理的手段，即国家控制了一切社会资源，控制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高度意识形态的政党，以超民族面貌出现，它只要在社会资源的调控和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上，采取均等和稍稍的向少数民族倾斜的政策，就必然会赢得各个民族的基本认同。但这种社会组织却是以低效率和高昂成本运行的社会，它必然无法维系。 改革开放后，民族政策中甚至加大了倾斜的力度和具体范围，但社会的资源分配和机会分配，显然已远非国家能直接掌控，在民族自治区，民族政策的调整范畴应适用于一切领域，而非只由地方政府直接掌控的政府机关以及文教卫和国有企业，但问题是在这个国家，有些法律是永远只写在纸面上的。而不在其调整范围的地方，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必然逻辑下，只要是市场机会认为雇佣汉人就更便捷，便会无情地排斥少数民族。如果加上当地国家机器的加速腐败，资本对权力的腐蚀，央企对地方的掠夺。纵然真有对少数民族的千般照顾，维吾尔族人的日益被边缘化和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便是无法阻挡的自然趋势。 7月6日凌晨，我和Ｃ两人守在线上，一边互相报知对方最新信息，一边讨论新疆民族问题的症结和由来。Ｃ的家在乌鲁木齐领饭巷和新华南路一带的维族聚集区，他父母住在一幢混居着维汉两个民族的居民楼，他的父母在外面沸反盈天的喧闹声中坐卧不宁。Ｃ说，无论如何，我下次回去一定要让父母亲搬离那里，今夜之后，两个民族肯定会埋下新的仇恨的种子，那里绝对不能再住了。 同时在线的，还有一年前我在乌鲁木齐碰到的大牛，他感慨道：“不幸一语成谶，《乌鲁木齐篇：找个肩头痛哭一晚》。我特别难过，像我们去年奥运会前的那次二道桥大酒，会不会成为绝唱？” 7月7日，更大规模的骚乱。在紧张焦虑和难以言传的伤痛中，我突然想起我竟然又忘记了写杨增新这个人。我用心寻找这个人的资料，是因为几年前在一个论坛潜水时，看到一个向上级政府反应地方民族政策问题的公开信，第一自然段中就出现了当年“杨增新将军”如何如何的字样。这个1928年7月7日遇刺身亡的人，居然在80多年后还被人记起，这是怎样一个传奇的人物。在包尔汗、广厚的回忆录中，对这个云南蒙自人平静、诚恳的怀念和追忆之情颇能动人。我曾和伊力哈木争论过这个人，伊力哈木认为他是个搞愚民政策的混蛋，在我看，他是中国旧文化训练出来的杰出统人物，只有曾国藩堪与之相比。我一直想为之写个长篇，告诉迷信枪杆子的愤青，无论是在民族问题还是对外争取平等上，有一种力量、智慧和艺术，是他们完全不懂的。 7月8日凌晨，伊力哈木被捕。我第一次与伊力哈木深谈时，就有强烈为他写传记的冲动，一半是对这个人的传奇和能量的由衷崇拜，一半是为他身上的东西所打动。 我做事从来喜欢拖拉，但我在内心答应自己的这篇关于伊力哈木的文章，拖拖拉拉却是由于某种隐约的怕，就像我始终不愿靠他太近的缘故。从伊力哈木给我电话开始，我枯坐一夜，很多东西想写，让我坐立难安，却敲不出几行文字。连续不眠，终才写出半篇，却为发布与否犹犹豫豫，我征求意见，只为获得鼓励。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所有的人都建议不发时，我发现，专政的恐惧在于人内心中自身的恐惧，恐惧是会互相传染的，这个是可以克服的。 当我回拨伊力哈木的电话，总是提示已转移至人工呼叫时，我发给他一条短信，希望他还能看到：“你一定要坚持住，好好活着。” 再见，伊力哈木！ July 11 声音S按：在冉云飞老师的博客看到以下的文字，在这个缺乏真相的当下(政府和媒体公信力的缺失让我对于统一口径的报道总是心怀恐惧，联想到上个月有关韶关事件的另一种声音，7·5事件真的不愿再往下想了-_-)，也算是一种补充的声音。 中华民族不(仅仅)是汉族，中文不(仅仅)是汉语。 有关《我的西域 你的东土》因为没看完，暂时持保留意见^_^ ........................我是转载的分割线........................ 不知道冉老师是否还记得我，去年10月去成都开会，特意拜见过您。
今天写信给您，是想和您交流作为一个新疆人，我对于乌鲁木齐事件的一点看法。
我在新疆北疆一个边陲小城长大，虽然那里也官僚腐败，但是当地维吾尔人比较少，大多是一些人数较少，性情温和的少数民族，基本上没有反抗当局者的行动。
我在新疆大学上的大学。在新疆的大学，民考汉即少数民族在汉语学校毕业的，都要被分在一个班，汉族要另外分班，还有就是民考民的班，是从小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学生，有少数民族，也有少量的汉族学生。
自从我们上大学后，所有的课程都必须用汉语教学了。而我们上公共课时，汉族会有一个合堂，民考汉和民考民会有一个合堂。当我们少数民族课堂上课时，因为学生听不懂汉语的专业词汇，老师一着急，经常就蹦出维语来了，而我们这些民考汉的学生都听不懂，很懊恼；维族学生也一样，因为从小学习汉语，维语的专业词汇也听不懂。影响了我们两方面学生的成绩。
我听说内蒙古到现在为止，大学里所有的课程都分蒙语和汉语的，包括体育系。在那里中文系也不叫中文系，而叫汉语系，因为中文不止汉语（这是很多人忽略的事实）。
新疆的大学都有预科班，所有新疆的民考汉（出疆的）、民考民和汉考民学生都要上。民考汉上一年预科，基本上就是在重复中学的课程（学费很贵），在疆内读大学的民考汉则不用读预科。民考民和汉考民要上两年预科。预科如果毕不了业则需要继续降级，一直读到考过HSK（汉语过级考试，相当于中国的托福。很难考，题目很怪，汉族学生都不会）。考不过的学生中，条件差的读了一两年预科就回家了，有些条件好的哈萨克族学生则可以留学哈萨克斯坦（据说她们去那里留学，哈国有优惠政策）。而很多勉强过关，或者作弊过关的学生，后来的专业课对她们来说则是梦魔，因为都是汉语。所以大批量的少数民族学生成绩超差。这样也会影响到少数民族毕业生的就业，尤其是民考民的学生，就业很困难。
而对于穆斯林的宗教干涉，我上大学后也看到很多。比如到了她们封斋的时候，宿管大妈会晚上突袭我们的宿舍，看穆斯林的学生是不是又在封斋，学校还会命令民考民的班级（这些班级基本上都是穆斯林），全班必须放学后食堂集合，一起开饭。
我觉得少数民族的信仰自由，很难得到保障。一方面是信仰伊斯兰教被政府阻挠，另一方面是信仰其它宗教受到本民族的阻挠。我大学期间，我的一个同学，她们几个姐妹都私下里信仰了基督教，而在她们（穆斯林）民族里，信仰其它宗教是很受歧视和排挤的。（虽然我不喜欢基督教，但是我支持她们信仰自由）
一方面是汉维两个民族间有歧视，另一方面，像我们这些非常少的少数民族更加没有地位，汉族觉得我们是少数民族，歧视；穆斯林民族觉得我们不是穆斯林就是和汉族一样，也歧视。
另外我想谈谈对于王力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的看法。我觉得王力雄这个写的跑偏了，《你的西域，我的东土》是对新疆问题的误读。作者的所有思维都建立在他和维族朋友两者的二元对立上，忘了新疆是由40多个民族组成的多元社会（这一点从他的题目中就可以看出，所有的东西建立在“你”、“我”二者之间，没有第三者）。他不理会新疆其她的人怎么想，随行的回族司机经常有不同的想法就被他认为是被政府洗脑，却从不理解对方为什么会有和维吾尔族不同的想法。 这是其一。
其二，王力雄似乎先入为主地把新疆的民族问题对立化了。实际上历史上新疆很多民族可以和平共处的，而王力雄文章的所有立足点都是在民族对立的基础上，我想他还没有深入民间。
另外我还想说一下，作为一个少数的少数民族，我对于新疆独立的看法。从我个人立场上来说，我不赞成新疆独立。因为我觉得穆斯林民族的民主势力太软弱了，一旦新疆独立，必然成立一个原教旨主义国家，我是反对政教合一的国家的。也许有人说那是她们民族的传统（说这话的人根本不考虑生活在新疆昂的其她民族），但是我想说，在原教旨主义国家里，很多自由难以保证。其一，同性恋必然是会受到打压的（在原教主主义国家，常常处死同性恋者）；二是女性也会有更多的社会桎梏。（目前的乌鲁木齐，许许多多的穆斯林女性，脱下了长袍，穿着时尚，她们愿意拥有这种可以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而在原教旨主义国家，这样的自由恐怕是很难很难）；三是信仰其它宗教的自由也必然遭受更大的冲击；四是，其她少数民族怎么办？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怎么办？
所以，从立场上我是不赞同新疆独立的。从新疆的现实来讲，更加不可能实现独立。新疆的周边中亚国家早已与中国政府组成了上海合作组织，这个组织已经从反恐走向了经济合作（哈萨克的油管直通中国内地），连俄罗斯也想掺和进去。而且对于中亚国家来说，她们需要中国这个强邻来与俄罗斯之间形成制衡，保障她们的主权不会过多受到俄罗斯的干预。所以周边国家不会支持新疆独立。
从新疆自身来说，新疆有40多个民族（47个？忘了），大部分民族不是穆斯林，这些民族需要的不是一个取代汉族强权政治的维族强权政治，而是一个民主的体制。她们生存在这些大民族之间的夹缝中，已经足够了。
新疆的问题不是民族问题，而是自由民主的问题。而中国政府是不会给中国人民主和自由的，维吾尔人也不可以，所以问题便无法解决。矛盾爆发时，便已民族问题的方式出现了。
对于现在新疆的局势我也很担心，希望我认识的人都能完好无损。如果冉老师能把我的信公开，我很高兴。 P.S:民考汉，是指少数民族，在新疆基本上是指维族考生报考汉语考试的各个专业 民考民，是指少数民族学生上自己民族的学校 汉考汉，是指汉族使用汉语言考试，不更改自己考试使用语言 July 09 乱...S按：刚下了《我的西域 你的东土》，继一年前之后再次补课...7·5的新闻统一口径让人真的很难确定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人说维族天生凶残暴力，有人说这种凶残暴力完全是民族倾斜政策结出的恶果...我依旧还是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之一，在努力试图多了解一些...
记得曾经在开心网上做过一个关于理性与否的测试，是关于牺牲一个无辜生命或是九个自食其果生命的选择，一向自诩理性的我选择的答案却恰恰是非理性的牺牲一个... 悼念生命的消逝，坚持暴力的反对... .................................................................我是转载的分割线............................................
听到乌鲁木齐发生了暴乱，心里面一直无法平静，一天都在不断的搜寻各种信息，无法静心工作。因为这里，对我的意义，和大多数人并不相同——这里曾经是我的家园。 网上言论铺天盖地，有过激的，有平和的，但是我想，对于这里大多数的人来说，那都是一个遥远的地方，遥远到甚至连想象都会出现两种极端，或者认为那里的人都在住帐篷，或者认为那里和其它城市没有任何不同。没有人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即使是有心人，也只是从网上查一些资料，然后得到一些统计数据
虽然已经有九年没有回去了，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够以我的经历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乌鲁木齐。
我想大家经过这两天，对乌鲁木齐的资料应该已经知道一些了，乌鲁木齐，现有200多万人，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各项统计数据放在城市堆里都不算显眼， 不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项数据却和别的城市不同，那就是城乡人口比例，城市人口的比例达到80%。这个指标现在已经不算什么了，但是在那个年代，大多 数城市（即使是北京），基本上都是城市人口少于农村的。 这个80%的指标里面隐含着很多的东西。第一个，可以说明，乌鲁木齐是一个完全移民化的城市，而第二个，更重要，乌市更是一个几乎由平地生长起来的工业化的城市。只有在很短的时间，通过大量的投资，才可能造成这样悬殊的城乡人口比。
实际上,自从49年中央政府进疆之后,便开始了持续的汉人进疆活动,一开始是王震的一兵团分赴新疆各地,然后就地驻防.
不过在整个五十年代,似乎并没有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因为这个时间段来新疆的人,都基本是零散的,.我父亲的单位,有八千职工,五十年代来的很少,问起他们的经历,一般都会自称为盲流进疆.
而占单位绝对多数的职工,则是六十年代来新疆的，这个时间段，大概是63年到66年间，因为66年之后，再来新疆的人，就没有全民所有制的正式工作了 （家母正好赶上这个点，于是虽然有工作，却是集体所有制，一辈子都十分郁郁）。他们几乎有着相同的经历,即入伍、复员转业、不愿意回家乡、然后就来了新 疆。
而复员转业的军人，似乎来自各地的都有，但是最多的是陕西和四川，甚至到现在，老陕和川帮的斗争仍然在很多单位里反复出现。
在六十年代之后，新疆的移民就基本上停止了，不过这批人是有组织的移民，而且带有半军事化的性质。
现在，大家知道新疆有生产建设兵团，但是大多数人却不知道，当初新疆的兵团要比现在大的多。现在的兵团都是一些农场，又叫农垦兵团。而在80年代之 前，新疆的大部分工业也是兵团建制的，新疆现在的很多局前身都可以追到工业兵团的某个师。可以说，新疆的汉人大都是兵团的后代。
比如父亲的单位，是建筑公司，而在80年代的很长时间，都是以工一师工*团*营**连这样的名称存在，然后才改称新疆第*建筑公司*工区*队。虽然他们自从退伍之后就没摸过枪，但是这种建制，已经说明了他们的准军事性。
当父亲们复员转业到新疆后，自然就遇到结婚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托朋靠友，从内地介绍，而当时的政策，这种婚姻的女方，仍然是由国家分配工作，并且享受全民所有制待遇。政策的取消应该是66年或者是67年。
于是，大批的家庭就这样出现了，随之出现的是婴儿潮，这一点倒和全国同步，在64年到78年间，无数的家庭以平均4到6个孩子的速度生育着中国的人口，一举将中国人口推过10亿大关。
这批第二代，就是现在新疆汉人的主要组成部分。
对我们这些第二代而言，新疆就是家，而父母的出生地则十分遥远，虽然我们现在说起来，都会说自己是陕西人、湖北人或者四川人，但是，实际上，无论我们喜不喜欢，新疆的印迹都已经被留下了，因为一生的记忆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前面介绍过，最早的乌鲁木齐其实很小，城外就是戈壁滩了，好在有一条河从天山流下来，叫乌鲁木齐河，经过人工修筑之后，宽阔的河滩被约束成了和平渠， 而原来的河滩则被改建成了公路，如果看地图，就会看见，城市被一条道路纵贯南北，这条路就叫河滩公路。而其实城市的发展，也是沿着南北展开。现在乌鲁木齐 有很多个城区，而最主要的城区还是原来那三个，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新市区。所有的事情其实也发生在这三个区里。
在父辈们刚来到乌鲁木齐时，这里就是南门北门那么大的地方。自然容不下那么多单位，而各单位唯一得到的政策，就是城外的地方随便选，于是大家采用的差 不多是跑马圈地的方式，划出各自的红线，然后在里面开始盖房子。从半截在土里的地窝子到土房到砖房再到楼房，即使你现在去乌鲁木齐，仍然会发现很多地名实 际上是一些单位名，比如地质局、物质局、二建之类。我们一般都会称单位的住地为院子，也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等到我们懂事时，乌鲁木齐已经很大了，北边越过了红山，发展出很大一片新市区，南边则一直可以到雁儿窝列士陵园。而实际看来，乌鲁木齐就是一座汉人的城市。在八十年代，曾经由政府下过一个通令，所有的牌匾上必须写上维族文字处理。这大概也是成立民族自治区之后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结果吧。不过对于小商铺而言，想让装修工翻译出那些曲里拐弯的文字，确实很麻烦，所以现在的大街上，仍然是到处都只有汉文。
我在这上面，好象多次说到八十年代，想一想，这个确实是最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在此之前，新疆的汉人的感觉中，维族人几乎不存在，因为他们都很老实，也 很善良。甚至以后的很长时间，我们也都在说，是汉人把他们带坏了。父辈们流传着六十年代的一些传奇故事，都是说一只钢笔换一头羊，或者一个什么小物件可以 换两面袋子杏子。但是自从八十年代之后，这一切都在慢慢改变，也许，今天的悲剧确实是那时候种下的。
而在这之后，维族人在我们的心目中，逐渐变的凶恶起来。强卖现象就不说了，这是每个汉人都会遇到的。打架时成群上，不管有理没理。应该说，即使有很多 抱怨，但是在九十年代之前，我们和维族人还是经常打交道的，到自由市场买牛羊肉，还有买葡萄干，还有好多土特产，都是和他们打交道。当时的说法就是，在他 们那儿买东西，要就是问一下价不买，如果是讨价还价了就得买，不买的话，就可能打架。但是如果你狠一点，他们也不会怎么样。比如维族人的刀铺里，他们经常 会拿着刀在你眼前比划，似乎是威胁，又似乎不是，反正好象你硬一点也就过去了。
当时，在整个乌鲁木齐市，随处可见维族人，也随处可见汉族人。就象这次出事最严重的二道桥（就是国际大巴扎），当时，初中的我们，也是成群结队地过去玩。
但是，当我2000年回去探亲时，发现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闲着无事，就决定去我最熟悉的路上去走走。由二道桥，经解放路到南门，曾经是我们 最常走的地方。然而这么长的一段路，竟然发现全是维族人，而很少见到汉人了，所有的店铺都是维族的，甚至连招牌都有很多只是维文。 可以说我是在一种恐惧中走完这一段路的。而当我走到南门之后，再往前走，就出现了大片的汉人区。一街之隔，对比之明显，让人触目惊心。其实所谓民族的融 合，说到底就是双方自由往来，那怕相互之间有矛盾都不要紧。而最差的情况，就是双方各自聚居，老死不相往来。而乌鲁木齐，经过多年所谓的民族团结局面之 后，反而真正的形成了双方民族各自收缩，集中聚居的现象。
说了这么多乌鲁木齐的历史，还是让我们回到google地图，看一看乌市现在的局面是什么样子。
乌鲁木齐的道路中，最明显的一条，是外环路，大家找到外环路的南段，这是一条东西向的路，然后再找河滩路（南路）。以外环路和河滩南路的交叉点为中 心，放大地图。然后，就可以看见更细致一些的布局，东面的第一条路，是新华南路，再往东，是解放南路，再往东，是外环路（东段）。再向北，找到人民路。维 族人的主要聚居区，实际上就在新华南路、外环路（南段）、外环路（东段）、人民路这四条路的范围内，而解放南路，则是其核心区，如果你看了新闻报道，就会 发现，所有出事的地点，也都是以这个范围向外扩展的。
解放南路，由外环线到人民路，是很长的一段，前面说了，解放南路上已经看不到汉族人了，但是不幸的是，很多辆公交线路还是会经过这里，更不幸的是，当 时正应该是下班时间。我很难想象出当时的惨境，那些能够躲到武警队伍里的，是幸运者，或者说，在解放南路上的，恐怕还多数是幸运儿，而那些在小街巷中行走 的人们（这个圈的外沿，仍然住着很多汉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当暴徒们向他们涌来时，也许他们已经有了本能的警惕和畏惧（这种本能是几十年生活的经 验），但是当英吉莎小刀划破他们的喉咙时，他们会想到什么？也许，这就是命吧。
暴乱发生之后，就不断打电话给那边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包括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会死这么多人。这边炸两个车，杀一两个人是常事儿，但是聚众游行发生骚乱，好象还是自八十年代最后那一年之后的头一次。
那一年的事，其实不用说了，内地闹的更凶，新疆自然也一样。大家都在人民广场示威，不过，当学生们发现，竟然有几千维人也来凑热闹时，就知道势头不对，不能和他们搅和，立即撤回学校去了。而果不其然，没多久，维人们就忍不住本性，冲进了市政府，将所有的东西砸了个稀烂，也由此开始了这里长期的动荡过程。
ZXB说，这次行动是由境外组织策划的暴力活 动，这个结论真的不太对。要知道，在现今的世界局势下，想通过针对平民的暴力来促成地区的独立，不但达不到结果，反而只会起反作用，让那些支持者们都无法 再支持。科比娅老奶奶，毕竟还是个上等人，大概确实只是想让新疆的维人们，站出来，表明一下态度，起码不能对内地的那件事毫无反应，因为这也不附和维族人 的生活方式。但是，要说，科比亚就是要让维人去杀汉人去把乌鲁木齐砸烂，这个就是十分的错误了。因为，在我看来，这短暂示威之后的不受控制的暴行，恰恰是 街头维人的本性暴露，因为，由古至今，他们还从未有过不把和平示威变成一场暴行的先例。
暴力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其有不可避免性，还因为，其实这样的暴力活动每天都在发生，只是分散的，而7.5日，则是集中的。街头几个维人将一个汉人打 的死去活来，然后拍拍屁股走人的事儿，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从开始的义愤到现在的麻木，都已经成为新疆的一大常态。这也是我们举家东迁的重要原因。看来我 们走对了，因为这一次，我们终于可以不担心家里人的安全了。
前面说过，所有的改变都开始于八十年代。对少数民族的倾斜政策，是全面的，从工作职位安排，到高考加分，再到底层的“少抓少杀从宽处理”。其实这些政 策，对于个体的有利，却造成了对民族整体的全面侵害。尤其是“二少一宽”，要知道，每个民族都有败类，对这些败类的清除是本民族的一种优胜劣汰。而如果针 对民族之间搞什么不平等的话，受益的是坏蛋，而受损害的整个民族。在河里的争论中，无数的人为民族倾斜政策鸣不平，说这对于汉民族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 你去新疆看看，就知道，这些优惠政策是如果在多年之后，使得维人作为一个族群彻底地丧失了社会能力的。
到新疆，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那就是汉族的节日，比如春节、中秋什么的，维人也会放假，而维人的节日，比如古尔邦节（汉人放一天）、肉孜节，维人放 假，汉人不放假。大家都会说，这真他妈不公平，但是仔细想一下，才会发现这里面竟有一个惊人的秘密。因为这个现象说明，即使维人放假了，汉人依然可以继续 工作。也就是说，在新疆，一切活动都可以不依赖维人的参与而正常进行。
而再实地的考察一下，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工矿企业，领导层中，都会有一个少数民族。这个指标是定的。但是，也只会有这么一个少数民族。这个人其实处于 十分尴尬的局面。那时我曾经在炼油厂工作，在基层员工中，几乎很少有维人，即使有，也是十分熟练的汉语，而那个维人的厂长助理，在讲话时坚持用维语，可想 而知，他能在厂子里获得多少威信。
在乌鲁木齐、克拉玛义、奎屯，只要有工矿企业的地方，就是汉族占到80%以上。而更有意思的是，主要的岗位都是汉人占据，在几乎所有的企业里，维人都 是很特殊的，他们可以不请假就不来上班，而且不扣工资。因为大家都是觉得有他不多，无他不少。而这些维人，其实都是维人中最出色的人，他们都是经过大学出 来的。
实际上，正是这种所谓的优惠，造就了现在这种个体上占优，而整体反而被排挤的现象。我觉得这种优惠政策在很多国家似乎都造成了反作用，就比如法国对于 解雇劳工的约束。优惠政策实际上将一个群体的弱势给突现出来，让主体社会见到这个群体，就会想到他们的问题，而不是作为个体区别对待。在新疆也是一样，企 业招工，是需要考虑民族，但是所有的企业都会以这个政策作为上限，多一分优惠也不加上去。比如企业，15%必须是少民，那就是15%，养着他们就行了。其 实如果是计划经济，这样还会有成效。问题现在国家是以私营企业为主了，私营企业绝不会管政府的这些规定的，除非是政府给好处。就象这次的韶关事件之后，我想就再没有企业敢去新疆招工了。人家是来赚钱的，不是来给自己找麻烦的。
维人的传统是农业和商业。但是正是因为“二少一宽”，造就了汉人对于维人强卖的印象，而这种印象造成汉人根本就不和维人做生意。而工业的发展，也严重 压缩了维人的商业活动，维人的商业，主要是土特产、手工艺品。但是1998年，我回家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原来遍布大街小巷的土产批发店，几乎没有 了，改换后的门面，基本是买工业品的。仔细一想也是，一店的葡萄干能顶的上几筒油漆的利润。自此之后，维人的商业活动逐渐集中在自由市场中，并且越来越集 中在那么有限的几种商品上。
在新疆的大西门批发市场，还有上次着火的国贸城中，还有整个火车站附近的几大批发市场里，内地来的商贩们，最早以一个床位一个床位的方式批发零售各种 服装、小手工品，现在大的已经开了店面。可以说，这是个纯汉族的领地，汉人的第二代们，其实也没有铁饭碗可端了，但是大家从这里批发东西，然后开各种店面 去卖，新疆各地的商人，也到这里拿货。这是一个完全越过当地经济结构的商业网络。但是背靠这一经济网络，你可以想象汉人将比维人拥有多大的优势竞争力。
随着旧城改造的进行，很多古旧的商街被改造成精美的店面。但是这种改造，可以想象中，也意味着维人商业的进一步退缩。在当时我们住的地方旁边，有一家 很小的凉皮店，那曾经是大十字最兴盛的店面，每天买凉皮的人排着队。但是随着大十字的改造，这家店不得不搬到现在这个称不上商业街的地方，惨淡经营。也 许，咱们可以说，全国的城市改造，都造成这种结果。但是在乌市，维人看到的，大概只是维人的店铺不断减少，而汉人的店铺不断增加。
法之所以为恶，在于其导人向恶。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暴虐的人，也有善良的人。但是中国有一句老话，“仓廪足而知礼仪”。我不知道，在这一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维人到底有多少失业，但是从市面上那么多只有汉字没有维文的店面，就可以知道，维人们受到的冲击会 更大。而这种冲击，将大批的青年维人推向街头。所以，如果你说维人比汉人暴虐，这肯定是对的。因为对于一个整体民族来说，其实决定这个民族特征的，不是某 一个人的极端特征，而是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的比例。一个拥有更多街头少年的民族，自然远比一个大多数在为挣钱和学习而忙碌的民族显得凶狠的多。
应该说，给少数民族加分，给企业设定招工比例，这些都是对事实上的经济不平等的一种补偿。无论这些政策有多少反对声，基于国家考虑，我们都是应该给予 的。看看现在的世界，美国白人在说黑人和墨西哥人，法国人在说北非移民，德国人在说土耳其人。都是说国家给了他们太多的优惠，但是，我们看到的，还是这些 受照顾人群绝对的贫困，似乎除了在街头争斗中之外，他们百事无成。
而且，这些优惠其实真改变不了什么。民考民根本就与汉人无关，而民考汉，对于一个不同种族的考生，对于一个语言不 通却希望融入的考生来说，这根本就是一种鼓励（当然对于那些把自己民族改成少民的人，也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毕竟，连孔子都说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而且，即使最终，我也看不出，他们会占什么优势。不够分数的人，都会先去民族学院上一年，那里，本来也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在内地的各大院校里，那些民 考汉的学生更是少之又少。抱团打架虽然不对，但是并不限于维族学生，前几天，我的同事一样在宣扬他们海南人在学校的同样的壮举。
最新看《新宋》，说其实自古以来，对归化的少民历来都没什么好办法，一种如汉唐，奉而养之，一种如晋，视如奴婢，不过好象就是晋的政策，才造就了那么 多民族仇恨，才会有那么华丽丽的血时代。何况如果真把中国历史看一遍的话，其实汉唐那些归顺的番人，反而是国家政权最忠诚的保卫者，无论是金日蝉还是阿史 那社尔。既然我们不想去学当后清，那么也就不要想着去屠族这种事情，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真正应该反对的，是“二少一宽”的政策，因为这是彻彻底底的恶法。人之所以从万物中脱离出来，就是因为“劳心者制人”，即智力决定了一个人的地位。所以，人类所有的法律，都是在抑制强个体对弱个体的侵害。可以说，任何的与此相背的法律，都会是恶法。
前天理发时，和理发师聊起现在的年轻人，他说，现在的小孩了不得，不是比谁学习好，而是比谁进去的次数多。我说，这其实只是不同群体的不同标准罢了， 街头少年自然有与学校少年不同的标准，军队还以谁杀的人多为标准呢。那些优惠政策虽然很让汉人不平，但却是针对学校少年的。而“二少一宽”政策则是来纵容 街头犯罪的，我不知道这一政策出于什么考虑，甚至这都不符合西方的原则，因为在当年看过一片文章，那个亿万富翁的纽约市长（或州长），上台之后大力宣扬的 就是“零容忍”政策，认为街头实际上就是“破窗子”法则，如果有一扇玻璃破了，没有补，自然就会有第二扇。
当经济改革政策将更多的维人赶向街头时，“二少一宽”政策却又在为这些维人的犯罪开绿灯。打个人没事，捅个人也没事，杀个汉人也没事。其实又有多少罪犯天生邪恶，广州的 那些“背包党”以前不也是走投无路的农民工。每个城市街头的罪犯，不管是汉人还是维人，说白了，都是政府的失职造成，如果他们的第一次犯罪的想法，能被法 律吓住，而没有实施，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后面的这许多事情。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天意，一次事件，竟然将最南的省和最西的省联系到一起，而这两个省，最大的相 同，就是他们拥有相同多的治安事件。
其实，人思维中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喜欢将群体中的一个代表的光荣看成自己的荣耀。比如看着姚明球打得好，个长得高，自己也觉得好象长进了不少。其实 你1.67的个，即使姚明长的再高，打得再好，和你有什么关系。但是，即使想到这一层，下次当姚明得了什么荣誉，我还是会觉得特别高兴，所以我是姚蜜，并 且不喜欢天涯杂谈。这种思维，叫群体无意识也罢，叫从众心理也罢，反正在很多人的思维中都存在。然后对于社会性而言，有一条理论，叫存在就是真理。既然所 有的人都这么想，那么至于真象是什么样子，那就不重要了。
乌鲁木齐的暴乱就是这样的，ZXB说的对，确实是一小撮，3000暴徒，如何能代表800万维人，要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特别是农耕民族，能够举刀杀人的 都是极少数（所以即使战争时期多的也是炮灰而不是英雄）。但是，没有人会这么看，就象我们见了姚明得好处我们也瞎高兴一样，我们见了这些维人杀汉人，就会 把帐算到所有的维人头上。甚至即使我自己对我说，维人大部分是好的，但是下次再见到维人，我还是会由心底里生气。我想，新疆的汉人肯定会是这样的想法，而 且新疆的维人感觉到这种想法之后只能会和汉人更远离，即使那些想亲近的也不会，因为人都有尊严。为什么兵强马壮的南黎巴嫩军在以色列撤离之后连一天都挺不 住，这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尊严，这样的人也被我们称为汉奸。
所以，这一场的暴乱无论对汉还是维都是一个悲剧。其实维族的独立意识根本就不怎么强，因为历史上他们也重未建立过一个国家。我们经常说库尔德人的悲 剧，拥有5000万人口的民族却没有自己的国家，而维族也差不多。所谓民族独立意识的增强，是二战之后美国体制下的产物，大家有没有发现，二战之后小国家 越来越多，而且大的国家还有往小里拆的想法。甚至出现了独立的另外一种潮流，就是发达地区希望独立出来，不和那些穷哥们一起过（比如意大利北部）。在新的 世界格局中，领土完整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其实造就了几千年来的大变局，弱小民族不再需要托庇于强势民族，也能够生存，而且小国家更易生存，起码对于上 层领导者来说，做一个国家元首肯定比做一个省长强。可以说当今世界的很多分离意识都与此有关。
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生活还是第一位的。宣传很重要，如果你的周围全是说独立好，汉人拿了我们的地，拿走我们的油，拿走我们的棉花（这些也全有事实依 据），你发现自己现在没有工作，只能在街头混，那么我想，只要是有思想的人，都会生出悲愤之情的。而乌鲁木齐的解放南路，恐怕充满的就是这样的声音。那儿 买的书我都不认识，但那种情绪能够感受到，我能看到的就是那儿新修了很多寺，但是整条街的建筑，几乎还都是以前的老样子。有人问，那儿难道没有警察，说实在话，真没有看到，问题是，你在汉人的城市里，走过三个街区，又能看到几个警察。
族群的形象是对外的，在一个族群里，一样会分出无数个小群体。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每一个族群都有街头少年，也有学校少年。汉族的街头少年比之维族，其 凶恶程度一点也不差。问题就在于，如果这个社会，将族群看淡，那么整个社会，先分出来的就是街头少年和学校少年。而不论行为，先看族群，那么我们知道的就 是，某族人在杀人，而最终的后果，只能是族群分裂。现在的新疆，恶果已经结成了，可是那些肉食者们，仍然将头扎在沙子里，喊着什么安定团结来之不易。
暴乱就是暴乱，暴乱就有暴乱的解决方式。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韶关的领头者要杀，而乌市的暴乱中所有的杀人者，也一样要杀。只有这样，才能将族群的概念淡化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才是将天平摆回来的根本做法。问题是，有司们，能做到吗？
前面，我曾经发了一篇聊斋上的小文《盗户》，现摘给大家看看。“顺治间，滕、峰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 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后讼者辄冒称盗户，而怨家则力攻其伪。每两造具陈，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盗之真伪，反复相苦，烦有司稽籍焉。适官署多 狐，宰有女为所惑，聘术士来，符捉入瓶，将炽以火。狐在瓶内大呼曰：‘我盗户也！’闻者无不匿笑。”
将这个盗户，改名维人，是不是就是现在的状况。“二少一宽”的政策错了，纠正是必须的，但是以后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庸官做法能变吗？其实何止是民族矛盾，我们的葫芦官们，又判了多少葫芦案子，远的不少，最近福建的那个医闹的案子，不也是这样。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上文是摘自《晁错论》，其实我们的国家，无论成立时间还是发展，都已经到了汉景唐玄的那个时代，第一代打天下的老人已经谢世，而下一代承平日久，见血 光不知所往。二战的老兵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好战，也不怕战，因为他们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也知道在何时运用，知道生命珍贵，不是韭菜，但是更知道，要 想获得持久的和平，有些人的头，就是必须要拿来示众的
其实上一代人已经将那些血腥的事情做了，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要我们做的，就是将那些公平的政策执行下去。“所有的族群一律平等”，同时尊重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而最重要的是，国家更应该知道，沉默的大多数是什么人，哪些人，才是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柱石。
P.S:对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两少一宽”政策，是《中发〔1984〕第5号文件》规定的，即：“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杀少捕’，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怎样理解这项刑事政策呢？我们认为：(1)所谓少捕，是指少数民族犯罪分子所犯之罪的法定刑包括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外附加刑时，根据具体案情如果在可处徒刑也可适用更轻刑罚时，就应当坚持不适用徒刑，因此“少捕”仅指轻罪而言——这是从《刑事诉讼法》第40条关于逮捕人犯条件的规定中引导出来的；(2)所谓少杀，是指少数民族犯罪分子所犯之罪的法定刑罚有死刑，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坚决适用“死缓”，因此少杀仅指性质和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3)所谓从宽，是指在法定刑范围内和法定刑基础上处罚从宽，不是宽大无边；(4)这项政策的要求是少杀少捕和一般从宽，不能理解为不捕不杀，也不是一律从宽。因此，对于那些罪大恶极，顽抗到底，或者罪行虽轻但拒不悔改的少数民族犯罪分子，该捕则捕，该杀则杀，也是这项政策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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