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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us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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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ust 24

    陈志武:经济学与媒体是如何互动发展的?——转自牛博网陈志武的博客

    十年以来,《经济科学译丛》对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使严肃的市场经济学逐步走出“西方经济学”这一“另类”身份,慢慢恢复其应该归属的“正门”。这十周年之际,我们经济学人有责任回顾并反思中国经济学的现状。别的不说,从去年秋天关于产权改革大讨论中,我们看出今天中国经济的现实是一个世界,而人们心目中从以往政治经济学课程所了解到的“经济学”则是另一世界,这两个世界间的距离如此之远,如果长久不改变,它必定会在某一时刻导致某种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局,会断送这些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毕竟,大脑中所固有的理解社会的概念框架会决定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评判,缩小这两个世界的距离是我们经济学人无法推卸的责任。那么,如何解读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现状?它离现实经济有多远?

      过去25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赢得世人瞩目,但经济学教育研究则是另一幅图景。经济学教育当然也有很大的进步,尤其是过去十几年里,与经济学相关的学术和非学术活动到处可见,一种更加有利于发展的经济文化正在形成。只是平心而论,虽然正规课堂教育对过去这些年市场经济知识在社会中的普及贡献很大,但唱主角的可能是日益成熟、越来越充满活力的财经媒体以及直到最近才被逐渐认可的EMBA教育和各类培训班。为什么财经媒体和互联网这些“非正规”平台在提供“有用的”经济教育,而高中与大学“正规”课堂却没唱主角呢?为什么“正规”经济学这些年落在改革开放的现实之后,而不是为后者领航呢?

      在中国,经济学教育平台大致有以下几种:中学到大学都必修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大学经济与管理专业课程(本科和研究生),MBA,EMBA,培训班,还有大众媒体(包括报刊、互联网和电视)。前四种算是正规教育平台,后面为非正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他们学的是理工科(特别是90年代之前更如此),他们在中学和大学上的政治经济学可能是一辈子中唯一正式接触经济学的机会,因此对多数人而言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是关键。政治经济学课的内容今天跟二十几年前相比,当然有些变化,但由于我们所熟悉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原因,其核心经济学理念和框架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对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科的“专业”课程来说,经过《经济科学译丛》和其他同仁的努力已使课程内容的“客观性”与“实用性”增加不少,但这些专业学生毕竟占少数。

      虽然正规经济教育如此,现实经济却在风风火火的增长,企业要融资发展,消费者要进行投资与消费抉择,决策者要掌握宏观经济,国际竞争迫使企业家和商人渴望市场信息并能分析把脉各行各业的市场走势,股民要辨别上市公司未来的好坏,等等,快速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使过去僵硬的经济学体系无法跟上,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大转型产生出对市场经济知识的巨大需求。在正规经济学教育无法赶上的情况下,就只好由财经媒体来“补课”,这些年是财经媒体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文化,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明星”公众经济学家。

      经济学两百年前在英国的兴起

      我们已谈到,在中国的正规经济学教育平台不能满足现实经济的需要之时,财经报刊、互联网等大众媒体便成为人们获得市场经济理念的最重要平台,也是不同经济学理念交锋的重要媒介。我知道,严肃的经济学人会认为这是“浮躁”的表现,这或许也对。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经济学在中国停顿了几十年的事实,特别是我们还不能说今天的学术环境已离理想很近了。其实,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今天所处的发展阶段跟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有许多类似之处(尽管当时英国是在开创经济学,而今天的中国更多是在恢复)。正因如此,回顾当年英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或许能帮助我们看清中国经济学现状和未来的可能趋势,也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大众媒体对过去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这么重要。

      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十六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便开始了大西洋贸易,开发美洲大陆。英国真正加入海洋贸易、建立北美殖民地还是1600年左右的事。但,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海洋贸易改变了英国和整个西欧,这些当然是我们以往谈得最多的话题。相对较少谈及的是那时开始的海洋贸易不仅为报纸等大众传媒的诞生奠定基础,而且也为经济学的诞生播下种子。

      英国在16世纪末加入大西洋和印度洋贸易后,1622年在伦敦便出现了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份报纸——《伦敦报》(The London Gazette),随后也出现了诸如《Collection of the Improvement of Husbandry and Trade》(1692年创刊),《The Course of Exchange》(1697年)和至今还存在的《Lloyd’s List》(1734年)这些财经报刊[2],当时这些报刊的出现完全是出于海外贸易和证券交易的需要,刊登的只是各海港离港航船的目的地、进出口商品种类与价格、股票以及其它证券价格信息等,提供纯粹的商业与证券信息和刊登广告,没有经济评论。当然,到1720年英国的南海股票泡沫时期(The South Sea Bubble),英国已有大量财经报刊,许多人认为那些报纸的过度渲染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那次金融史上的第一次股市大泡沫。那次泡沫促使英国议会通过一项著名的“泡沫法案”(The Bubble Act),规定任何企业在没有得到议会的特许之前不能成为股份公司,其股份不能上市交易。该法案在相当程度上使英国股市的发展停顿了长达120年。

      那次股市泡沫带来的其它后果姑且不管,其间接效果是使英国从此有了相当规模的财经报刊业,而且也培养了相当大的读者群和报刊销售网。股市泡沫破灭之后,以股票信息为主的财经报刊出现萧条,但已经习惯于每天读财经报刊的读者群却仍然存在,成熟的报刊受众的存在对此后经济理念的大众传播极其重要。

      到18世纪中叶,英国的海外市场扩张已达到相当规模,除了在美国的13个殖民地外,它还拥有加拿大、中美洲众多岛国、印度为其殖民地。在16世纪时英国人还不知道有白糖、烟草、茶叶、咖啡这些东西,但到1700年英国人均年消费白糖2.6公斤、烟草1公斤。这些都是从美洲和亚洲进口的东西。从印度进口的棉布和印花布也改变了英国人的时装偏好,使其服装业由羊毛慢慢转向棉织品。特别是从1760年代开始的机械化棉纺与织布技术使英国依赖中美洲国家,从那里进口棉花到英国加工纺织,然后又将棉织品出口到欧洲大陆和其它国家。18世纪中叶英国的海外贸易规模已相当大,其国内的经济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比如,1700年时其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分别占总就业人口的56%、22%和22%,到1820年这些产业的比例分别为 37%、33%和30%。[3]这些海外贸易以及本国产业的发展也给英国创就了相当大的中产阶级。

      到那时,人们不仅已看到海外贸易和本国市场发展的好处,也看到要为海洋贸易付出的代价。为了维护其海外贸易利益,在当时没有成型的世界秩序的情况下,英国不得不建立并维持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也经常发动或进入战争。到18世纪末为止,英国已多次跟法国、西班牙、荷兰作战,1776至1783年间为维护美国殖民地与要独立的美国作战近九年。

      那么,这些昂贵的海外贸易到底值不值得?为什么要扩展并维系其海外军事基地网络?市场交易给社会带来的是什么?政府对经济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海外贸易以及英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种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商业与经济问题,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转型冲击就像这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一样,人们渴望有更清楚的理论框架帮助他们理清繁杂的经济现实,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导航。这种对经济知识的渴望尤其在中产阶级中最为突出。可是,到18世纪中叶还并没有“经济学”这回事,更谈不上有什么成熟的经济理论。于是,在因海外贸易刺激出的对经济知识的饥渴和“经济学”的不存在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就好像中国过去二十几年所经历的一样)。

      就在那个时期,财经报刊第一次成为经济理念的辩论平台。一方面那时英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较成熟,可担任经济思想辩论的“裁判”,另一方面通过阅读不同思想理念的交锋,报刊读者也可获得正规学堂里学不到的经济理论,何乐而不为呢?第一次思想交锋发生在《重商者》(The Mercator)和《英国商人报》(The British Merchant)之间,在1720年左右《英国商人报》刊登了亨利·马丁(Henry Martin)的一系列专栏文章,大力推举自由贸易的好处,而《重商者》则登文反对自由贸易。当时既然没有“经济学”,自然就没有“经济学家”了。在报刊上登出经济论争的作者一般是具有分析头脑的财经记者或评论员,其中有众所周知的经济学祖师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世界经典《国富论》首先起源于财经报刊的“大众化”经济论争,李嘉图的价值论也是先以“书信”形式刊登在当时的《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上,随后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著名作品——《政治经济与赋税原理》。穆勒(Mill)以及麦考罗克(McCulloch,人们称他为第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等也是当时著名的由财经记者转变而成的“公众经济学家”。

      以大众媒体作为探究经济原理同时传授经济知识的途径,最大的强处是它的灵活性和新闻相关性:根据每天发生的事件和热点经济问题,报刊可以边报道、边评论,同时也讲解其背后的经济道理,或者请有造诣的专家写相关的剖析解释文章。另外,媒体间的竞争是公开的,这也可帮助改进这些评论报道的质量。—— 这些特征是课堂教学与教材难以具备的优势。对于以前经济知识欠缺的大众而言,大众媒体显然是一种最方便的“补课”方式。

      1803年创刊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它不仅成为向大众传播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力,而且还倡导了以数据和事实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方法,那时显然还没有“计量经济学”这回事,但它的基于数据的经济分析给人们耳目一新、清晰易懂的感觉,使依赖大众媒体的经济讨论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另一份最有影响的报刊是今天还在的《经济学人》杂志,它创刊于1843年,其宗旨就是向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和商人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传输深奥的经济理念与商业知识,“把那些看起来像迷宫的经济理论与理念变成社会大众的普通常识”。《经济学人》的定位是严肃的政经新闻加评论,半学术性和半常识性。

      从十八世纪初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是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时期,也是该学科的黄金岁月,它的发展基地不是大学,也不是正规的研究机构,而是公众报刊媒体。这些报刊和活跃于其中的公众经济学人一起改变了英国与美国社会的大众文化,他们的努力不仅创立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领域,而且从根本上培养了英美社会的商业文化,使自由市场以及相关理念成为英美大众文化的重要核心,使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对自由市场谈论一二。这种市场文化的培养对随后英美经济的发展贡献巨大,让社会更能支持建立与产权保护相关的市场制度架构,也为证券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直到1882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和1888年英国《金融时报》创立的时期,以大众媒体为平台的经济研究与理念传播的时代才正式告一段落。从那时开始,财经报刊转向以新闻与金融信息为主,经济学则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象牙塔。那一转折的背景大致如下。第一,到 19世纪末,英美社会已基本领会并普遍接受自由市场理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已深入人心,除了专业人士外,大众对经济理念的兴趣开始减少,远不如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于是大众报刊不再愿意投入太多的篇幅给理念论争性的文章。第二,由于铁路技术在1860年后越炒越热,大众对铁路股票的兴趣猛增,炒股热情远远胜过对经济理念的热情,人们更感兴趣“如何赚钱”、“如何选好股票”等,而不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更好”、“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更好”的问题。第三,经过早年的努力,经济学体系到19世纪末已基本成形,专业化程度已很深,也慢慢建立了经济学自己的一套话语。正是这一时期经济学院系开始成立,比如,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于1890年成立,伦敦经济学院于1895年创立,剑桥大学经济学系于1903年创办。与此同时,经济学专业学报也第一次出现,比如,哈佛的《经济学季刊》于1886年创办,英国的《经济学学报》在1890年发刊。这些专业系科和学报的设立标志着经济学已成熟为一门独立的学术职业。走进象牙塔后的经济学不仅进一步建立自己的一套分析范式和专业话语,其研究主题和兴趣也不再完全受当时当地的热点新闻问题所支配,而是更多由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所推演出的问题而决定。换言之,从此以后,经济学研究的不只是现实问题,而且包括纯学术的问题,以此使经济学理论不断深化。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经济学以及其它许多学科的学术中心基本已从西欧转移到美国。这也说明世界学术强国跟经济强国是极度相关联的。当然,二战之后,数理逻辑逐步由美国经济学界引入经济学,成为美国时代的核心经济分析方法,并开始出现“数理”和“计量”实证两类主要“证明”(或者“证伪”)经济理念的研究方法,使经济学向科学靠近。作为结果,经济学研究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外行经济学家”与“内行经济学家”的区分也越来越显然。以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大师为例,当年的亚当·斯密、李加图、凯恩斯等都是从财经记者转入经济学的,而今天的大师没有一个不是先读经济学或相关博士学位的,过去这些年得经济学诺贝尔奖者也多是因为其原创性的数理或计量研究,以至于在介绍这些人的研究成果时媒体还真无法用大众语言讲清楚。

      经济学在中国

      经济学先是通过报刊进入中国。中国报刊业开始得很晚,起因是为了传教等原因。1815年,外国传教士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份报刊 ——《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后即有1833年在广州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以及同年创刊的《澳门杂文编》。首批报刊的内容以宗教教义、伦理知识、科学文化为主。基于当时国人受教育面的限制,那时媒体的受众规模可想而知。

      财经报刊在中国的出现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最早是1857年面世的《香港船头货价纸》(《香港中外新报》的前身),其“内容以船期、货价、行情和广告等商业讯息为主”,是中国的第一家以商业新闻为中心的报纸。从内容和风格上看与17世纪的英国同类报刊相似。 1861年在上海也出现了它的分报——《上海新报》(其英文名为《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 Advertiser》,直译为《中文船期广告纸》)。[4]这些报刊均为外商所办。

      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大约起始于1872年由英商美查创办的上海《申报》。为了把《申报》办成适合中国人看的报纸,美查聘请华人主笔,让他们按照中国的文化习俗、兴趣爱好、语言文字表达习惯来办报,这大大扩展了《申报》的读者面和影响力,在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财经读者群。接下来,《申报》在传播经济学知识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1872年“轮船招商局”等华人公司股票开始交易之后,《申报》每期刊载股民关心的股市与经济信息,而且不断刊登经济理念和公司经营类的文章,“公司治理”在1880年之后也成为《申报》、《上海新报》等报刊的热门话题。

      1902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版叫《原富》),他的工作当然把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向另一高潮。到民国和国民政府时期,经济学教育与研究总体上进展很快,特别是像《东方杂志》(1904年创办)等报刊贡献非凡。1927年由耶鲁经济学博士何廉先生创建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方面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经济学研究生,促进了经济知识的传播,另一方面开创了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先例(这一工作由方显廷先生带动)。同一时期,章宗元、陈岱孙、巫宝三、马寅初等先生在中国推广现代经济理论。但是,前辈的经济学传播与研究在五十年代之后基本停止,《申报》、《东方杂志》等均于1949年左右停刊。直到八十年代初期,人们能接触到的经济学知识基本不超出官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改革开放之后,厉以宁、张培刚等教授努力启动经济学的恢复工作,编著出版了一系列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其它西方经济学教材,成为“文革”之后第一批“非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些早期著作里往往是每介绍一种理论又要先批评一顿,叫你“先花很多时间学习,然后又叫你马上把所学的都忘记”,当然那是时代的特色。尽管如此,这些努力的意义重大,它们实际上是今天许多决策者当年读过的第一批经济书。八十年代初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也起到了突破性的市场经济启蒙作用。

      此后,陆续有翻译或编著的经济学书籍出版,专著类包括商务印书馆在80年代起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中对二战前,特别是20世纪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名著的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的《当代经济学译库》;1989年茅芋轼与汤敏主编的三册《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1993年由田国强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4集《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等等,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无法一一列举许多同仁的贡献,敬请各位谅解 —— 这些和其他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和编著工作对国内学者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到今天,特别是有了互联网之后,经典文献和前沿文献的资料可得性已慢慢不成问题。

      教材类的翻译出版包括1990年代初期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还有在《经济科学译丛》中出版的斯蒂格利茨《经济学》(1997年出版)、平狄克与鲁宾费尔德的《微观经济学》(1997)、多恩布什和费歇尔的《宏观经济学》、曼昆《经济学原理》(1999)以及曼昆《宏观经济学》(2000)等,这些西方大学流行的经济学教材也慢慢成为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主流教材。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著作只是作为经济学专业的教材,而且在许多院校还只是在“西方经济学”名义下出现。

      正规经济学课堂在慢慢改进,这些是非常积极的进步。与此同时,现实市场经济生活却不能等待,所以过去二十几年里大众媒体变为“有用的”经济理念的重要来源。实际上,虽然翻译的著作可以帮助经济学专业者的学习与研究,但对于企业界、政府决策层以及社会的众多人士来说,这些著作可能太抽象,也不一定对他们在现实经济中碰到的具体问题有直接帮助。相比之下,大众报刊则可根据今天的热点问题去查找相关的经济理论、采访 “公众经济学家”,以非常具体的形式和内容边报道评论、边传授经济学理念,媒体成了真正的“社会大学”。

      1985年创刊的《中国企业家》和《中国经营报》、1989年创办的《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在改革开放的头期对于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成长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特别是1990年底推出中国股市之后,几千万人立即有了对经济学、管理、法律知识的需求,这为财经媒体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施展机会。九十年代初出现了第一批证券财经报刊,包括《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市场周刊》等。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接下来,公众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是什么、计划与市场各自的优劣等关系中国改革方向的重大问题都十分关注,有着强烈的知识需求。在此背景下,一些部委创办的经济类报纸开始出现: 1994年,国家体改委创办《中国改革报》、国家计委创办《中国经济导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办《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市场经济报》。这些报纸当然因为重复而浪费一些资源,但在当时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它们不是以新闻报道见长,而是以理论为主题,刊登了许多学者的激烈争论。到 90年代末,社会和学界对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达成进一步的共识,大家的关注点基本转移到“如何建立”的题目上。

      1998年推出的《财经》杂志是另一个里程碑,它不仅通过专栏和深度报道给读者推出耳目一新的市场理念,为“如何改革开放”出谋划策,而且以它的独立调查报道树立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媒体人风格,由此带动财经媒体同上一层楼。2001年启动的《新财富》则独创另一种风格:以公司案例和数据为基础的深度分析为特点,以务实精神剖析公司“如何创业致富”的策略。《新财富》的风格也影响了其它媒体。2001年创办的《经济观察报》以理性和建设性定义起风格,为读者提供深度政经新闻、把握新的财经理念潮流。还有《21世纪经济报道》和《中国企业家》等报刊,通过经济理念与新闻、数据和案例相结合,让国人的经济与商业知识日益剧增,加上这几年风风火火的EMBA教育,这些是过去多年里中国现代经济学家传授理念、论争学说的主要平台。他们为培养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贡献非凡。

      对未来的展望

      过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使正规课堂无法为国人提供分析、理解变革过程中的繁杂经济现象,这一局面给大众媒体提供了一次给社会补经济学课的机会,但EMBA和大众媒体的补课只能解决“近渴”,并不能从根本上代替正规教育平台。为了满足市场改革的需要,我们必须改变中学和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内容。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由于政治经济学是目前大多数人受过的唯一正规经济学教育,而政治经济学课中的概念不外乎是 “剥削”、“惟劳动创造价值”,等等,这些概念有必要加一些精确定义和调整。过去二十几年的现实成功告诉我们:市场交易不是像我们以前所理解的“你赚我亏或我赚你亏”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双赢的价值交换;民营化和私人产权也并没那么可怕,而是一种增加整体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行政管制不是救世主,他们反而会增加寻租机会、降低市场效率,政府越不管的行业往往是越兴旺的行业。—— 这些和其它市场经济观念应当成为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如果过去英国的经历有任何借鉴意义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媒体读者对经济理念的需求和耐心也会逐渐减少,人们对“如何赚钱”和商业信息的兴趣会逐步胜过对经济理论的兴趣。迫于生存的压力,财经媒体会慢慢减少其“经济学教育”的角色,像《华尔街日报》那样选择更侧重商业新闻与财经信息。经济学教育应该回到大专院校和中学课堂上。这也要求调整政治经济学和专业经济学的内容,使未来社会人心里掌握的经济学尽量跟现实经济逼近。我们经济学人有责任改变目前人们“精神是意识形态化的经济而物质是市场经济”的局面,否则这种“双重人格”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长久因素。

      那么,除了经济学教育之外,经济学研究呢?最近二十年许多同仁为改变中国经济研究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如果说哈佛《经济学季刊》和英国《经济学学报》当年的创立曾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开始,那么,中国不是已有不少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类学报吗?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只看学报的名称而不看其内容。除了这几年像社科院《经济研究》、北大《经济学季刊》等学报之外(好的学报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一些学报实际上与大众媒体无实质差别。我们大致可从两方面判断一门学科是否达到足够的专业化深度。第一,如果其学报文章是一般受过大学教育的读者就能读懂的,那说明该学科还不具备“专业性”,说明它还没走出大众媒体的范围。第二,看从“外行”变成该学科的“内行”需要多少年的学习与研究,需要的年数越多说明该学科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对其中心问题的研究应该越深。反之,如果一学科的学报跟报刊文章或者政治文献一样的易读,那么该学科的路就还很漫长。按照这两个标准,让我们自己去评判一些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水平吧。

      正在中国进行的变革包括三大方面:其一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其二是从国有经济/计划经济转向民营经济/市场经济;其三是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这三方面的任何一面都可给一个社会带来深度的震荡,何况是三大变革同时进行呢?由此引出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现象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一次百载难逢的学术创造机会,让我们能得到在其它国家没有经历过的经济事实和问题,这无疑有助深化人类的经济学知识。但是,机会不等于必然的现实,关键还在于学术研究能否自由,去意识形态化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能进步、能进化的必要条件。

      当然,上面的讨论可能让人觉得我在声称有“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这回事。其实不然,据本人在美国以及其它国家跟各国人的交往,我不觉得人的本性会因肤色、语言或国界而异,只要人的本性是无国界的,经济学就只有人类的经济学,像物理、化学、数学不分种族和国家一样。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的不同经济经历应该能帮助我们“证明”或者“证伪”依据其它国家的数据还无法“证伪”的经济理念。如果是这样,通过对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的研究,我们或许能排除掉某些到目前还无法排除的经济理念,也能推演出根据其它国家的经历还没能推出的经济理念,但这不是要以“中国的经济学”去替代世界的经济学,而是要对现有理论进行细化和深化。

      从经济学史的角度讲,当经济学中心在二战时期从西欧转移到美国之后,由美国学术界把“数理逻辑”和“计量实证” 引入经济学研究,这是一种根本性的突破,数理逻辑的引进顿时改变了以往社会科学理念不便于“证伪”的弊病,以往定性的分析使其结论甚具模糊性、使研究者无法将其“证伪”(或“证明”)。但,数理推论使经济理论的结论便于受到数据的直接检验。而“计量实证”方法又让我们能直接应用统计学等学科的成果,使经济理论服从于更为严谨的科学检验,以免我们接受那些似是而非的谬论。虽然数理方法不是研究经济学的唯一方法,但是,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领会过去两百多年在世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在那基础上去创造,这样中国才不仅有“经济”而且还有“学”。

      注释:

      [1] 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作者感谢田国强、文贯中、韦森、李利民、赵晓、汪姜维、梁捷、皮建才、习天杨、周年洋给本文的鼓励和建议,感谢张善鹏在此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本文是为庆祝《经济科学译丛》十周年的“中国经济学教育研究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而写,感谢梁晶工作室组织组织该次会议。

      [2] 参见Wayne Parsons, 《The power of the financial press: journalism and economic opinion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989年版。

      [3] 关于英国的这些资料均来自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2001年版。

      [4] 参见董锦瑞,“早期中文外报受众意识探析”,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4110/44111/3295990.html,以及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1850——1949》,1996年版。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关注农民

    甘肃皋兰瓜农因被拒进市区卖瓜露宿街头

    河南温县要求干部教师下乡拔除村民屋前农作物

    从小农意识的角度出发,农民兄弟是对这个社会要求最少的一个群体(当然小农意识有其局限性,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同时也是受到不公正待遇最严重的社会群体之一。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许农民的社会地位并不是很高,但是其生活质量绝对不是社会最底层的!

    每当看到反映农民问题的照片和文字时总免不了一阵难过甚至眼泪夺眶而出...也许是因为我生来就是农业户口(户口问题也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天然的对农民就有一种感情。儿时记忆里的庄稼地、麦场都是我曾经的游乐园...勤劳、纯朴的农民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依然保持着固有的生存观念——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当然这也是小农意识的局限性之一)。在一个和谐社会里难道连这基本的生存要求都满足不了嘛?

    当然党和政府现在在对待“三农问题”上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但具体的执行情况依然令人担忧...那些基层干部们,少一些“政绩工程”,多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我国总体说来毕竟还是个农业大国,难道让农民吃饱饭、吃好饭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大力关注的嘛?

    “民以食为天!”希望各位看官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农民兄弟!

    南方人物周刊——杨显惠:记录受苦人的绝境

    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比噩梦还可怕的年月!但我始终相信,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本刊记者   马金瑜    发自天津

     

    作家杨显惠采访到甘肃定西的一个老人,这位1960年春天参加过抢救人命的干部告诉他一个惨绝人寰的“人相食”的故事。还有一个当年的孤儿也告诉过杨显惠人吃人的故事。

    这样的细节,后来都被杨显惠写进了有关大饥荒时期的纪实小说《定西孤儿院纪事》。

    2004年初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系列相继在《上海文艺》上发表。一个读者给编辑打电话反复问:“小说里写的吃人都是真的吗?”于是这位编辑给杨显惠打电话,说自己看到这些文字,也脊背发冷,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些故事是真的吗?”

    杨显惠回答:“‘吃人’的事绝对真实,这种可怕的事情是不能虚构的。”

     

    他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

    早在上世纪70 年代,还是知青的杨显惠就在闲谈中零零星星听说,甘肃十一师四团——位于玉门镇的饮马农场——那儿有一个从甘肃定西专区来的孤儿们组成的连队。他一下子就 记住了“定西孤儿”——1990年,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在饮马农场深入生活挂职任副场长,利用这个机会弄清了一个问题:灾难的3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 立了一个专区儿童福利院,接纳过六七百名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区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幼儿园,共接纳孤儿超过5000人。这 个时候,写“孤儿院”的想法从他心底冒了出来。  

    2003年,他找到了当年定西孤儿院的一个孤儿为自己带路,从定西到通渭,再到会宁、靖远(1958年亦属定西专区)和临洮,花了7个多月时间走遍了整个定西地区,采访了150多位孤儿。

    在通渭地区的村子里,一位老人给杨显惠讲,他那时候(1959年)还是个孩子。他家邻居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头一天他去邻居家,看见那个小女孩在院后的菜园里拔韭菜,过一天再去,女孩不见了,毛角子(小女孩的头发用头绳扎成两个小刷子)在水缸上搭着。

    于 是,杨显惠在《黑石头》一文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扣儿娘把扣儿煮着吃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 冒出来的……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扣儿娘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 睛……”

    一个孤儿还记得,1959 年春天,大炼钢铁失败了,他大(爸爸)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当时家里还在地下埋着两缸苞谷(玉米),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大和娘 1958 年春天埋下的。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 么!大和娘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大和娘不懂共产主义,只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

    可是搜粮队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厨房和住所都捣遍了,浆水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娘去世了,大回来了,还是不敢吃那苞谷。大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家里人都快饿死了,大半夜里煮了两次,第三次就叫队上的积极分子发现了,大被批斗得鼻青脸肿,眼睛肿得像桃子,走路一瘸一拐。大坦白了,队长带人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小妹妹快饿死了,瘦成了一张皮。“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就那么一直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一口,不给也不出声。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食 堂给清汤汤喝,出门要饭也不敢白天走。上头不叫要馍馍去,说要馍馍影响不好,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哩。食堂关门以后,孤儿郑成义记得,村里饿死的人多得很, 尤其是小娃娃,死了还不埋,用麦草、胡麻草裹一下撇在山沟里,狼吃狗啃。这是一种习俗,没成年的娃娃是不能下葬的——不能入土为安。

    另一个孤儿记得搜粮队把人腿打断,大冬天把别人家炕打塌。爷爷饿死了,家里人都没有力气埋,找人也找不上,村口的路上东一个西一个撇着没埋掉的死人,有大人,有娃娃,人都走不过去。死去的爷爷就在炕上放了3个月,“脸皮都干干的,胳膊腿也干干的了,肉皮就像牛皮纸贴在木头棍子上,爷爷变得轻轻的了,翻过身后背上的骨头就扎出来了,原来爷爷的后背腐烂了。”

    和姐姐一起要饭的孩子,在腊月二十几的夜里,快要冻死的路上,碰上一个羊圈,放羊人咋说就是不让他们呆:“我答应你们两个在这达过夜,你们给我啥好处哩?”姐姐哀求着:“干大,你可怜一下我和我兄弟,我兄弟一出门就得冻死,就得叫狼吃了……”

    放羊人说:“是你不可怜你兄弟!领上你兄弟走,滚出去!”

    年纪还小的弟弟问姐姐:“他要做啥呢,咋这么凶?”

    姐姐光是哭,终于对弟弟说:“睡吧,你先睡。姐等会就睡……”

    放羊人这才笑了,说:“这就对了。把你个要馍馍的,还高贵得很!你当你是啥人?皇亲国戚?青枝枝绿叶叶?”

    在 《走进孤儿院》里,栓栓和奶奶在野地里挖冻洋芋,奶奶去尿尿,公社的书记带着人突然走了过来。饿软了的人体质虚弱,尿憋了就得尿,憋不住,奶奶尿完了才站 起来,书记已经走到了跟前:“哎,你真是无法无天了!”说着话就往奶奶身上踢了一脚,“你知道我是做啥的吗?我是党委书记!你胆敢在我脸前尿尿,你这个反 革命分子,你们给我打,往死里打!打死了我负责!”

    杨 显惠采访的一位老人,当年和老婆一起在公社的劳改队里劳动改造。因为老婆憋不住尿,她对负责人说:“我要尿尿。”负责人说:“你尿什么呀尿?是想偷懒了 吧!”她说:“我真的要尿!”负责人说:“那你就在这里尿!”老婆在田埂上尿了。不凑巧,公社书记就在附近,书记拿起田埂上的镢头,把她一顿毒打,理由是 她“在书记面前尿尿了”,“不给书记面子”。有一下正好打在老婆太阳穴上,当时就死了。过去了40多年,老人给杨显惠讲起来还是老泪纵横:“我女人,一声没出就死了,一个人就没有了。”

    杨显惠少年时代学过绘画,他一直记得,俄国画家苏里科夫画了相当于一个小城镇人口的素描,才创作了《给沙皇写信》一画中的哥萨克群像,所以那幅画惊心动魄——因此,杨显惠访问了100 多个右派,写了一部《夹边沟记事》;访问了150名孤儿,写了一部《定西孤儿院记事》。他为自己作品的真实做了这样的解释:“我的作品是用诚实的态度讲述 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但‘真实的故事’是除了个别的故事写真人真事之外,十之八九都是虚构;这十之八九又都隐约晃动着真人真事的影子,虚构的故事全都使用了 真实的细节。”

     

    锥心的黑眼睛

    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一书的写作一个月之后,杨显惠不得不停下来,他的心脏痛得厉害,不得不住院治疗。在医院里待了7天,他又回到家里开始写作。那段时间,他“整天以泪洗面”,“根本不敢相信人世间还有这样的事情”。

    杨显惠说,自己是个笨人,不会打字,收集来的素材都写在本子上,交给女儿打,女儿打累了,妻子再帮着打。经常的,女儿流着眼泪打不下去,妻子接过来,也流着眼泪打不下去。

    女儿说,我最忘不了《黑眼睛》,一想起来就忍不住想哭。

    黑眼睛是3岁的孤儿秀秀到死也没合上的黑眼睛。

    当 时各地送来的孤儿把孤儿院挤得满满的,拉痢疾的,换肚子的……大的,十二三岁,小的,才两三个月。进了孤儿院的男娃娃女娃娃都要剃头,他们原来的头发里长 满了虱子。他们的步态就像刚学步的婴儿,有的又像是残疾人一样,走路时一颠一颠的,就要跌倒的样子。他们有的浮肿,头就像南瓜一样大,身体像水缸一样粗, 有的瘦得像树枝枝,新棉衣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有的娃娃脖子细得撑不住头,头歪在肩膀上,垂在膝盖上,坐着坐着就躺倒了。晒太阳的时候,东倒西歪,乍一看, 就像一堆破布。他们的骨头没有支撑头颅和身体的力气了。

    虽然在孤儿院能吃上面粉了,可是孤儿们是吃过野菜野草的,心里有一种可怕的饥饿感,总是饿得心慌。娃娃们一天都在想吃的,找吃的,只要是能塞进嘴里的东西,抓起来就吃,垃圾堆上的菜根根,路上的西瓜皮、桃核,大娃娃则去偷粮店的苞谷面和红薯干。

    最头痛的还是换肚子。

    这 些娃娃在家里没了父母,没吃的,成天在麦场拾麦颗颗,吃草籽,吃荞皮,吃葛蓬。榆树皮磨成面煮汤是他们最好的吃食了。他们的肠胃已经习惯了吃草,进了儿童 福利院,吃白面馍,吃豌豆面的散饭和搀了洋芋块块的禾田面的汤面条,很多孩子的肠胃反倒不适应了,拉痢疾,呕吐,头上长疮,人软得站不起来。娃娃们和福利 院的老师以及保育员把这种现象叫“换肚子”。

    3岁的小姑娘秀秀当时就在换肚子,腿软得站不起来,在台阶上坐着,看见几个恢复健康的小姑娘跳房子玩,她不甘寂寞,就从台阶上爬下来,往人多的地方爬。

    这 娃娃除了一双大眼睛扑棱扑棱地动,身上已经没一点精神了,静静地躺着,脸白得像一张纸,头皮光溜溜的泛着青光。秀秀的脸上有一道伤疤,从鼻梁到左脸。她告 诉保育员上官芳,这是二妈砍的。为了抢妈妈留下的炒扁豆,秀秀的二妈提着一把切刀(菜刀)要扁豆,秀秀不给,二妈砍了一刀。

    福利院开办以后还是经常死人。有些孩子虽然什么病也没有,但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太虚弱了,一天吃6顿饭,吃宝贵的点心,吃奶粉,死亡的结局也不能逆转。得了痢疾的孩子有时候一天就死几个。

    秀秀又拉血又拉脓,她的肚子一定很疼,但她一声也不吭,总是睁着一双大大的黑黑的眼睛默默忍受着痛苦。

    最后一个夜晚,3岁的秀秀用枯瘦的小手抓住保育员上官芳的一个手指头,说:我大我娘(都已经饿死)从床头出来了,他们看我来了,我存下的馍馍还有五六个,你给我娘给给。

    第二天下午上官芳再来医院,护士说秀秀没了,临死难受得眼睛睁得圆圆的,死了还睁得圆圆的,眼皮没合上。上官芳说,你把太平间的门开一下,我要看一下秀儿去。护士坚决地拒绝了: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不行,我要看,我一定要看一下去!上官芳哭开了,那护士很坚决地说:你不能看,真的不能看!那娃娃眼睛闭不上,我看了都受不了,不能叫你看。

     

    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曾国藩的日记里,有一页记的是太平天国战争时,安徽一带的人肉价格表。人肉被摆到市面上公开按斤出售,一开始是80文,后来是120文。清人记载:“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

    新旧五代史上也曾记载:“人相食,析骨而焚;易子而食。”

    战争往往是大灾荒、大瘟疫的根源。饥饿可以使人疯狂,可以使人兽性大发。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随之而来的 1960年的饥饿,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已经是一个模糊的幻影——这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没有战乱和大旱大涝的年代,竟然发生过这样的灾难。

    1998年,曾经亲身经历了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9月他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这位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穷人的经济学家”的学者在书中分析了政治自由与防止饥荒的关系和规律。

    在 饥荒分析领域,他向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祸才会饿死人。”——传统观点认为饥荒最重要的解释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时候是惟一的 解释。阿马蒂亚·森在研究了近现代史上孟加拉国、爱尔兰、中国、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发生的饥荒后得出的结论是:“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 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农作物的歉收的发生并非独立于公共政策,即使农作物歉收了,饥荒也可以通过认真的再分配政策来抵御”。

    1958 到1960年,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和河东的定西地区是重灾区。在杨显惠仔细读过的《通渭县志》(1990年版)第三编中有这样的记录:“1959年 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县是一个28万人口的中等县,3年大跃进过去,仅剩18万人口——7万人死亡,3 万人外流。80年代修志时,编撰者把这次惨烈的饥荒单列一章撰述,因为省地方志委员会的干预,他们不得已将这一章取消,而将其内容散布于各章之中,同时使 用了“人相食”这样不那么刺激的语言。《通渭县志》的编撰者们认为,县志若不能反映那次灾荒的惨烈,他们就无颜面对全县的父老乡亲。

    这样的编撰者更激起杨显惠写作的勇气

    《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饥饿的绝境”,在这绝境中,他又写到两位特殊的母亲。

    1959年,孤儿殷占岭的娘把他14岁的二姐叫到一个窟泉跟前去,说窟泉底下有藁柴哩,我把你吊下去你把那些柴挖上来。二姐下去了,娘再没往上拉她,二姐就饿死在窟泉里了。

    娘 为啥把二姐哄到窟泉里去呢?二姐饿得皮包骨头,走路都摇摇摆摆的,有一天二姐饿得受不了啦,钻进糜子地里摘糜子吃,叫队长看见了,队长就叫食堂把三口人的 饭停掉了,不给汤了。队长还跟娘说,你把那个丫头要管一下哩!三四天过去了,队上还是不给打汤,眼看着一家人都要饿死,娘就把二姐丢进窟泉去了,“没办 法,我娘搞到一口吃的要先顾我呀,我是二娃子呀,千方百计要把我的命保下,要我顶门哩 ……可是队长又把这事反映到大队去了,说我娘把我二姐推到沟里绊死了,我娘被抓起来游斗,判了二十年,我娘为我把监狱蹲下了……1971年,我娘提前释放了。她手里还拿着两个在火车上买的面包,没舍得吃,给我拿来了。”

    母亲去世后,朋友说,有条件去城里头生活,这个山沟里有啥蹲头!殷占岭说,我的老娘埋在这达了,我想守着我的老娘纪念我的老娘哩。

    也是1959 年,孤儿土宝宝的大妹子饿死了。有一天,娘和小妹子突然不见了,他问村里的人,才知道娘改嫁了,嫁的人就在村上,能吃上饭。村里的人看他可怜,东家给一口 汤,西家给一口汤,再就是在麦场上抖麦草,拾粮食颗颗,把草垛垛翻遍了,有时一天能抖出一二两,有时一颗粮食也抖不出来。有一次,草垛塌了,把两个娃娃压 死了,也没人来找,没人来救一下……后来才进了孤儿院。14岁从孤儿院回来,土宝宝想起自己受的苦,一直没有认娘。直到要娶媳妇了,他进了娘的家,叫了一 声娘,说我看你来了。娘正在喂猪,看见土宝宝,听见孩子喊他,啪嗒一声,手里的猪食盆掉在地上,哇的一声哭了,双手蒙住了脸,放声大哭,哭得站不起来。

    土宝宝也有了孩子,这已是1980年。土宝宝问娘:家里咋个相?娘说,好了,吃饱了。娘又问他:你那里咋个相?他说好着呢。娘说,好就好,你看,那时候一家人散了,现在一家人又起来了。

    “我 们的民族,经历了比噩梦还可怕的年月!但我始终相信,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就在为了孩子能去孤儿院有口饭吃、把自己吊死的母亲身上,就在光景好了 还守在山沟里、想陪着去世的老妈妈纪念老妈妈的儿子身上,就在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身上……经过饥荒,有个老妈妈说,你看,那时候一家人散了,现在一家人 又起来了。我觉得,这也是希望。”杨显惠说。

    如今,在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的旧址之上建起了定西县医院,从前儿童福利院的痕迹几乎找不到了。从这里走出去的孤儿大多是沉默的,在杨显惠的再三询问下,他们依然闪烁其词。但杨显惠还是顽固地做着这件事,一次又一次走在采访的路上。

    他自嘲“我是个笨人”,但或许当今中国文坛不缺少“聪明人”,惟独缺少“傻子”——“我没有多么伟大的理想,但我想做一件事:用我的笔记录自己视野中的那个时代,给未来的历史研究者留下几页并非无用的资料。这也是我从事写作的动力。”


    肝肠寸断...
    和平时期...
    三千万生命...
    就因为一场运动...

    August 23

    笑话-拼心理素质(转自牛博网小花牛的Blog)

    阿杜:你晚上吃的什么?
    小花牛:虫子。用大米养虫子吃。 

    阿杜:其实直接吃大米更解饿。
    小花牛:大米里没有protein(蛋白质),你真没文化。 

    阿杜:炸着吃?
    小花牛:炸?多鸡巴浪费油。生吃! 

    阿杜:是不是到肚子里还会蠕动?好可爱。
    小花牛:何止!拉到马桶里要是不赶快冲简直还能爬出来呢。

    阿杜:真鸡巴浪费。既然还活着为啥不捞出来再吃一顿!

    眨眼
    August 22

    输了!但是挺愉快!

    England今晚的热身赛输给了老对手Deutschland
    因为只是场热身赛,所以对于比分并没有那么在意!
    在比赛没开始的时候脑子不自觉溜号,念起了有共同爱好的那帮贱人们^_^
    也因为比赛过程中的许多亮点觉得很开心,久违了的足球的享受...
    传统、底蕴、新人、个人技术...呵呵...
    比赛间隙的广告大体也让我很享受...
    美好的夜晚!
    就像第一次拿到我的妞2并在上面观看Richard Marx的MTV-《Now And Forever》时瞬间的幸福感...

    不良道德行为?!

    中学禁止男女生拉手单独交谈惹争议

    宜州市一中的《男女同学交往若干规定》要求:“男女同学在校园内交谈,应用口头语言,不用书信、QQ、手机。正常的交往应是透明的、文明的、健康的;男女 同学在交谈过程中,不允许存在任何身体接触,如手拉手、拥抱、互相拍打、攀背、接吻等不良道德行为;男女同学不能在学校餐厅或其他地方结对就餐,更不能在 就餐地做卿卿我我、交头接耳等各种不道德的动作……”


    原来不良道德行为是这样解释的...

    理解校方的一片苦心,也理解家长的担忧,但具体的实际的操作不能够违背自然规律吧!?都是处在青春期的正常男女,哪个少男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从生理上来说正是对异性产生强烈好奇的年纪;从心理上来说正是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独立存在的时期,本身就为了证明这种存在而具有强烈的叛逆心理(潜意识里希望借此来引起周围的环境对于自己的重视),不去从根本上让他们理解这种成长的正常阶段进而因势导利,反而只是一味的禁止,难道不是教育工作者的失职嘛?!

    老师和家长是孩子的榜样和潜意识的模仿对象,这是每个教育工作者首先应该重视的!

    在此还想说一说性教育!先提一句——食色性也!这是人的本能!既然是本能就更应该以科学的理智的态度去对待!记得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在家里看影碟只要被老爸发现里面有不健康的内容(其实连露点的画面都没有)总是免不了一顿斥责,以至于头一次看到《American Pie》里主角在去参加毕业舞会的时候他的父亲给他避孕套并祝他好运时彻底崩溃了...唉...父母在这方面的局限性我觉得没有必要评论,因为更重要的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应该采取怎样的一个态度!

    不夸张地说我的性教育最初完全来自于A片(可能有点儿早,大概12、3岁吧)后来则是在网上这方面的刻意的收集!为什么呢?简单说是为了性生活更加的和谐。性生活的质量对于成年男女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前一段儿和一朋友讨论这方面的内容时让我惊叹于他在这方面的知识与其年龄的严重不符...既然是一个正常成人都要有的且在某种程度上说绝对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不在需要用到这些知识之前就打好一个基础呢?非得临时抱佛脚?!非得等到受到性骚扰或者意外受孕或者因为姿势和力量上的一些问题而导致身体伤害的时候才悔不该当初?!

    不说了,再说就该骂人了!最后强调一下——
    Attitude Is Everything!

    今天日本人的历史观——黄章晋

    引起中韩两国巨大抗议的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初中版),虽然只在实际采用上占了非常小的比例,但它顽强地一点点往外蔓延的劲头,却不难看出背后日本社会对自身历史再认识的一种内在张力,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既体现出日本社会中部分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定性情结,还折射出近些年来日本社会和政治生态的变迁。

    对历次侵略战争的定性问题

    今天占日本教科书主流的,依然是建立在完全认同东京审判基础上的东京书籍等7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他们承认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属侵略性质,承认战争中制造的诸种暴行。因为今天在日本知识分子阶层,左翼和平主义思想依然占主流。
    但是,教科书只是一面,最近我在日本期间到各地书店注意观察,对日本侵略战争辩护或进行美化的书从种类到数量都不少,因为谱系的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类为正确的左翼和反动的右翼:为当年的日本做辩护的,未必认同“皇国史观”,未必反对日本要奉行和平主义。而从扶桑社美化吞并朝鲜和为侵略中国战争的表述看,它显然是标准的右翼史观。
    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的极端史观虽属很少数一方,但依然可集中体现相当多的日本人对过去世界秩序的一种认识,即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胜者不受谴责。日本不成为丛林中的强者,就会为西方列强所吞噬,日本不占领邻国,它们就会为西方列强吞并成为吞噬日本的基地。而日本的侵略战争,是符合西方“文明世界”的生存规则和逻辑的。
    在这种世界认识逻辑下,不少人虽认为日本在二战中对中国是侵略者,但未必其他战争中日本都是侵略者。譬如:
    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是属于与中国争夺对朝鲜的宗主权,不是侵略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让朝鲜摆脱了清政府对它的控制使其获得"独立"。
    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则是日本为抵挡沙俄南下控制中国东北、华北和朝鲜所发动的战争,其结果是把东北从沙俄手中夺回给了中国,日本相应地获得其应有的在华权益。
    而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日本人认为他们是解放者而非侵略者的数量相当多,因为当时这些被侵略者无一是独立国家,皆为西方殖民地,日本是赶跑了西方白人,为战后这些国家的反殖民独立运动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持这一观点的日本人一个有力的辩护理由是,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元首曾参拜过靖国神社。
    今天日本的历史观从对一切战争都予否定到对一切战争都予辩护美化,中间各式各样的声音都有。

    对东京审判的质疑

    正是因为日本人对日本历次战争和二战中部分战场的性质有不同判断,自然他们也认为,东京审判的裁断,日本受了许多委屈。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目前还不敢直接公开对东京审判进行否定,但其基本史观却是一种无声的彻底否定。而日本右翼势力亦会经常以“学术讨论”为名质疑东京审判。
    关于东京审判,日本不少人内心认为,其法律严肃性完全不可与审判纳粹的纽轮堡可以相提并论,日本战犯的罪行也可不与纳粹战犯相提并论。
    否定东京审判的最有力的武器,是当时的发法官之一印度籍的帕尔博士的观点和言论。因为帕尔就"何谓侵略""何谓战犯"提出了质疑,他同情被送上法庭的日本战犯。帕尔有篇60万字的审判意见认为,东京审判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次报复性的制裁,只审判胜利者而未对胜利者问责,缺乏法律上的严肃性。
    日本这种质疑东京审判的态度,集中体现的几点是:日本侵略的国家,除中国外,都是非主权国家,全部为西方殖民地,不像纳粹侵略的全部是主权国家,无法以法理角度认定为侵略;日本没有像纳粹德国一样进行了有系统有计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对平民的杀伤是战争中难以避免的,西方国家在战争中同样有巨大的专门针对平民的轰炸屠杀;战胜国同样有撕毁条约发动突然攻击的,譬如苏联。
    坚信东京审判最终会被颠覆的日本人,会经常引用帕尔的一句话来进行安慰,即:“当时间淡化狂热与偏见,理性揭开虚伪的面纱,只有那个时候正义的女神才会在维持公正的基础上,要求改变过去的诸多赏罚。”
    尤需注意的是,今天对东京审判问题上,日本保守势力(已经成为日本政坛中的主流)中的部分人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基本观点有相当大的一致性。但延伸出的基本政治理念却有巨大的本质区别。保守派不认为日本有必要去颠覆改变今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本的战争失败是政治制度的缺陷造成的政治冒险,日本今后的外交战略依然是与美国结盟,而且要保持与亚洲国家的关系。
    日本右翼则是要彻底颠覆东京审判,颠覆东京审判后建立的世界政治秩序和彻底改变日本在其中的位置,首先是抛弃与美国军事联盟,如石原慎太郎首先一开始就是个反美分子,要对美国说“不”,对亚洲其他国家则奉行种族主义的态度。但在日本社会,他们与右倾保守势力的政治务实相比,右翼势力本身给人的印象往往荒诞不经,始终无法成为主流,来自右翼组织的人物也无一人能进入议会。
    尽管日本政府中的许多要员本身也对东京审判持质疑态度,但日本战后的秩序重建和和平宪法基础全部是建立在东京审判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日本今天还是美国的小盟友,本土还有大量美国驻军,二战后重建的国际秩序和今天的国际环境,都不可能使日本政府有人敢公开否定东京审判。但内心的质疑却是不争的事实。

    急于摆脱历史罪恶心理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军为摧毁日本军国主义基础,用一切传播手段对日本进行彻底“洗脑”,其依靠的日本本土资源,基本上是日本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知识分子。
    但随着战后世界的变迁,尤其是苏东事变后对左翼思想的沉重打击,加以日本社会本身发生的深刻变化,左翼思想尽管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仍占主流,但社会基础却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左翼的政治主张显得不合适宜,左翼政党完全被边缘化,在学术思想上,左翼历史理论的说服力和地位也变得极为尴尬。
    不能不说的是,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今天主流教科书传播的历史观,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不管其对错,这是美国占领日本时期“强加”给日本人的,从心理上,他们有一种要颠覆摆脱的逆反心理。一些左翼人士转而持怀疑性的准右翼历史观,即是受此影响,譬如“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理事、《战争论》、《台湾论》的作者小林善纪。
    从心理上,战后即使受着日本战争罪恶论教育成长起来的日本人,因为没有经受上一代的战争苦难,更无侵略战争的亲身体验,相当多人认为,战争已经过去这么多年,日本已遭到了惩罚,他们与战争并无关系,该结束笼罩在日本人心头的历史罪恶意识。
    另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60年过去,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今天依然是一个不具有国家交战权的“非正常国家”,而在二战争中罪恶严重得多的德国早已参与北约对南联盟的行动,把军队派到了当年军靴践踏过的巴尔干半岛上。这种落差要那些希望日本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政治势力极不平衡,他们希望日本必须尽快摆脱日本长达60年的战争罪恶的心理包袱。
    他们认为战争已过去60年,日本人在受到巨大战争创伤和痛苦前提下,已痛彻反省了历史,日本坚信自己不会再犯过去的战争错误,其发展不依赖军事冒险和掠夺。在冷战结束后的格局中,日本已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应当重新找到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定位,应当成为正常大国家("普通国家")。
    正是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日本政坛保守的政治右派力量就开始了一系列积极动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自卫队军队化、防卫厅的国防部化和清洗日本人对60年前的战争罪恶意识。扶桑社教科书的右翼史观虽然不具有代表这种思潮的代表性,但却可反应出今天的日本人急于摆脱战争罪恶的心理。


    其实坦白地说在国内的仇日情绪推广中媒体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该不该呢?!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只知道物极必反!从某一点上来说这和日本在战后对待战争的认识和反省的态度上有很大的关系(记得李敖曾经评价过靖国神社的参拜问题,有兴趣的看官可以查找一下)!对比一下德国对待战争的认识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只是这个结论是否绝对的客观公正(相信这个结论大多出于民族主义立场)其实对于日本这种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家来说战争似乎有些道理(就像以前的匈奴!?在此不由得想到杨二,一个从原始母系社会直接进入和谐社会的人,你又能对她过多要求什么呢),本人觉得关键是我们应该怎样理性的去对待...
    保持足够的理智和警惕!自强不息才是王道!
    ps:对日本有兴趣的看官可以看看黄章晋的另一篇文章《漫评经典说日本》
    August 21

    中文小说阅读:体会时间流逝中那些生命感动(转自牛博网冯唐的Blog)

    中文小说整体水平低下
    开篇明意,首先表达我的观点:中文小说先天不足,整体上无甚可观。
    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讲,中文小说和西文小说整体上都不在一个重量级。美国现代图书馆评选二十世纪英文小说一百强,争得不亦乐乎,反反复复定不下来。之 后,亚洲周刊跟风效颦,推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很快尘埃落定,各路英雄坐次排定,鲁迅《呐喊》第一,二月河《雍正皇帝》第一百。读到这则消息,我第 一感觉想乐,好象听到清华大学选出清华校园美女一百强。第二感觉凄凉,“世无英雄,方使竖子成名”。第三感觉振奋,好象项羽看见嬴政坐着大奔逛街,“彼可 取而代之”。跟我老妈讲了我的感受,老妈说,你改不了的臭牛逼。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意见还是和鲁迅当初一样:如果喜欢小说,多读外文小说,少念中文。
    中文小说整体水平低下有两点原因,第一是中国文字太清通简要,难负重。第二是中国文人外儒内庄,不吃苦。
    不是灭自家威风,中文和英文那个更优秀,实在是一个数量问题。数量少,二、三十字以下,中文占绝对优势。有时候,中文一个字就是一种意境,比如“家”字, 一片屋檐,一口肥猪,有屋睡有肉吃就是家。乱翻词谱,有时候,中文三个字的一个词牌就是一种感觉,“醉花阴”-丁香正好,春阳正艳,他枕在你的膝上,有没 有借着酒意浓重树影朦胧说过让你脸红的话?“点绛唇”-唇膏涂过,唇线描过,你最后照一下镜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他的眼睛?五言绝句,有时候,二十字就 是一个世界,比如柳宗元的《江雪》,有天地人禽,有时间空间。数量多些,比如两、三千字,中、英文基本持平。三袁张岱的小品同兰姆、普里斯特利的散文一样 筋道儿。数量再多些,比如二、三十万字,英文占绝对优势,中文长篇小说几乎无一不可批为庞杂冗长,而不少英文长篇充满力量。
    这也有历史成因。中文是象形文字,一张图画的信息量抵过千言万语,所以宇宙飞船带给外星人看的信大量使用图表,所以一张电子春宫比几万字的《灯草和尚》更 占硬盘空间,所以中文没有必要写得那么长。另外刚有中文的时候,纸张还没有发明,写字要用龟甲和兽骨。野兽会跑,乌龟会咬人,龟甲兽骨不易得到,文人不得 不清通简要。英文是表音文字,英文成形以后,纸张就出现了,没有了太多限制,英文就倾向于唠叨。点滴积累,岁月沉淀,这种唠叨渐渐有了力量。
    中国文人从小讲究的是乐生和整体和谐。他们从不为了理想引刀自宫,他们很少悲天悯人,他们在陋巷没事偷偷快乐。他们故意打破逻辑或者让逻辑自己循环论证, 他们说“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言” ,他们说路上有狮子。但是好小说需要丝丝入扣的逻辑、滴水不漏的记忆和自残的冷静凶狠,需要内在的愤怒、表达的激情和找抽的渴望。我们的文人怕疼。
    小说阅读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
    简单的说,小说阅读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天大的理,抵不过自己喜欢。掩卷书味在胸中,和张三、李四,或者隔壁的王胖子没有任何关系。仿佛饮食男女,有人喜欢吃辣,有人喜欢吃甜;有人喜欢小腿细细的小嘴紧紧的,有人喜欢面如满月笑如大芍药花的。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小说阅读没有高低贵贱。给艺术排名次本身就是一个很滑稽的事。如果你对着雪地里一泡狗尿想象出一块熟糯橙黄的琥珀,只能说明你的功力不凡。如果你喜欢上一 个聋哑的姑娘,觉得她没有任何欠缺,其他女人不是言语过分恶毒就是心胸过分狭促,只能说明你是情圣。小说阅读没有禁忌。再吃牛肉也是变不成母牛的,看八遍 《鹿鼎记》你身边也不会冒出七个老婆。我们都已经太老,很难改变。现在有了互联网了,什么东西拐弯抹角都能找到了,不用等太阳落山再去偷偷找书摊王大爷借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了。我们不要怕怪力乱神。神农吃了大毒草之所以没有暴死,是因为他一口气吃了一百种大毒草。我学医的时候,上公共卫生课,那个教课的 小老太太,小鼻子小嘴,干净利落,她说她健康的秘诀就是每个月找东单街头最脏最乱的国营餐馆吃一盘京酱肉丝,如此保持肠胃的菌群平衡。
    在小说的阅读中体会时间流逝里那些生命感动
    到底什么是好小说?好小说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坏小说各有各的坏法,但是好小说具有一些共性。
    文字妙曼。好小说的文字要有自己的质感,或浓或淡,或韧或畅,或是东坡肘子或是麻婆豆腐,但是不能是塑料裹脚布。好文字仿佛好皮肤,一白遮百丑,即使眉眼 身材一般,还是有人忍不住想摸想看。所以南方女孩比在沙尘暴里长大的北方姑娘好嫁,所以诺基亚只给手机换个金属外壳就多要两千块。
    结构精当。好故事仿佛好脸蛋,好结构仿佛好身材。长久而言,好身材比好脸蛋更动人。好脸蛋只是个好故事,看过了,知道怎么回事儿,不复想起。好结构转承起 合,该凸的凸、该仄的仄,该紧的紧、该疏的疏。让人从头看到脚,再从脚看到头,从胸看到臀,再从臀看到胸,感叹天公造化。
    才情灿烂。才情不是思想,好小说不是论文,可以不谈思想,只谈才气纵横、心骛八极。就象好姑娘可以胸大无脑,但是不能不解风情、不知体贴。好的小说家用肚 脐眼看天下,从另一个角度拿捏你的痒处或在你毫不设防的时候给你一记断子绝孙撩阴腿。就象一些有气质的姑娘,肤如五号砂纸、平胸没臀,但是见月伤心、听歌 剧涕泪横流、主动问你能不能抱她一下,还是能迷倒一片。
    讲到最后,小说文字不好不重要,结构不好不重要,才情不好不重要,小说最重要的是让你体会到生命感动,就象姑娘最重要的是让你体会到爱情。在读到足够数量 的好小说之前,我不相信任何鬼怪灵异。但是,好小说简简单单透过白纸黑字,将千年前万里外一个作者的生命经验毫不费力地注入我的生活,让我体会生命中不灭 的感动。我开始怀疑灵魂的存在。
    二十二种美丽,二十二种感动
    我在下面列了一张中文小说书单,它们曾经给我不同的生命感动。小说的兴起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对中文最重要的变革动力。虽然我们先天不足,但是我们上探先秦,外采欧美,前途还是光明的。
    列单说明如下:
    1.纯属个人观点。
    2.排名不分先后。
    3.有些人杂文、散文强出其小说太多,未入围不等于我不敬仰其文字。这些人中包括鲁迅和李碧华。
    4.外举避仇,内举避亲。仇雠和亲朋好友以及我自己的东西,不在推介之列。
    《战国策》
    有逻辑,有故事,有人性,有冲突,有够贫。象北京的士司机一样关心世事,象管理咨询顾问一样慎思笃行。熟读半部,在街面上混个肚圆不是问题。
    《世说新语》
    我的重要文字渊源。刘伶和阮籍到北京不会无聊,三里屯有高价假酒,紫云轩和芥末坊都有曾经沧海媚眼如丝的老板娘。
    《红楼梦》前四十回
    小时候喜欢看林黛玉吃醋和贾宝玉处理三角关系,长大了从中读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不知道是曹雪芹隐藏得太深还是世界把我变得太庸俗了。
    《水浒》
    要看金圣叹评点的版本。细节处理独步。太多的元素在里面:凶杀、奸情、同性恋、生活在别处、生活在低处、追求理想、遁世、幻灭、战略决策、战术处理、兼并重组、儒道禅合流。让人不得不喜欢。
    《肉蒲团》
    当初没有互联网,看的是从外教借来的英文翻译版。同期看的还有冯梦龙的三言和意大利的《十日谈》。感觉《肉蒲团》是我见过的行文最干净利落的中文长篇。
    《金瓶梅》
    写尽市井人情,建议中小企业主管精读。同《肉蒲团》比较,其色情描写添加得极为生硬,疑为后人伪作。
    《牛天赐传》
    北京那一辈人,没谁都可以,不能没有老舍。没有老舍,北京今天不会有这么多闲人,房地产也不会这么热。如果老舍生在今天,王朔就泡不着文学女青年了。
    《围城》
    钱钟书写老海龟的这篇小说至今时髦。只是读者通常没有以前那种旧学和西学的底子,领会他那些精致的笑话有些障碍。老天如果有眼,把他和张爱玲弄成一对,看谁刻薄过谁。
    《十八春》
    张爱玲是个异数。你可以不爱读,但是挑不出任何短处。张爱玲巨大的旗袍阴影之下,新锐女作家不脱怎生出头?
    《边城》
    沈从文只念过小学,对汉语的贡献比所有念过中文博士的人还多。
    《洗澡》
    同样写知识分子生活,同《围城》是夫妻篇。杨绛比钱钟书更懂得收敛和控制,是个更好的小说家和文体家。
    《白金的女体塑像》
    天妒英才,二十七岁就早逝了。这一篇的调停布置比郁达夫那篇课桌文学《沉沦》不知道强多少。
    《台北人》
    出手便知家学和幼功深厚,这样的文笔不知道以后到哪里找。
    《绿化树》
    如果那一拨人里没出来更多这样的文字,都是四人帮的过错。
    《鹿鼎记》
    韦小宝是比阿Q更典型的人物。刘邦、刘备、朱元璋在基因上和血缘上一定和韦小宝是近亲。
    《大人物》
    古龙的自传,那时候好象没有太大的出活压力,写得难得的从容。古龙有一枝有魔力的笔,绝对是个大人物。
    《受戒》
    小品式的文字,阅读时开窗就能闻见江南的荷香。但是几百年后评价汪曾祺的成就,首推的很可能是《沙家浜》。
    《棋王》
    再看感觉有些做作,没有他现在的随笔精气内敛。文笔太内敛太老道也有问题,仿佛奶太稠,挤出的产量严重受限。
    《在细雨中呼喊》
    余华最早的长篇,他最好的东西,也是他那拨人中最好的长篇。我不相信他这辈子能够超越这一篇中达到的高度。不如学学格非,找个大学去教书。
    《动物凶猛》
    有时候一部几千万字关于文革的论著不如几万字的一篇小说更说明问题,《动物凶猛》就是一个例子。写得太急了,有些浪费了一个好题材。如果当初沉一沉,就这个题目写个长篇,垫棺材底儿的资本就有了。
    《黄金时代》
    生命灿烂,人生美好,即使是四人帮也不能破坏。好在有小波在,要不大家都认为王朔就全权代表北京精神了呢。
    《窗外》
    “文章憎命达”,要是琼瑶阿姨考上大学,世界将会怎样?还记得林青霞演《窗外》时的样子,双手托腮,仿佛一朵莲花绽开。现在莲花谢了,结了莲子,自己也搞得不男不女了。

    战士写给中央的一封信:基层腐败严重影响我军战斗力(转自新浪“军事文集”的Blog)

    作者:一个忧国忧民的兵。

      在写这封信之前,我要事先申明和解释一些东西。因为我只是一个小兵,只是一个简单的生活了十几年,刚刚来到部队不久,却以前一直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的普通中学生。

      在网上我也只是个普通的网友,因为看到了黑砖窑事件,忽然发现天涯杂谈发一些问题帖子可以公布一些真相而不被封锁;忽然发现,中央领导人很有可能也在看一些网友写的问题帖子而很有可能受到触痛。

      所以我决定发这个帖子了。

      一:这封信不是检举信,因为我找不出检举信要求的证据,以及提供本人的真实姓名身份等,我害怕找出证据和提供我的身分后,就被领导给打击垮了。

      二:真诚的恳求天涯的网管和在网上监查的中央一些安全部门能够放过我的帖子,放过发帖子的我,因为我实在害怕,但是更加害怕的是:我们部队的战斗力真的已经被贪污腐败给削减了,而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还在沾沾自喜着自己的科技强军带来的伟大胜利,所以,我还是决定勇敢站出来,写信。

      三:真诚的希望和我有共同感触地战友们同志们能够勇敢站出来,说出来,把自己所在军区、所在单位的腐败现象说出来,以证明给中央首长们看。我们部队的腐败问题,真的已经是亟待解决而且火烧眉毛了,并不是我一个人危言耸听,毕竟我只是一个小兵,对一些腐败问题,讲述的不如各位老大哥那么明白和详细。

      四:部队严禁上网,严禁泄露军事机密。在这里我真诚的告诉我爱的祖国和党:如果揭露腐败也算泄露机密,那么我认了。因为我们部队的发展,需要有责任心,有忧患感的新时期军人。

      以下是我的信件正文:

    敬爱的中央军委首长:
     
        相信看过我前面的申明,我就不用再介绍我自己了.在我们祖国百万雄师中,我也只是普通一个基层部队的普通一兵.但是经过我入伍这么长时间,和各个军区的战友,同学,以及各种关系得来的信息,我已经深深感受到了基层部队腐败带给我们的严重影响.甚至已经使我们部队的战斗力削弱了一半(我这个一半的数据,有待首长调查).

      下面具体从最基层腐败问题说起,当然我揭发的问题并不能以偏概全,或许还有清正廉明的部队.
        
      一:兵源的腐败:
        我们每个入伍战士,其实文化程度都不是入伍要求的那么高,都必须是高中学历,都必须身体健康,必须象歌里唱的那样,18岁,18岁,我当兵到部队.实际情况是,我们大部分都初中没毕业.最小的13岁多一点.有个战士以前还得过什么肝炎.我们之所以能来部队,能经过部队考核批准,下到连队.是因为我们花钱啊,送礼啊.我们的爸爸妈妈得花一两万才能打通关系,给地方部门送钱,给招兵干部送钱.最后我们就来部队了.素质参差不齐.招兵干部每年去各地方招兵,能受很多钱,是非常油水的工作.
        
      二:分配部队时候的腐败
        在新兵连就不提了,有为了怕挨打图舒服给基层训练我们的连长送礼的,讨好他们的.但他们一般还是比较好的,基本不收礼.对我们都很好.但是在新兵训练结束后,要分配部队了.这时候,就得给负责分配的领导送钱了.现在在部队,送钱最管用.为了给自己分一个舒服点的,好发展的单位.都得给领导送几千块钱不等 .
        
      三:士兵也有三六九等:
        现在在大城市的兵,都是关系户.关系到各个军区的处长啊.什么长得官.所以来了后,刚下放基层没多久,就通过各种渠道,去学习开车了.因为将来可以给领导开小车是很好的工作,回地方了也用得上.再差点的就送钱给领导,然后去机关当公务员.反正最后分到基层的都是又没钱又没关系的人.即使这样,也有很大一部分人也有一点点关系,用人的话讲,没关系,能到部队来么.
        反正一句话:现在部队都是关系兵。
        
      四:炊事班的腐败:
        这是最关系到基层官兵的要害。这个衙门可不像电视剧里《炊事班的故事》那么每天阳光和幼稚。在现实中,要像胖洪班长那么傻的人,是混不到司务长的。
        司务长掌管着一个单位的财政和我们的伙食。可是单位领导每年得有很多花销都得从灶上拿钱。请机关参谋干事吃饭得从这里花钱,请其他外单位的也得从这里花钱。有时候自己家没米没面了也得从这里拿。掌管后勤伙食的副主官还要贪点捞点。然后就是司务长很能每年从这里贪污。
        那我们也得吃饭啊,怎么办?省呗。从我们官兵的嘴里省。八个人一桌一顿只给三块肉,怎么分啊?结婚了的干部还能回家自己补,我们战士们只好自己买方便面泡了。有个战士天天泡面,都口腔溃疡了。为什么不换司务长?他是我们机关某个领导的老婆的侄子。
        
      五:套改士官、考学的潜规则
        现在可不是靠吃苦能干,就能从战士套士官了。得花钱。套一级得花一两万,一级套二级得两三四万,二级套三级得花三四五万,三级套四级得花四五六万,四级套五级更多,五级套六级花钱也不一定管用,得到军以上机关找领导。
        士官提干部更得花钱,现在战士提干名额少了,所以花钱更多,估计得花个10万。同样战士考军校,也不是看学习成绩。还得花钱。五六七万保守算。
        
      六:干部升官的秘诀:
        现在的干部,要想当个副连、正连职务。(政工干部更得跳来跳去,找位置)都得给团长、旅长、政委之类的主官送钱。没钱光有能力也不行。现在每个机关的小干事小参谋都是花钱送礼进去的。老同志们你们以前还能有基层主官推荐到机关锻炼,现在没这个优良传统。想当个政委,恐怕10万20万下不来吧,不信你问退下来的人。
        
      七:各种肥缺的发财方法:
        在空军,各个机场的油料股长,航材股长,主管基建的领导,站长都是捞钱的肥缺。有个说法,宁当油料股长也不当站长(股长归站长管)。油料股长把部队每回飞行完剩下的油用油罐车卖给地方,一年能挣百八十万都是小的(他们还得给上头领导送钱,不然就自找麻烦)。站长就是天天搞建设,今天拆这个楼明天修这个楼,反正每个项目最少得200万,自己从中捞钱。政工干部首长就是卖官,一个指导员标价多少万,一个政工干事多少钱,都有标价的。
        
      八:上级检察机关下部队的猫腻
        每年上级机关来基层部队检查,巧立名目,各种检查项目迎接不暇,已经严重干扰了部队正常的训练工作。来一次,部队得给他们塞一次钱。一个小干事估计2000块差不多。大点的下来就得吃大餐送大礼。不然他们真查我们,查出问题来,领导害怕啊。
        
      九:安全大检查不见效果的原因:
        空军摔飞机,一般都得停飞然后安全大检查,发生严重事故了,中央首长们非常着急,得再找问题,为什么摔飞机解决不了。其实每次我们停飞安全大检查都在检查什么?检查卫生有没有死角,检查被子叠得是不是豆腐块。我们都郁闷死了,你说叠被子和摔飞机有什么联系。
        
      十:干部转业的无奈和辛酸。
        干部一般面临着转业。一般情况是:当这个干部年轻力壮时候,想转业,部队不让转,要想转,你得花钱。当这个干部年老力衰想留部队的时候,部队不让留,想留,你得花钱。所以每年的转业时候,每个部队领导主管都能捞一大笔钱。
        
      十一:有待其他同志们老大哥们填补,我实在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也只有最基层的知道,上层腐败据说更厉害。
        
      敬爱的中央军委首长们,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百忙之中抽空看到我写的这些东西,也许它能给你们的管理工作带来一些思路,能够给你们百思不得其所一些问题带来一线突破。也许里面说的不尽详情,请你们调查取证。

      忘记说了:下部队取证的时候,请不要程序来,因为层层派遣的结果,最后还是腐败。最好请首长的亲戚朋友,亲自化妆来部队。或者请您的孙子辈,化名来基层部队当一普通一兵,那么中国部队的所有问题,都在掌中了。

      总之一句话,从头到尾,从来部队到从部队走人,都是腐败。
        
        我们总不能扛着腐败,去解决台湾。


    先在“军事文集”的Blog上看到的此文,按文章内容说应该是在天涯杂谈首发的!去那里搜寻了一下...怪了!在天涯杂谈上竟然找不到原帖...

    我是一个有着军旅情节的人。老爸参加过越战,86年从南京军区83020部队转业(而我也是在部队所在地——杭州出生的,脑子里现在还有小时候在部队光腚浑身上下只着武装带和红绿旗的定格)!家里好几个姨夫也都是军人出身!从小耳濡目染一直觉得当过兵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记得文学作品里的梁三喜、靳开来们,也记得春晚董文华的《十五的月亮》和《血染的风采》,记得抗洪救灾时的奋不顾身,也不曾忘六四北京戒严的劳师动众...

    让我该怎么去爱你——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August 20

    中国最可怕,最致命的薄弱环节,醒醒吧!——醉看云卷云舒

    首先我要说,中国的制造业不发达。我是学机械制造的,谈一些我的体会。

    当我和厂里的师傅们在为了使数控机床提高一级精度而不分白夜进行调试、翻译德文资料时,当我费尽千辛万苦又没有假期和加班费、满身污垢,满手是 伤,操作失败了无数次但最终第一次加工制造出精度达到预计的0.0001毫米要求的样品时,我兴奋了一阵子,但紧接着又有了失落感,因为那台加工中心的数 控机床是德国造的,数控计算机部分是德国造的,加工软件还是是德国造的,就连一把车刀,一个钻头,都是日本造的!除了厂房,没有一样工具是中国制造!就连 厂房也是借鉴了外国的经验。

    同胞们,你们不是搞这个的也许没有深刻的体会,我要加工一件精度为0.0001毫米的零件,所需的工具,就是上述外国制造的东西,这些工具的精度 要比产品的精度高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几百倍!一把用于高精度加工的小小的钻头,咱们就是做不到啊!买日本的要好几千啊!没法子啊。不要以为会一些photoshop之类的时尚软件就沾沾自喜,一整套PRO/E正版软件要将近8000万元啊!给你你连安装都不会装,别说使用了,什么是差距?

    前几年上大学时我们学校的大厅里看新闻,个个系的都有,当电视播放日本大学生制造了一个机器人拿到德国与德国大学生的机器人比试时,我们机械系的 学生都傻了眼,那个机器人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可以双脚保持平衡自我行走的那种,不过没有外壳,学这行的我们一眼就看出它身上布满的控制器、马达、线路,镜 头一闪而过,更多的是机器人不靠任何帮助自行双手翻跟头,90度鞠躬,双脚蹦跳前进,别的系的同学和老师都露出笑容“真好玩,太可爱了”,而我们系人除了 惊讶,还有发自内心的...害怕!真正的害怕,这个差距太大了,这就是制造业,自动控制,材料学的成就,我恨日本,所以我才害怕。

    外行人不懂这个差距有多大,我这样说,如果战事爆发,中国的制造业还与外国有如此差距,你,还有我,就只有小米加步枪跟人家打了,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虽然可以逆向制造,但就像台湾买武器和大陆自己生产武器的形式差不多,没有用的。

    现在社会好像越来越偏重对国计民生不起关键作用的产业了,什么房地产开发,计算机,软件,商业,搞得好也行,少数人把房子炒得越来越贵,这种发财 之道没什么值得骄傲的我跟你说!说白了就是缺德!计算机普及了,核心制造技术我们又会多少?软件更甭提,黑客不少,可人家软件又好又便宜,你怎么竞争?搞 电脑的人太多了!不要以为科幻片都是真的,实际中电脑不会打仗,真正接触的是机器!电脑差距还不是很大,打起仗来,当导弹不准,子弹卡壳,坦克熄火的时 候,你还有我还有大家,就真得拿着大刀往前冲了,我不想这样,你呢?

    不要看到靓车就发晕,先不谈20出头的女孩为国家创造了什么生产价值才能换来改装悍马越野车,要是查老底,中国有钱人有几个原始积累阶段不是靠违反规则的手段来的,敢说不违背良心的又有几个?

    越有钱和能力就越有责任为国家为人民出力,你再看现状,有多少有钱宁可买日本十年前的技术生产的轿车在同胞面前炫耀也不把钱投入社会,来之于民归 之于民?外国闹水灾就一个劲儿表现善心?他们有他们的道理,这一点他们不跟外国人比素质,反过来还嫌国人素质低。每当我看到外国车时,我的心里是愧疚,对 不起大家的感觉,因为我是搞制造的,可我知道咱们祖国连汽车外壳的曲面精加工都困难更甭提发动机了。快点懂事吧,醒醒吧,别再沉迷于GDP又增长了,你看 看咱们制造的产品的质量,心痛啊!别再像不懂事的孩子似的围着跑车看个不停,拿着超薄随身听等外国造的数码产品到处炫耀了,那是人家淘汰的技术,一个国家 的支柱,脊梁,是制造业!

    过去200年,未来我不知道,反正这个现状是不会变的,别以为能赚钱就是本事,就值得骄傲,当有人炫耀知道见过多少名车,卖出多少房产,设计多少 网页,得到谁谁谁的签名的时候,我承认那是你的劳动成果,但我会不屑一顾,我衡量人的能力只看它是不是真的为社会为国家创造出实际的价值,是不是真的提高 了生产力,虽然我整天和冰冷的机器打交道,操作复杂的零件三维设计软件熬夜画图,而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500元,穿着老土,跟不上流行,不知道现在谁最火 爆,上班挤公交,但面对别人询问我的情况时,我会毫不犹豫的全盘托出,才不管他怎么瞧不起我,因为我是搞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的,作为一个劳动者,一个制造 业工作者,一个为将来导弹打得准,子弹颗颗精良,坦克发动机无与伦比而努力的人,我充满着自豪,虽然我只挣1500。

    还有试剂

    为什么一瓶几毫克的试剂要花个几千甚至上万元从国外买?为什么情愿等上三,四个月也要买?为什么同类的国产试剂价格便宜而有现货不买?

    很简单的一句话:买国产试剂稳定么?你放心么?

    原帖地址:http://news.sina.com.cn/bbs/2005/1010/23391470.html

    这才是国家未来的脊梁...
    August 16

    与时俱进?!

    北京高中语文课本换血

    与时俱进是好事,但会不会有些矫枉过正...

    公安部交管局向京外司机发出进京出行提示

        新华网北京8月16日电 (记者 张景勇)公安部交管局16日向外地司机发出进京出行提示:18日、19日北京将举行“好运北京”公路自行车国际邀请赛,进京的外省区市车辆除了要注意车辆 单、双号出行等规定之外,还要注意交管部门将对永定门至居庸关长城一线采取分时、分段的交通管理措施。

      交管部门提醒途经上述路段的外省区市司机,在比赛时间和路段内,要服从交通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遇有交通警备车辆和运动员通过时,严禁横穿道 路。比赛沿线两侧行人不得进入车行道观看比赛。另外,8月18日12时至18时,19日10时30分至18时,八达岭地区受比赛影响,居庸关、八达岭长 城、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等旅游设施不能正常对外开放。

      此外,交管部门特别提示广大外省区市司机,在8月17日至20日的体育赛事空气质量测试期间尽量减少进京,如需进京要带好相关证件办理进京证明,同时注意交管部门采取的绕行措施。建议经北京过境的外省区市车辆,体育赛事空气质量测试期间尽量绕行112国道。

    理解之余还是有些疑惑...环保问题?!面子问题?!

    August 13

    宽容?!纵容!?

    前几天在新浪博客首页看到《婚姻与家庭》杂志社的一篇博文《乐痴许巍:我曾是爱情逃兵》,内容明显有许多失实之处。当时特别气愤(因为喜欢他的音乐并钦佩其对待音乐的态度),于是在许巍的官方论坛发了一个帖子曝光一下这篇文章,并咨询有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当时的想法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对于这种现象法律上是怎么界定并处理的),可是回帖的同志们都说要宽容一些...

    还真是“一朝醒来是和谐”^o^

    在一个法制不健全、道德不规范的社会里谈宽容,难道不是一种变相的纵容吗?

    君不见现在假新闻铺天盖地,嗷嗷叫着充释着我们生活的空间。新闻的三要素是什么?及时性!准确性!真实性!及时性大家倒是都争先恐后的,可准确性和真实性都他妈忘到哪儿了?许多媒体为了个体的某些利益不惜胡编乱造,其泛滥程度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个社会究竟他妈的怎么啦?!放着那么多或违法乱纪、伤天害理或感人肺腑、热泪盈眶的不报道,竟整这些个乌七八糟的,就是这样做党和政府的喉舌的?!

    “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相信只有做到从严从重才能实现求真求实!

    各位看官你们的看法呢?

    ps:再次点击这篇博文的相关链接,已经搜索不到了
    我更愿意相信是作者良心发现...

    August 12

    God bless U!

    Wayne!
    God bless U!
    MU & England need U!

    新京报:有偿排队族的自发秩序是面镜子

    近段时间,在河南省郑州火车站、医院等公共场所,出现了代人排队、替人买票等有偿服务的“代排族”。这些人买到票后,从中收取10元左右劳务费,遇到高温天气或节日,最多一天可挣300元。(《中国青年报》8月11日)

      代人排队的事,相信许多人并不陌生。就在不久前,河南打工妹姜玉凤在广州专门靠替人排队赚钱,并成立了有20多名员工的排队服务公司,成了中国第一个合法的“职业排队人”。此外,为了获得明星的签名写真,有追星族甚至找来农民工替他们排队。当然,代人排队的现象并非只在中国才有。6月29日,美国苹果公司推出的iPhone,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的苹果正式开卖,有大学生推出了代人排队的服务。

      对“代排族”的出现,反对者通常站在道德立场上,断定这种行为有违社会公德,认为花钱请人代排,无异于加塞儿,损害了正常排队旅客的利益。

      显然,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道德失范”,或者“以金钱交易挑战长久以来形成的公平性伦理原则”那么简单。有需求就有供应,“代排族”的出现不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秩序的自我调节。“代排族”不像“黄牛党”那样,破坏既有规则谋取暴利,他们赚取的只是“跑腿费”或服务费,他们的劳动与交换不该受到非议。

      猫走什么路线,关键在老鼠。从逻辑上讲,“代排族”的出现,也不是造成“排队难”的根本原因。恰恰相反,正是“排队难”导致了“代排族”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种自愿的民间行为,它需要的是规范,而不是否定。

      既然“代排族”的出现,根子在于“排队难”,那么,我们就不能对社会公共资源的稀缺性与公共服务的捉襟见肘,视而不见。为什么在许多公共场所, “长队”最后总是排成“粗队”,直到像个黑锅一样,盖在值班窗口上?排队者的素质无疑是一方面,与此同时,如何提高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水平,更值得追问。

      学会排队,无疑是建立秩序文明的重要一步。为此,北京市就推出了“排队日”。但是,并非队排得越长,社会文明程度就越高。一方面,合理安排窗口可以缩短等候时间;另一方面,并非所有排队都理所应当。生活中,不乏其例的是,由于权力重复使用,本来排一次队便可以完成的事,却要分着排几次队才能完成。比如,在一些发达国家,车站站台通常是开放的,既然查票在车上已经完成,在出车站时,车站方就没必要派人守着站口查票,将旅客像牙膏一样慢慢挤出车站,而此前,已经这样挤进过一次。

      不可否认的是,如何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今年1月,江苏省明确规定,
    高速公路收费站必须开足道口,保障车辆正常通行,否则,在一定条件下收费站应免费放行。显然,这种“不高速不收费”的举措,目的就在于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节约社会成本。

      秩序是人类最大的需要,是一切幸福与美好事物的基础,也只有秩序才能产生真正的自由。回到“代人排队”这一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秩序的生长并不都是计划或者设计出来的。如学者所说,秩序有着自我生长与自我拓展的过程,而市场是一种协调个人计划的机制。

      换句话说,我们既不要过高估计既有秩序,又不要低估一个社会自我生长的理性。代人排队就像一面镜子,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社会通过市场自救时的活力,也看到了我们的社会有着怎样的缺点,以及需要怎样的改进。

    存在的必有其必然性...
    August 10

    白鳍豚已灭绝,我们不必讳言-李晓亮

    8日,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中、美、英、德、瑞士、日本六国科学家的“2006长江豚类考察”报告,英国《独立报》在援引该报道时称,专家们认为白鳍豚“已经灭绝”。而中国科学院专家表示,白鳍豚只是“功能性灭绝”。(8月9日《东方早报》)

      外国人说白鳍豚已灭绝了,我们对这个提法显然难以接受,故专家慌忙解释道,白鳍豚属于“功能性灭绝”,即因物种数量个体特别少而丧失了种群繁衍 能力。还搬出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定义,“50年内没有在野外观测到任何个体才标志着一个物种灭绝。”可正如伦敦的特维博士所言,“就算是还有一、两头白鳍 豚得以幸存,我们认为它们生存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早在去年六国考察时,外国专家就曾惊叹道:“长江水太可怕了!”“这里没有多少浮游生物,完全不适合 豚类生活。”

      即使依据“功能性灭绝”的定义:白鳍豚物个体数量也决定了这个种群已彻底丧失了繁衍能力。也就是说这个比大熊猫更珍贵,在长江水域生活了2500万年,被国际上称之为“旗舰种”的精灵;这个在渔民眼中,甚至可以呼风唤雨的女神,即将或者已经从我们这个星球消失了。

      功能性灭绝也是灭绝,扪心自问,换个说法难道我们就真能骗得了自己吗?白鳍豚之死,原因很多,如捕鱼器具对白鳍豚的误伤,河流中的污染物排放, 以及水上运输繁忙等。但每一项都烙有人类活动的印记,可见杀害白鳍豚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害怕说白鳍豚灭绝,是因为我们杀了她!讳言白鳍豚的死亡,则只能 让外国人窥见我们的内虚。

      保护白鳍豚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真希望我们早几年领悟到这话真谛。作为哺乳动物,白鳍豚和人类有很多相似性。长江容不下它,同样很难支撑人类生 存。因为我们要保护的,不仅仅是动物的、更是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现在的长江已不适应白鳍豚的生存,白鳍豚境况,已成为一种长江水质恶化的预言。如不及时 治理改善,多年后,长江同样也不再适应人类生存。

      美国的一位印第安酋长在他所著的《珍爱地球》中说:“江河是我们的兄弟,奉献给我们以甘泉。江河承载我们的船只,抚育我们的儿女。我们必须像善 待我们的亲兄弟一样对待地球上的动物。想像一下,如果没有动物,人类也将因巨大的心灵孤独而消亡。今天在动物身上发生的一切,很快将在人类自身再现,世上 万物皆相连”。

      这位智者真是位预言家,他看到了人类的未来。水是生命之源,“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这话也同样适用于人和白鳍豚,甚至可以看作人与自然界的一切生物的关系。今天江水容不下一只白鳍豚,难保明天此厄运不降临人身。

      “白鳍豚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被人类消灭的鲸种”,我们再次领教了自然界物种灭绝的残酷。万物平等而生命如一,在这生命永久消逝的时空节点,我们 若还忌讳提“死”和“灭绝”,不敢正视承认错误,若还缺乏向自然的愧疚、反省、勇气和智慧,那么我们真得问问自己:正如那著名的墓志铭所言——当物种灭绝 的多米诺骨牌纷纷倒下的时候,作为其中一张的人类,就能幸免于难吗?


    心情很沉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在网上浏览着有关白鳍豚的种种...

    无语问苍天...

    August 09

    抱着怀疑的态度 辩证的认识这个世界

    每次给家里打电话和老爸聊天时,一老一小往往狂侃国内政治社会问题(和老妈则是家长里短)。经常我的态度是站在批判和怀疑的角度,以至于老爸总是担心是不是这个小王八蛋出了国了就被资本主义社会给同化了!?(其实一个人真正的改变往往内因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外部环境大体只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嗯?同化?为什么说同化呢?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老爸眼里西方堕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都是或大部分是腐朽的落后的甚至邪恶的?那么凭这种腐朽的落后的甚至邪恶的思想能创造出这么繁荣的物质社会还真是没有天理!难道仅仅是物质上的繁荣?为什么我所知道和认识的德国人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以便使他们能够在这个社会生存以外的闲余时间大都投入到了自己的私人爱好(比如运动、旅游)了呢(在我们眼里这种生活很单调,而我个人也曾经一度很不屑这种单调)?而且这帮人吃饱了没事干,一旦非洲某个地方发生什么灾害了以后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群情亢奋,不但狂捐钱物,还特意弄几个牛X轰轰的晚会并且请来巨多名人,故意炫耀他们有爱心?

    老爸他们这代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呢?

    一个人的思想观念是怎么形成的?大体不外乎教育、社会、媒体传播、自我思考...所以呢...

    出了国以后确实接触到一些在国内接触不到或较少能接触到的思想和信息,但不代表接触了以后就很简单的“拿来主义”,毕竟受过高等教育,透过现象看本质!同样的,对于国内的许多现象当然有自己的观点,好的当然就没必要和老爸讨论了,从个人感情驱使当然希望祖国各方面都取得巨大的进步,扬长避短!所以主要才就那些不好的地方,那些在国内严禁讨论或者不允许公开讨论的问题和老爸交换一下意见,男人嘛!什么德行大家都清楚!至少先过过嘴瘾^o^(不过非常奇怪的是女性同胞们在一起往往较少讨论此类问题,哪位看官能给个专业一点儿的解答?)

    对于许多现象在此就不发表观点了,一是与本文无关,二是相似的观点网络上面有很多,如果嫌麻烦那么简单一点儿听一听老罗语录,当然我自认还没有达到他的高度,但一个仅仅通过自我教育的人能达到这样的程度,着实让我钦佩!

    同样是人,生活在同样的环境里,接受同样的教育,为什么观点行为会差别这么大呢,思维方式或者说思想决定的!

    世事无绝对!首先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来审视它,即使是被科学证实了的也只是在现有的科学体系框架下罢了。两方面的去看待同一个问题,尽量保持中立、客观、公正!

    Je pense, donc je suis!

    ps:同样,记录一些事情,留待时间去澄清!

    北京奥运需要"不支持"者——转自牛博网 博文作者—瓜尔加

            2001年9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晚上,我正和一帮荤男素女驾车赶夜路,心中向往着南戴河的海滩和螃蟹。经过一个大的集镇的时候,突然有几只微型 礼花升空,四下里还有劈劈啪啪的声音。在革命电影里,此种场景通常意味着遭遇信号弹并伴随一场伏击。处于惊讶中的我们,纷纷接到北京朋友的电话,大意是申 奥成功啦,北京high啦,时隔12年又出现街头狂欢的盛况啦。
            我们没有折返回北京加入沸腾的人群,对于我们来说,海滩和螃蟹比群情激越更像真实的生活。如果说申奥成功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就是那天晚宴大家多碰了几次杯。
            那段时间,北京奥申委曾委托世界上知名的盖洛普(中国)咨询有限公司进行调查,显示北京民众的奥运支持率为94·9%,为有史以来最高(先别怀疑这个比 例,国际奥委会委托欧洲一家公司搞的独立调查,北京的数据高达96%)。我看不清形势,态度暧昧,不知道是否也被算进那94.9%里面了。不过我得承认, 看到绝大多数中国民众难得地拥有一个如此酣畅的夜晚,我的情绪也受到感染,虚荣心略有满足。那时候,偶尔可以看到一些不赞成北京奥运的言论,我也抱有一点 忧虑,但不很强烈。

            此后的差不多六年里,一些事情逐渐让我不安起来,这个今天就不一一赘言了。我只想说,在诸多不安中最强烈的一点,就是很难再听到对北京奥运的公开的质疑与反对意见。原来的那个5.1%是归零了,还是增减了?是被要求收声了,还是被忽略不计了?
            从一些便于掌握宣传口径的媒体人那里了解到,那些不利于北京奥运会光辉形象的东西,一律要过滤掉。甚至与光辉形象有关的,比如那些恢弘的体育场馆,也被禁止予以关注。
            我真的不知道有关方面到底怕什么,又何以怕到这个程度?连我们的党和政府,也一贯表示愿意接受群众监督,北京奥运怎么就拥有了无上的特权?
            现代人类社会,应该是一个构成复杂的异质社会,一个包容各种价值观的多元社会。常识告诉我们,钱多总比钱少好,“多元”也肯定好过“一元”。多元没什么好担忧的,大家都秉持宽容之道,自然各得其所。也只有这样的生存环境,才更接近真正的和谐社会。

            今天是八月八日,奥运倒计时一周年,《人民日报》的当日文章指出,“这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圆民族梦想,共践世界承诺的6年。”
            对于这类宏大叙事,我是比较惧怕的,如果是我,愿意这么描述北京奥运:一些民工修了一些体育场馆和路桥,一些人来比赛,一些人来围观,一些人赚了钱。
            总觉得这才接近事实和本质。
            而全民参与,举国欢腾,不是理性国家应有的作为。一个社会,假如到了万众一心的地步,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做到同仇敌忾了?
       
            在过去的六年里,我没再看到关于北京奥运支持率的权威统计。只是在一家BBS上,看到有人谨慎地做了一个调查,分为强烈支持、支持、无所谓、反对、强烈反 对五个级别,分别以12345代替,只许选数字,不许评论。结果173人表达了意见,选1和5的最多,各为21.97%和34.68%
            我不认为这种网络调查可以科学地集纳民意,但至少说明,“我不支持”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态度,而且并非凤毛麟角。
            我们不是很渴望获得世界的了解和认同么,那么,让外界知道中国并不只有一种声音,对树立中国形象绝对是一个加分因素而非相反。
            今天,我未经牛博网管理人员允许,擅自开了这个博客,叫做“北京奥运,我不支持”。
            不支持,一种态度而已,没什么大不了。北京奥运会不可能因为哪个人的不支持而停办。
            开这个博客,当然不是仅仅举起一块标语,我希望它包含一些思考和建设性。
            如果说“我不支持”还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暧昧态度,那么我也愿意明确地反对一些东西:
            反对奥运会的过度政治化;
            反对锦标主义;
            反对个人利益为之做出牺牲;
            反对对反对声音的限制。

    原博文地址:http://www.bullog.cn/blogs/beijing2008/archives/88325.aspx

    官本位-转自百度百科

    “官本位”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而是通俗的说法,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这种说法起源于经济学上的一个专用名词——金本位。金本位指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以黄金为单一的价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的价值。由 此看来,在最初提出这个名词时,官本位至少有这样一层意思:把是否为官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含义渐 丰,不仅限于此。

    官本位是官的本来涵义的异化。本来,官是一个较为好听的名称:处理国家公务曰官。官者,公也。《汉书·盖宽饶传》中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 子,官以传贤。”《说苑至公》:“博士鲍白令之对秦始皇曰:‘天下官则让贤,天下家则世断,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可见,官的本义是“为 公”。正因为以“公”相通,才有了尧舜禅让的佳话。韩非子在其名篇《五蠹》中就说到“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 不足多也。”但是在后来,人们的这种观念就发生了转变。也就是在韩非的那个时代,社会上就产生了重官的思想:“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 之。”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人们对官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官本位的思想观念。

    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至少包括了这四点内涵 :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以是否为官、官职 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在多个意 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它包含了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思维、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机制、官本位现象、官本位行为等多方面的意思。在本文中,它具有特定的涵义,指的是一种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当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首先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提出。1956年,在其所著的《比较政治系统》中,他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每个政治体系都表现为一个待定的政治行为模式,这种特定的模式便是政治体系的 政治文化,从个人看政治文化是个人对政治行为和政治评估的主观倾向。此后,对政治文化的界定莫衷一是。一般认为 S· 韦伯的解释比较典型,他把政治文化解释为“由得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规定了政治行为所由发生的主观环境。”在这个概念上, 基本上都认同的一个内涵是:它是“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观念形态,“包括政治认识、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动机、政 治意向、政治信念、政治思想等”。 政治文化处于政治与文化两者交界层面上。由此看来,官本位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取向、社会心理即可被列入政治文化的范畴。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其实官本位政治文化具有两个承载的主体:为官者和为民者。其内涵的前两个方面主要指的是前者,后两个方面则主要是指后者。但在讨论官 本位的内涵时,这两个主体又不可以截然分开,因为官可成为民,并且官也是社会的一分子,更重要的是民通过各种途径也可能成为官。以这两者为主体的政治文化 结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官这一主体的形成要比民来得早,因为它是这一政治文化直接寄生的载体。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文化,便是这一社会的主政治文化。显然,无产阶级政治文化是当代中国的主政治文化。而官本位的政 治文化则属于封建政治文化,属于封建官僚阶级政治文化。而在阿尔蒙德看来它应该属于臣属政治文化。因为在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中,属民对政治体系是完全被动 的,只与政治体系的输出相关,却并不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
        “官本位”是封建官僚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很大的危害。因此,从“五四运动”时 代,就受到进步思想家们的尖锐批判。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人民民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彻底破除封建制度的影响。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 家多次指出,共产党人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但是,由于“官本位”的意识流传了几千年,至今在我国社会生 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种“官本位”意识的俘虏。于是跑官、买官、卖官,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 誉和职位,明哲保身、不思进取、但求无过、一切为了保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等现象都出来了。当前,“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 任,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这种精神状态是与我们党的性质和任务、与我们在新世纪的伟大历史使命极不适应的。“官本 位”意识直接导致官僚主义。

    看完了百度百科关于官本位的解释,特别是有关当代社会的部分,让我忍不住嘴角上翘——官哪官哪...

    各位看官不要那么会心的偷笑...

    个人认为官本位和面子问题,中国人的顽疾

    ps:认真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