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10月28日晚，在郑州市第二次大巡防集中行动中，郑州市公安局出动300余名警力，兵分十数路，集中开展打击涉黄涉赌专项行动，对全市的小浴池、小旅社、小录像厅、茶社、网吧、歌舞厅、电子游戏室、美容美发屋等公共复杂场所进行突击清理清查，对部分存在涉黄涉赌现象的娱乐场所进行重点打击，在当晚的行动中，成功查处多家涉黄涉赌场所，抓获违法犯罪人员9人。

看到这幅图片说不出的辛酸！到底这位性工作者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要被这样羞辱，要被这样揪着头发全身赤露的暴露在照相机前成为别人的“工作成绩”？！

不是一直强调文明执法吗？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即使是罪犯也有基本的权利（罪犯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那么对于只是犯罪嫌疑人的性工作者来说，上图中的警察是否涉嫌滥用暴力和公开侮辱犯罪嫌疑人呢！？

从管仲设“女闾”开始，性工作者的合法存在已然有不短的历史了，正因为这种合法地位，民间才会有“笑贫不笑娼”的说法。对比西方色情产业的合法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开始就把性工作者非法化了，究其原因无非是道德因素、健康因素、犯罪因素、家庭社会稳定因素等等。

道德层面来说，我一直认为道德是个自我约束的东西。世上不存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以便人们站上去对别人指指点点。性工作者自愿出卖身体换取报酬和脑力劳动者出卖智慧、体力劳动者出卖体能并无分别，所以不存在道德上的问题。

健康因素来讲，都把性工作者当成性病传播的罪魁祸首，为什么？我觉得恰恰是其非法地位所造成的。因为非法，所以没有相应的医疗保障；因为非法，所以即使被感染也因为害怕被抓而不敢及时去正规医院治疗；因为非法，所以工作环境不固定，工作环境卫生得不到保障...如果像西方一样，定期检查，持证上岗，健康因素可以大体被忽略。

犯罪因素，主要是指非自愿从事性工作或被强迫从事性工作。因为性交易时间短，单位时间内收益较高，加上其本身的非法性（得不到法律和制度方面的保护），自然而然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有人参与其中。但如果性工作者有了合法的工作地位，像其他合法劳动者一样享受法律的保护，那么这个犯罪因素也不算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家庭社会稳定因素，我觉得这个纯粹属于无稽之谈。如果性工作者工作地位合法化，那么爱上性工作者，从而导致家庭破裂，和爱上公务员，爱上教师，爱上医生，有什么分别吗？再说导致家庭破裂的原因还是在于夫妻双方本身的问题，其他的仅仅是结果。如果从社会上男女比例不对称角度、从大龄单身青年越来越多角度考虑，恰恰是性工作者的存在才使一些性方面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人获得了解放。（参考《香港嫖客俱乐部：努力把自己变成“贡献者”》）

在性交易非法化的今天，还有这么多的从业者，还不能够说明问题吗？因为贫穷，因为生活所迫，这没有什么好歧视的，live反过来写是evil。反而在一个正常社会里，人应该有权利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只要ta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一个人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从经济学的角度讲，需求创造了市场。性工作者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化的一个必然，就像婚姻和家庭的存在一样。

P.S:郭凯老师此文对本文很有贡献^_^

S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经济基础到底是指国家呢还是指个人呢？

前三季度财政收入超5万亿 中国式的“税收战争”

河南惊现过头税 企业须提前1个月缴税给政府

“校内网以4亿元的价格被日本公司收购，校内官方已承认。并改名为：人人网。日本现在获得2200万大学生的资料，可以轻易的分析你这个国家未来人才结构层次、目前年轻一代的心理、从而可能制定进行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的策略。大家可以在百度搜索“日本软银”，这件事情之后，校内网上已经有上万学生删除了信息，校内网上“日本软银”这四个字就成了违禁词汇不让发表。希望看到的在他群相互转发一下 ”

正和老婆婆聊天聊的开心的时候，群里面有一条这样的消息。真他妈恶心，整天都是阴谋论...

首先，校内网为什么会被Softbank Corp.控股或者并购？简单来说还不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企图通过转让股份或者并购获得更充裕的资金\本，利用这些资金\本进行相对于控股或者并购前规模更大的发展和运作，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

而对于Softbank Corp.来说，它的目的还是通过投资在商业上获益。只不过是校内网的潜在投资价值更大而已。

“熙熙攘攘，利来利往。”

试想一个日本公司，仅仅是为了获得中国2200万大学生的资料，就花费4亿元...那么首先这家公司肯定得有政府背景(单纯商业公司的话潜在客户的资料应该不会仅仅局限于大学生；当然，如果您非要说这些大学生早晚都要毕业，早晚都要成为社会人，我也不能否认您错)，其次是这家公司对于自己赚钱与否根本就不在意(主要目的为资料)，反正有政府做靠山，赔了由国家来买单。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知道日本国内的法律制度和纳税人答应不答应(先不考虑中国政府)！况且话说回来，即使那些资料外泄的话就真的能造成“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不把时间、金钱和精力花费在改善当下的国内经济现状和老百姓生活水平上，而未雨绸缪的想着明天如何“侵略”，那些投了选票的老百姓的政治觉悟真高，为了明天可能成功的“侵略”宁愿放弃今天生活得更好的可能...

本来是一件普通的商业行为偏偏往政治上扯，就因为对象是一家日本公司吗？！那么说如果是由美国公司、英国公司控股或者收购的话这些资料就没有外泄的危险啦？！外泄的话就不会造成“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的危险啦？！即便说是由国内的公司控股或者收购，这些危险也依然存在，因为商业行为讲究的是利益至 上...

好好的一桩于交易双方都有益的商业行为，就因为有可能牵涉到大学生资料外泄、就因为投资方是日本公司、就因为所谓的“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就在网络上炒的沸沸扬扬，为什么？还不是利用了大家的反日仇日情绪！那么这个东西是怎么形成的呢？不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吗？

换个角度，如果这个新闻是校内网的竞争对手故意一手泡制出来的呢？

大学生！关注“日本软银”之前，是不是贵屿镇更值得关注呢？哦，对了，忘了你们上不了维基百科了...

P.S:真是不长进，都这么多年了，还是一点儿改变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也曾经“逢日必反”^_^
      国家的持续富强，需要政治制度的改革以便相得益彰，否则只是国进民退。
      推荐阅读《不要总用阴谋论来理解比我们发展更快的国家》和《西方的兴起主要靠制度而不是掠夺》

S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好像不是一小部分人的观点…不错，因为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的差异，大家彼此相处的时候产生一些矛盾是很正常的，就像青春期的我们与长辈也是经常发生冲突。但一个理性的公民应该分清楚哪些是人本身的弱点造成的，哪些是因为社会制度的缺陷造成的！

维吾尔在线网站创办人伊力哈木谈近日新疆局势

上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事件。中国官方证实抗议活动中有五人丧生，但是没有透露死者的身份。上周六，中国媒体报道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遭撤职，新疆自治区公安厅主要负责人事也做出了调整。本台记者就新近发生的乌鲁木齐抗议事件采访了维吾尔在线网站创办人伊力哈木。今年新疆"7.5"事件发生之后不久，伊力哈木突然下落不明。8月23日他重新恢复自由。

德国之声：9月初，乌鲁木齐地区发生了万人参与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当地市民要求当局为市民生活提供更多安全保障。您所了解到的抗议事件是怎样一种情况？

伊力哈木：这个应该是维吾尔网站最先透露出来的消息，自由亚洲维语网页也做了报道，当时他们采访了卫生厅的一个干部。据说是在乌鲁木齐民汉合校的实验中学，这是新疆最好的学校，打疫苗针，不知道哪个部门组织打的，谁打的，但对维族学生打。报道说，有15个学生之后死亡，几百人住进新疆人民医院。这是自由亚洲的报道。我们有一些亲戚在当地，他们也感到恐慌。过了几天就有汉族网友在网上称，在新疆有维族人针刺（行凶）事件。

德国之声：被要求打疫苗针的都是维吾尔学生吗？

伊力哈木：学校是民汉合校，但是被打疫苗针的是维吾尔族。

德国之声：死亡学生的死因有没有查清楚？

伊力哈木：这个不清楚，因为没有官方的说法。这件事是自由亚洲报道的，但是我没办法确认这个信息的真假。

德国之声：这个事情怎么和针刺事件联系到一起的呢？

伊力哈木：我注意到汉族同胞、汉族游行者的诉求。除了治安之外，就是要王震。大家都知道，王震对维吾尔族来说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汉族社会怎么看。他们要的不是民主的诉求，他们要的不过是--觉得现在杀的人还不够吧？或者说镇压得不够，要再强硬一点。我支持民众提出的安全诉求，包括人身的安全、家庭的安全，包括自己的工作环境，公民权利方方面面的东西。但是这种要求强硬镇压的诉求和维族的诉求根本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新疆一直有严厉的措施，再严厉的话，会像什么地方？像当年的南非一样？

德国之声：那么之前媒体一直提到的针刺事件究竟存在不存在？

伊力哈木：我对针刺事件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现在虽然说嫌疑犯抓了一些人，刑拘了4个人，但是具体怎么回事，不知道。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维族当中有一些吸毒的人，"7.5"之后他们纷纷回到新疆。其中很多人确确实实在内地是从事犯罪活动的。有报道说，他们（犯毒瘾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就给自己打（针），但最后被人打死。

现在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很多维族人，包括在网上或者打电话都说，"7.5"之后7月6日，7月7日发生了什么，维族人开的店被砸，清真寺被冲击，维族人被打伤打死，都没有报道。在戒严的情况下，汉族可以不经批准就上街，明显对维族的态度就不一样，这是维族的看法。从新闻来看我也认为有差距。每天有死亡的事件，被伤害的事件发生，但是官方一直否认。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能够证明官方说法的证据。国内媒体报道的都是汉族受到伤害。

我认为，现在民族仇恨的东西正在聚集力量。我很担心这个东西会扩大到别的地区，民族仇恨是很难控制的。

德国之声：您提到民族仇恨的问题，现在在新疆是不是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了呢？

伊力哈木：我觉得民族矛盾在"7.7"之后就开始聚集，很严重的聚集。但这个东西现在才有的吗？以前就有，只不过没有达到相互仇恨、普遍仇恨的程度。但是现在我认为，维吾尔族和汉族民众间的信任几乎没有了。很多人从民族的角度进行思考。我认为民族仇恨已经形成了，如果控制不下来，还以民族族群的角度采取征服者的态度，任由这样的事件再发生，人家会看到的。

可以看到，过去几天汉族在示威的过程中也喊了一些口号，看得出来他们对地方当局也是不信任的。维吾尔人早就不信任了。别的地方一般有诉求都是对政府的，新疆这里很奇怪，他们（维、汉）都对政府不信任，但相互也不信任，冲突在加剧。

德国之声：上周六中国官方宣布，撤销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的职务，但是被乌鲁木齐示威群众喊出"下台"的自治区区委书记王乐泉仍然在位。您怎样看待新疆最近的人事调整？

伊力哈木：新疆的问题不是换某个领导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很明显，撤换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和公安厅厅长的做法是安抚汉族民众。官方对汉族示威游行者的态度和对维族人的态度明显不一样。新疆的维族人给我打电话说，维族人不许举行集会，军队拿着武器对着维族人，维族人根本不敢上街。

采访记者：洪沙

责编：叶宣

原文链接:http://mobile.dw-world.de/chinese/ua.24/mobile.A-4658371-293.html

S按:在twitter上看到连岳的RT，突然想起来不久之前看到过当时记录苏联并未追讨债务的文件…曾经下载了《楊繼繩：墓碑 —— 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 2008年6月）》的PDF版，还没看…怕这篇RT包含的链接被和谐，特把链接内容记录下来，原链接为http://news.sina.com.cn/o/2003-09-21/0633791008s.shtml

正确对待历史真相

冯远理

　　发生在1959－1961年的那次大饥荒，到底死了多少人，一直是个谜。从已披露的材料来看，数据差距很大，但最保守的数字也在1千万以上，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3千万以上较为可靠。

　　按照过去的说法，这一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的发生，首先是“三年自然灾害”，其次是苏联逼债，过去的教科书上也是这么说的。但这一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越来越站不住脚。现在的教科书已改为“三年困难时期”。对前一说法，1964 年刘少奇在7千人大会上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明确指出，造成这一灾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20世纪90年代，著名学者金辉先生根据多年的研究，于1998年发表了《“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媒体纷纷转载。可以说，学术界的人对这篇文章家喻户晓。以中国之大，每年都可能有一部分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如近几年的比较大的灾害就有1998年的大洪水，前两年的殃及北方十几省的大旱，可以说，这两次自然灾害都比“三年困难时期”严重得多，但没有听说那个地方发生了大规模的饿死人的现象。那么，那次大饥荒的唯一原因就是苏联逼债了。幸好，中苏当年的一些资料已经解密，使我们得窥这一历史真相。

　　据近期《书刊报》上的《1960年，前苏联“逼债”真相》一文透露，当时中国共欠苏联债务14．06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2．9亿元。应该说，这些外债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终止对华经援协议，发生在1960年7月，当时的大饥荒早已酿成，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早已发生。当时苏联并未要求中国提前还清外债，把苏联翻脸说成是大饥荒的原因是推卸责任的行为。需要说明的是，这三年同时是中国大规模援外时期。中苏决裂后，中国扩大了外援的规模。1961年，援外支出就已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到了1962 年，援外支出更是大幅度地超过了偿债的规模，大把大把的银子流水般流到了朝鲜、古巴、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与其说三年大饥荒是苏联逼债的结果，毋宁说是打肿脸充胖子的结果。当然，三年大饥荒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左”倾狂热下的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等原因造成的。

　　近几年，随着政治环境和学术研究的深入，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得以重见天日和重新评价。这些事件，要么我们过去不知道，要么过去的评价和现在差异极大，还有多少历史真相我们不知道呢？如果我们连正确对待历史的勇气都没有，又谈何接受历史的教训。

S按:原文发表于萧瀚博客！甘地、曼德拉…许志永？！

萧瀚按：

受江平等六位德望前辈的委托，本人代为发表本呼吁书，版权属于六位联署人共同所有，欢迎完整转载。

2009年8月19日

呼吁政府妥善解决公盟事件

江平 茅于轼 钱理群 许医农 章诒和 张思之

据悉，本月中旬，公盟负责人许志永先生被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偷税罪批捕。

公盟是2003年成立的，前身是阳光宪政网，因国内特殊的制度环境，该机构创办时以公司形式注册，但其工作方式与工作内容均以NGO形态为主。 NGO组织是社会自组织的一种重要形态，它在有效地缓解各种社会矛盾方面往往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以其六年来的作为看，在目前中国各类NGO组织中，相对而言，在以维权为主要手段推进公民社会、有效缓解社会矛盾方面，公盟可能做得最扎实最具体最有法意识担当，且理念中正、行动公开。

公盟作为一个不得不注册成公司的NGO组织，在温和与执着地推进和平宪政的过程中，遭受过种种不为人知的不公平待遇，但公盟依然不改初衷，其善意、理性、温和、执着，对这个国家深切实际的愛，尤令人钦佩。

此次许志永先生以涉嫌公盟偷税被捕，以及公盟的被民政部取缔，与我们理解的偷税罪日常执法与司法存在很大反差。

例如：

且不说国税稽查局的偷税认定是否正当，额度是否正确，即使按照其认定的偷税额度，为何要按偷税额五倍的顶格罚款度罚款，这是通常罚税的10倍（通常罚税倍率多为偷税额的0.5倍）——有什么理由要这样畸重执法？

在税务部门开出罚单之后，至今缴纳罚款的期限尚未界至——这时候就应当或可以逮捕其法定代表人吗？

在公盟申请召开听证会之后，听证期间，公安部门即已将许志永先生刑事拘留——听证会是不是因此变得纯属走过场？

现甚至转逮捕——有必要为了一笔行政相对人积极配合缴纳的罚税急于将人投入国家刑事司法程序？

许志永失去人身自由之后，公盟在缴纳罚税过程中遭遇种种阻挠——不允许公盟缴纳罚税是政府机构应该做的吗？

……凡此种种，这些现象都是在处理一起“企业”偷税事件中不应该发生的。

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政府此举无关公盟是否偷漏税（且不说公盟倘若真的存在缴税不足额的问题，到底是普通疏忽导致的漏税还是蓄意的偷税），而是蓄意构陷，旨在以治公盟偷税罪为借口，以逮捕和刑事处罚许志永先生个人、取缔公盟组织为手段，摧毁公盟，打击国内的NGO组织，以收全面阻挠和破坏发育和成长中的公民社会之效。

由于制度原因，目前中国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亟待解决，政府在一些方面也做出了一定努力，但排斥民间自发合法帮助政府纠错的做法，显然与中国政府倡导的和谐社会南辕北辙，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不但非法侵害许志永先生个人的基本公民权，也是对公盟以及整个NGO行业的非法打击，并且对社会、政府和国家十分有害，甚至十分危险。

有鉴于上述事实与理由，我们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妥善处理公盟事件，具体如下：

1. 恢复许志永先生个人的自由，暂时撤销对他的偷税罪指控，经过严谨与合乎法律正当程序的调查之后，再做司法安排；

2. 恢复公盟法人身份，归还被抄没的一切物品，撤销取缔公盟的错误决定。

联署呼吁人签名（以姓氏声母为序）：

江平
茅于轼
钱理群
许医农
章诒和
张思之

2009年8月19日

S按:转自四一的博客，据四一求证该老同志为万里…

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

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跟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了，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就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我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引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用党纪约束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六十年来，共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六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了。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六十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

第一条，六十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来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

建国六十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月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三十二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六十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六十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比 “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此稿由四次谈话整理而成，经谈话人审定。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S按:对于醉钢琴老师的这句话“今天的中国人为文革年代的沉默而羞愧不已，希望将来的我们不会为今天的沉默而鄙视自己。”不能更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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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盟受捐公告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发表日期 31/07/2009 更新日期 31/07/2009  14:04 TU

2009年2月12日的央视新址大火震惊中外。此后，央视新址办主任徐威被拘，并于3月13日，被北京检方正式批捕，理由是因涉嫌危险物品肇事罪。

徐威在被查过程中交待的问题并不仅是失火渎职，更涉及央视新址建设中的工程招投标经济问题，讲数亿投标项目分给了特定利益方。

此后，北京传出徐威在狱中曾自杀未遂的消息，此事更显扑朔迷离。

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的江河幕墙公司是央视新址主楼外延工程的中标承建方。内部人士透露了该公司获取这份价值近7亿元的合同的过程，部分地揭示了这一造价过百亿的“大裤衩”背后的种种隐秘交易。

参与招标前期，该公司的实力和信心并不足。

内部人说，因为该公司当时的资产还不到标的的一半，与其他竞标对手实力有差距，但报价却高过了底价300多万，而另外一家北方公司的价格最接近标底4.5亿，而这家公司的方案评分也一直落后。

但这家公司的刘姓老板已经胸有成竹，原因是他们获得了央视新址办主任徐威的支持。

徐首先在会上提出，央视重大工程应该有两家公司参与，随后，除了内部的招标办施加压力外，还通过做外聘的评标专家的工作，全力力挺这家公司。使他们在商务评分中一枝独秀。最后又提出，只能有一家公司中标，把工程给了内定的这家公司。

而在施工一个月后，在徐的支持下，中标的这家北京某幕墙公司提出，更换玻璃，追加投资1个亿；此后的施工中，又以种种理由，变更设计，追加投资1.25亿，使外延工程的总投资从中标价的4.56亿跃升6.8亿。

为了使这些追加获得通过，据说，徐威在调查中承认，在变更工程款中，大部分参与工程管理的央视新址办工作人员也都收到了小则五万、八万，大到几十万的好处费。当然，为何徐威会如此不遗余力地力挺这家公司，内部人透露，是因为吃了回扣，该公司付出了近3000万人民币。据透露，该公司刘姓老总分批将这 3000万汇到徐威朋友开的一家贸易公司的账户，通过这家壳公司将钱“洗净”。

江河公司则在央视工程中获利颇丰，内部人称，该企业在此项目上的纯利润高达1亿多元，利润率在20%以上，而幕墙外延施工行业的平均利润仅在4%-5%之间。

而为了进一步盈利，该公司还在防火阻燃材料上做手脚。幸运的是，大火出事的央视北配楼的承包商是另一家公司，是否存在类似的情况目前还不得而知。

央视新楼由在2001年，原国家计委批复，总投资76.66亿元，其中央视自有资金55.17亿元，银行贷款21.49亿元，2004年8月，国家发改委的批文增加资金至78.91亿元。

此后，该工程一延再延，项目资金也一再上涨。《财经》报道称，至今，央视新址工程的建设投资已达120余亿元，另有70多亿元新设备费用，总投资200亿。

5月16日上午，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被宣布免职，接任者为中宣部副部长焦利。新华社的通稿中强调，“调整是因赵化勇已达到规定的任职年龄界限，属正常的干部新老交替。”

而不到一周后的5月22日，又有3名央视员工被刑拘，分别为央视新址办副主任王世荣，央视国金管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高宏，新址办技术处副处长耿晓卫。

至今，此案尚未结案，官方也未发布进一步消息，这项由温家宝拍板，责令中纪委监察部牵头，国务院八个部委参与的联合调查未来有何走向，值得观察。

P.S: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S按:呼吁有关部门尽快释放许志永博士！

3岁女儿在处在语言爆炸期，听我打完电话问：
“爸爸，谁被警察带走了？”
“许志永叔叔被警察带走了。”
“为什么许志永叔叔被警察带走了？”
“因为许叔叔做了正确的事情。”
“为什么许叔叔做正确的事情被警察带走了？”
“因为警察叔叔做了错误的事情。”
“为什么警察叔叔做了错误的事情？”
“因为警察叔叔有时候做错误的事情，所以需要许志永叔叔做事情。”
句子太长了，又像绕口令，女儿囧。
“我来问你，爸爸每天工作忙不忙？”
“忙。”
“忙什么？”
“忙电脑，还有坐飞机。”
“我的工作，还有许叔叔的工作，都是为了让警察叔叔少做错误的事情。你的明白？”
“那你也会被警察叔叔带走吗？”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3c7fe0100emo6.html

许志永在百度百科，公盟在百度百科，公盟在维基百科。

香港《亚洲周刊》7月23日发表专访披露，乌鲁木齐一位名叫海萊特.尼亞孜的维族知识分子，曾于7月4日下午8点，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并于7月5日上午10点左右，面见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当面提出三条建议：第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在中午12点以前出来发表讲话；第二，通知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商人，早点关门回家；第三，能调动多少部队就调动多少部队，首先把民族聚居区隔离起来，在一些关键路口进行封锁、巡逻，下班以后戒严。这位领导当时表示，要打电话请示，结果是三条建议一条都没被采纳。海莱特说，他不是唯一的向政府提出预警的人，有人比他提得还早。

按说，海莱特提出的三条建议是比较周全的。首先，政府出面讲话，可以疏解维族人的不满，缓和紧张局势。即便还有极少数人要闹事，起码不会闹到那么大的规模和程度。与此同时，政府再调集大量军警严加防范，并告知汉人做好自我保护，就算不能消除暴乱于无形，至少也能减少到较小的程度。然而政府却偏偏是一条也不采纳。这是为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最需要追问，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是政府事先没有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吗？不可能。用不着海莱特7月4日下午来提醒，早在韶关事件的消息传到新疆后，新疆政府马上就会想到：1、有维族人会上街，要求政府主持公道给个说法；2、有人会冲击政府；3、有人会报复，打杀汉人，等等。那么，政府为什么不预加防范呢？其实，政府决不是没有预加防范。根据中新社7月6日的报道，七月五日下午五点钟左右，“两百余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聚集，新疆警方按照工作部署和处突预案开展相应处置工作，依法强行带离现场七十余名挑头闹事人员，迅速控制了局面”。由此可见，在打压和平抗议方面，政府是早有充分准备，动作神速。到了九点钟，有不少维族青年冲到人民广场自治区常委附近，“企图进入常委机关大院未遂后离去”。由此可见，政府对保护自己也是早有准备，固若金汤。政府唯一没做的只是没有派军警对汉族平民加以保护。这决不是警力够不够的问题，因为你政府至少可以还有多少就派多少嘛。如果担心警力不足，还可以象海莱特建议的那样，让汉族平民自己保护自己嘛。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政府别有用心。

根据官方报道，暴乱是在八点半以后开始的，大量暴力行为是发生在乌鲁木齐南边的维汉聚居区。然而根据《纽约时报》7月17日的报道，在整个暴乱过程中，简直看不到什么军警的影子，即使有，也只是袖手旁观。一直到半夜一点钟，暴乱已经接近尾声时，大量的军警才出现。《纽约时报》的报道特地提到，在打砸抢开始不久，一位姓韩的出租车司机被维族人硬从车里拽出来，旁边就有一个警察却没有上前制止。照理说，警察制止街头暴力乃天经地义，这难道还要请示上级请示中央吗？就算你警察担心自己打不过暴徒，你总该立刻向上级报告吧。在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那顶多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事。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警察事先是得到指示的，要他们不要采取行动。

问题就在这里，新疆政府拒绝主动对群众讲话，当别人找上门来，举行和平抗议讨个说法，又立刻打压。这本身就已经是在激化矛盾，在堵死用和平的理性的方法解决问题或缓和矛盾。此后，政府又听任暴徒行凶数小时之久。我想，在7·5事件爆发前一刻，当海莱特极其失望地发现政府没有采纳他的任何一条建议时，他就应该料到，那些准备和平抗议的维族人必将被打压，暴乱已经不可避免，一些汉人是已经死定了。

为什么政府宁可发生暴乱，发生暴徒打杀汉人的事呢？我倒并不认为从韶关事件起，政府就在玩弄一个大阴谋。韶关事件可能是突发事件，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地政府知道这件事涉及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涉及政府多年来不得人心的民族政策，它担心自己出面处理，要么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要么是两头不讨好，反而使自己成为维族人或汉族人或者维族人和汉族人共同的攻击目标，所以干脆当起缩头乌龟。然而问题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事传到新疆后，新疆政府感到自己极其被动。政府明明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站出来对民众讲话才可能缓和紧张局势。然而对今日中共各级官员来说，最怕的就是和民众对话，尤其是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这个烫手山芋没人愿意接，也没人敢于接。

在拒绝了对话这种缓和矛盾的办法后，当局只剩下一种选择，那就是激化矛盾，等待和促成暴乱发生。因为一旦发生暴乱，用共产党的话就叫，事情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矛盾的性质就变了，问题就简化了，于是政府就主动了。在这时政府再出来镇压，谁敢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注意力全都被流血暴乱所吸引，暴徒必定成为万众谴责的目标，有几个人还去批评政府？一般也就是抱怨政府出手太慢而已，很少人会深入想到“慢”背后的玄机。在事后，政府可以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很好，因为这又为趁机进一步打击各种异己力量提供了最好的口实。

谁要是不接受这种解释，请给出另外的解释。

习近平——国家副主席（副总理习仲勋之子）
贺国强——中央纪委书记（毛泽东之妻贺子珍侄子）
周永康——中央政法委书记（江泽民外甥女婿）
李长春——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副主席李德生之子)
王岐山——副总理（副总理姚依林女婿）
回良玉——副总理（江泽民儿女亲家）
李源潮——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成之子）
戴秉国——国务委员（文化部部长黄镇女婿）
刘延东——国务委员（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刘瑞龙之女)
俞正声——上海市委书记（一机部长黄敬之子；母亲是北京市副市长）
薄熙来——重庆是市委书记（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机械工业部、建设部部长周建南之子）
温云松——北京优创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温家宝之子）
徐　明——大连实德集团总裁（温家宝女婿）
江泽慧——政协人资环委副主任（江泽民之妹）
江绵恒——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泽民长子）
江绵康——城市发展信息中心主任江绵康（江泽民幼子）
李小鹏——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亚洲电王（李鹏之子）
李小琳——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李鹏之女）
朱云来——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董事（朱镕基之子）
朱燕来——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朱镕基之女）
邹家华——原国务院副总理（叶剑英女婿，邹韬奋之子）
李南征——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中央副主席李德生之子)
罗　干——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纪（元帅罗荣桓之子）
罗东进——解放军二炮副政委、中将（元帅罗荣桓之子）
曾庆红——原国家副主席（1938.09，江西吉安人，原内政部长曾山之子）
曾庆洋——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部长、少将（曾山之子）
曾庆源——解放军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少将（曾山之子）
曾海生——总参办公厅副主任、少将（曾山之女）
俞强声——北京市国安局处长，1986年叛逃美国（黄敬之子）
蒋祝平——前湖北省委书记（蒋南翔之子）
谷开来——薄熙来之妻（前副总理谷牧之女）
薄熙成——北京六合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前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郑耀文——原驻丹麦大使（薄一波女婿）
田成平——山西省委书记（田英之子）
白克明——河北省委书记（白坚之子）
廖　晖——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之子）
吴志明——上海市政法委书记（江泽民王冶坪外甥）
何光炜——国家旅游局局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长工之子）
汪光焘——建设部部长（原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之子）
汪静香——港新兴公司总裁（汪道涵之女）
林炎志——吉林省委副书记（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之子）
胡德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原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长子）
刘　湖——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胡耀邦次子）
李铁映——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维汉之长子）
李铁林——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机构编委办主任（李维汉之幼子）
洪　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之子）
洪　豹——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洪学智之子）
滕久明——中央组织部巡视组副部级巡视专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滕代远之子）
粟戎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粟裕之子）
乔宗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领导成员（乔冠华之子）
陈昊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元帅陈毅之子）
陈丹淮——总装备部科技部部长（陈毅之子）
陈晓鲁——北京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粟裕女婿，陈毅之子）
王光亚——外交部副部长（陈毅女婿）
陈珊珊——原外交部司局级领导（陈毅之女，丈夫是王光亚）
刘卓明——解放军海军装备论证中心主任、少将（前国家副主席刘华清之子）
刘朝英——北京长城公司经理部经理(国家副主席刘华清之女)
潘　岳——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国家副主席刘华清女婿)
刘友凡——湖北省副省长(国家副主席刘华清侄子)
黄远志——中纪委驻中南巡视组组(徐向前内侄)
许援朝——南京军区装备部副部长（许世友之子）
叶选平——原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元帅叶剑英之子）
伍绍祖——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原中央军委秘书长伍云甫之子）
何道泉——国防大学副校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长工之子）
周尔钧——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之侄）
李肇星——外交部长(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秦力真女婿)
秦小梅——中国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李肇星夫人）
李禾禾——美国德尔计算机公司高级职员（李肇星之子）
秦晓鹰——财经杂志社社长（李肇星妻弟）
徐文伯——文化部副部长（大将徐海东之子）

施恩奶粉被曝三聚氰胺含量超标百倍

        消费者郭利拿着去年吃剩下的几罐施恩奶粉，到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进行检验。检验报告显示，这几个批次的奶粉均检测出大量三聚氰胺，其中2008年3月17日生产的“施恩牌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含量达到132.9mg/kg，超过国家规定的 1mg/kg限量值100多倍。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再起波澜。这次，让孩子家长目光聚焦的是“施恩奶粉”。

　　5月31日，北京一幼儿家长郭利持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单”来到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报案。这份报告显示，施恩几个批次的奶粉，三聚氰胺超标达到100倍。看着施恩奶粉包装上“100%全进口奶源”的标识，郭利表示了自己的疑惑：进口检验卫生证书上合格的奶粉，为什么到了消费者手里，三聚氰胺含量会大大超标？

　　截至昨天，负责与郭利沟通的施恩婴幼儿营养品有限公司的北区销售总监段庚惠却仍旧未对奶粉的生产和质量问题向消费者做出说明；施恩公司方面也没有发声。

　　另据了解，国家质监总局已责成有关单位调查此事，但目前尚无结论。

　　问题·奶粉

　　三聚氰胺含量超标100多倍

　　郭利说，他的孩子在2006年9月开始食用“施恩婴幼儿配方奶粉”，直到“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施恩有4个批次的奶粉发现含三聚氰胺。联想到孩子烦躁、厌食、尿量少的不正常反应，焦急中，郭利带孩子到北京的几所医院检查，发现两岁多的小孩“双肾有强回声，点状结石”，郭利和家人都慌了。

　　郭利说，施恩公司不承认他的孩子食用了问题奶粉，“他们说，除了国家公布的那4批奶粉以外，其他的都是合格的”。几经周折，郭利的孩子最终没有被列入问题奶粉受害者名单。

　　为了证明奶粉的问题，今年3月，郭利拿着去年吃剩下的几罐施恩奶粉，到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进行检验。检验报告显示，这几个批次的奶粉均检测出大量三聚氰胺，其中2008年3月17日生产的“施恩牌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含量达到132.9mg/kg，超过国家规定的1mg/kg限量值 100多倍。而这几个批次的奶粉并不在国家公布的含有三聚氰胺的那4个批次当中。

　　昨天，当记者再次查看施恩公司网站时，发现其所公布的2008年4月至今的奶粉检测报告中，三聚氰胺含量均为合格。但对众多家长反映的“问题施恩奶粉”，施恩公司却均未公布相关批次的检测报告。

　　郭利介绍，事发后，施恩公司开始派员与他接触。在4月14日的一次见面时，施恩公司一名为李明的北京办事处主管在谈话纪要上签字。纪要上，叙述了郭利孩子吃奶粉和患病的过程。李明签了字。

　　问题·报告

　　进店检验报告顾客未能看到

　　拿到检测报告，郭利向他当时购买施恩奶粉的物美大卖场北京新街口店反应了情况。

　　5月下旬，物美大卖场对“施恩奶粉”做出下架处理。物美集团的客服经理李颖告诉记者，通常，只有质监、工商、卫生部门查验通知的不合格产品，卖场才会做下架处理，“这次，是我们发现这个商品的一些环节有漏洞”。但李颖拒绝透露具体的“漏洞”是什么。

　　商场下架的消息，让一些消费者茫然。当《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询问下架原因时，物美集团并没有作出解释。

　　“物美超市下架，那是一场误会。最近，我们的产品已经开始陆续上架。”昨天，施恩公司北区销售总监段庚惠告诉本报记者。《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昨日向施恩公司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史贵山询问相关情况时，他说，这两天施恩奶粉正在陆续上架。施恩奶粉被曝三聚氰胺含量超标百倍2009/06/09 09:32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发表评论

　　相关新闻：180批次洋食品不合格涉三聚氰胺饼干热销受伤三聚氰胺_光明净亏损2.86亿

　　而对物美超市方面，郭利和家人曾多次要求其提供施恩奶粉进店的相关检验报告，但物美公司一直没有提供。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这些奶粉的质检报告，商场应该向顾客提供。

　　5月31日，在双方接触过程中，物美公司的客服经理李颖曾表示，可以在3天之内告知郭利施恩奶粉进入物美店的检验情况。但3天后，李颖却没有提供相关资料，而是表示，希望郭利通过厂家去寻找那些检验报告。然而，施恩公司的人员在多次和郭利接触后，也没有向郭利提供奶粉的检测报告，只是称：“我们交给物美了。”

　　物美公司崇姓副总最后告诉郭利：“我们的商品进店手续都很全，但不会给消费者看，我们只对政府管理部门出示。”

　　商场的说法让郭利很生气，“消费者的知情权在哪？”郭利说，这么长时间了，施恩奶粉都说不出自己的北京办事处地址，所有联系的人最多只是留个电话号码。

　　问题·奶源

　　“进口奶源”为何含有三聚氰胺

　　连日来，记者在北京物美、家乐福等多家超市发现，有的商场施恩奶粉已不见踪影，有的商场还在出售。

　　在施恩奶粉的外包装上，有“100%进口奶源”的字样。在郭利获得的海关进口检验卫生证书上，施恩公司所进口的“新西兰、澳大利亚全脂奶粉”检验合格。

　　海关检验合格的奶源，缘何查出三聚氰胺？针对这个问题，施恩公司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史贵山说：“在进口奶源紧张的时候，我们调用了部分国产奶源。”但他拒绝透露国产奶源的来源。昨天，施恩公司工作人员张培喜告诉《每日经济新闻》：“有些进口奶源本身也含有三聚氰胺，去年，一些进口奶粉不是也查出来了吗？”

　　来自施恩公司的不同说法，让施恩奶粉的身世扑朔迷离。

　　施恩公司的《营业执照》显示，这家公司拥有广东雅士利公司、施恩美国公司和施恩新加坡公司三个股东，奶粉的外包装上，商标持有人为“美国施恩有限公司”。

　　常年做“同声翻译”的郭利精通英文，在美国友人众多。他说，他通过美国相关部门和众多朋友调查，没有发现施恩美国公司的注册记录。

　　关于施恩公司

　　相关资料显示，施恩婴幼儿营养品有限公司于2002年成立，注册资本金为1.55亿元，法人代表为张利钿，股东分别为雅士利集团公司、美国施恩国际有限公司、施恩营养品国际公司。

　　施恩公司网站称，其所生产的婴幼儿系列配方奶粉，系参照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美国小儿科学会推荐的营养配方标准，在《中国婴幼儿食品卫生标准》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宝宝各年龄段发育所需营养精心配制而成。

P.S:新浪和搜狐该新闻的相关网页已经被和谐鸟...打雷啦，下雨啦，收奶粉啊...

维基百科

绿坝（全名：绿坝－花季护航，英译Green Dam－Youth Escort）为中国预订于2009年7月1日起，强制于境内用产制新电脑全面装设的资通安全软件，中国政府声称安装软件的目的在于保护未成年电脑使用者，误闯入色情等有害内容。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此软件强化中国政府对网络的监控层次，也提升中国政府对于网络内容的实质审查。

制作

绿坝由郑州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英译：Zhengzhou Jinhui computer system engineering Co., Ltd.）及北京大正语言知识处理科技有限公司（Beijing Dazheng Human Language Technology Academy Co.）两电脑公司合作开发。于软件制作分工方面，郑州金惠公司负责软件开发，另外，负责输入封锁内容则为北京大正公司。据以往营销记录统计，该两公司均与中国军方和保安部门有所合作。其中，北京大正曾协助2005年与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开发截取机密文件的资安系统，而郑州金惠则与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有所长期技术合作，并协助该大学提升图像辨识技术，惟金惠方面对此消息否认，该公司声称他们并未与中国军方合作过，仅曾协助中国公安部打击色情文学。

内容

绿坝软件约有三项主要功能，第一，是图像过滤技术，以比对图案方式，过滤网络内容，绿坝的图像过滤技术能够利用了肤色、人脸、姿态和特殊器官等特征来识别色情图片，是同类软件中比较先进的。第二为语义过滤技术，主要功能在于实质审查网页内容，避免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出现。第三为IP过滤技术的软件，将封禁网站，以程式、机器人及验证数据库等方式，制作黑名单并予以封锁。除了可以过滤掉淫秽色情、暴力等信息外，绿网还可以控制上网时间、限制网上聊天等功能。于运作方式，绿坝软件类似以往阻止电脑造访儿童不宜内容的软件。除了将连接个人电脑与一个被禁网站数据库，阻止电脑造访这些网址外，绿坝将通过一个类似防病毒及反间谍软件更新系统运作方式，将遭封禁网址传送至用户的个人电脑。较特殊的是绿坝可内含于绘图卡嵌入式硬件及手携式侦测CD仪等，该配合绿坝的硬件，将大规模配合中国境内公安、文化、工商、海关等单位的警力及人力，并于全中国国推广使用。

推广运用

2008年5 月，中国掌管工业及网络资讯的部门，开始以公费出资购买绿坝，并随即全面施用。除此，中国政府亦提供中国各机关及个人用户免费下载。2009年7月1日起，并将此建构绿坝工作，推展至全国。就官方说法，以‘绿网工程’为代称的该举措是为了“改变世界成就未来”、“建构绿色、健康与和谐的网络环境”及“使用技术手段为全国青少年筑起一道网络‘绿色屏障’”及“散播绿色的种子，收获金色的希望！”

2009年初“家电下乡”项目中下乡的电脑，已经预装这个软件。

全面安装

由中国政府主导，从2009年7月1日全面实施的绿坝安装，主要过程是要求在中国贩售的个人电脑加装该软件。除了限制电脑制造商软件加装或提供免费软件烧录光碟片外，也限制制造商必须向中国政府报告，绿坝软件的装载数量。事实上，在绿坝之前，中国已利用所谓的防火长城系统，封锁有关色情、藏独、法轮功等“问题”网站的登入途径。

2009年5月19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除了公告此讯息外，也通知全球主要PC生产国。对此讯息，中国电脑市占率26%，规模最大的联想公司并不发表意见，指称将研究法令规章后予以回应。而次大的美国惠普公司（市占率13%）则承诺将与中国政府合作，并评估着手处理的最好方法。惠普称，这种合作能确保符合中国政府认定的监管要求。

因为将来没安装绿坝恐面临刑责，中国贸易最大伙伴美国对此表示关切。美国大使馆表示中国政府主导的此政策有着“限制资讯自由流动的意图”并指称全面安装绿坝软件的宣布，“与中国以资讯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的雄心壮志互相矛盾”。

在其他的电脑业界方面，部分电脑产商认为若要封锁色情网站，只需从ISP封锁相关网址即可，实不需大费周章加装软件。也指陈此项计划缺乏透明度，执行时间短，将对产业造成困扰。另外，也认为加装软件可能会造成电脑主机故障，及导致电脑更易受到黑客攻击。会如此，兹因绿坝软件设计将因为与微软视窗系统一同运作而当机。虽如此，但包含宏碁、华硕、技嘉等电脑承商都表示须了解实际状况后才会讨论因应。

P.S:妈妈哟妈妈 亲爱的妈妈 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
　　从今天起做一个绿色宝宝！

http://edition.cnn.com/video/#/video/world/2009/06/03/vause.chang.tiananmen.anniv.cnn

http://news.bbc.co.uk/1/hi/world/asia-pacific/8082604.stm 

 

P.S:愚蠢的永远出乎大家的意料…

为什么一个播音员的去世就算要闻，而一个死亡25人、伤76人的特大交通事故竟然连要闻都算不上…

河南规定甲型H1N1流感确诊考生不得参加高考

P.S:小心适得其反…

狗事？人事？

两小学女生被昆明警方以卖淫罪名拘捕 遭刑讯逼供

 
两女孩的母亲十分伤心

刘芳芳15岁，刘莉莉13岁。在2009年3月16日之前，她们是昆明某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她们是同班同学，也是亲姐妹。
但现在，她们背负着“卖淫女”的名声，辍学了。成天在苍蝇乱飞的出租房里发呆。她们很想上学，但没脸走进校园。
3月16日晚8点，她们在自家门口被警方制服，然后穿过20多米长的小巷，来到大街上。那里人来人往，喜欢看热闹的人们都知道，这是警方在抓“卖淫女”。
跟她们一起被制伏的还有父母亲以及叔叔普恩富。实施这一行为的是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王家桥派出所的警务人员。警方的行动导致刘芳芳、刘莉莉多处软组织挫伤，构成轻微伤。而普恩富除了面部、躯体多处软组织挫伤外，左侧第7、8肋骨骨折，构成轻伤。
3月17日上午，他们被集体释放。警方对此的解释是：没能抓到现行，因此，认定她们卖淫的证据不足。
对于警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造成当事人身体损伤一事，警方表示会积极客观的进行处理。涉及到执法人员过错的行为也绝不偏袒，应该承担的经济赔偿，根据相关规定，理应赔偿。
之后发生的事却富有戏剧性——昆明法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显示：刘芳芳、刘莉莉的处女膜完整，未现裂伤。如今，刘芳芳和刘莉莉等着父母跟警方关于相关赔偿的协商。她们想换个地方生活，想换个地方上学。但在赔偿的数额方面，警方与他们至今还没达成共识。
三男，三女 “刚好”
姐妹俩就读的学校出具的《接收入学证明》显示：刘芳芳、刘莉莉同学于2009年2月24日到我校报名注册，就读于我校六年级三班——她们是小学女生。
3月16日，星期一。距刘芳芳、刘莉莉进入昆明市五华区博华学校读书还不到一个月。放学回家，吃过晚饭，一家人呆在屋子里看电视。“晚上8点左右，她俩说要去街上吃烧烤”，母亲张安芬说。
“我们刚出门，有人从旁边冲过来，一把揪住我头发，把我按跪在地上。他们骂我是卖淫的，我根本动不了，他们力气很大。”刘芳芳说。
“我听到屋外有动静，也听到我女儿拼命叫喊，就赶紧出门看。”张安芬说，她出门后看到七八个人在门口，女儿跪倒在地上。“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无缘无故打人。有人拿出个牌牌晃了一下说‘我们是派出所的，你这个XX，你卖淫’。”“我说怎么可能，她们还这么小，还在上小学。”张安芬说。“但是没人听我的，他们也把我打跪在地上。”
在昆明王家桥一家游戏室打工的普恩富，跟刘芳芳的父亲刘仕华是好朋友。那天，他也在刘家。
“我出门跟他们说是不是搞错了，还在上学的小学生，怎么可能干那种事。他们不但不听我的，连我也打了跪在地上。”普恩富说。“当时还有一个来刘家找活计的朋友。可气的是，他们说‘三个男的，三个女的，刚好。’”
这“三个男的和三个女的”中，父亲刘仕华、叔叔普恩富以及父亲的朋友是“三个男的”。而妈妈张安芬以及刘芳芳、刘莉莉是“三个女的”。
受伤 全家被警方带走
所有的人被控制后，临走时“他们拿了家里的一些工具还有圆凳，说是袭警的凶器。”然后，刘芳芳等人被带到街上，那里是昆明市五华区王家桥冶炼厂生活区大门口对面。
曾经跟刘仕华一起在工地打工的黄宝龙，当晚目睹了发生在王家桥冶炼厂生活区1号大门口对面街上的情景。他愿意为他所看到的一切做证，并出具了按了手印的证明：
“3月16号晚上8点左右我在生活区1号大门，看见一群人在哪（那）里闹。我过去就认着以前跟他干活的刘老板，这个老板的名字叫刘仕华，我看有十多个人把他家一家人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打来跪起（跪着），十多分钟来了两辆警车把他们带走……证明人：黄宝龙 2009年3月17号”
除了黄宝龙，还有邓小军以及开面包车的张棉等人也就此事出具了书面证词，看到“一帮人用拳头和警棍打他们一家人，打来跪起”。
刘仕华说，还不是最糟的。“进了派出所才难过。有两个警察对我进行了3个小时的询问，在这期间，我的手被反拷着，保持跪姿。他们要我承认我的两个女娃是卖淫的。怎么承认啊？”刘仕华说。“我不承认，他们就打我。拿书垫着，用警棍打。”
在此次事件中两根肋骨骨折的普恩富称自己是被带到派出所后被殴打受伤：“我们被带到王家桥派出所，下车后就要我们跪着。过来两个警察就用脚踢我，我痛得发抖，抱着胸部，还得跪着。”
3月17日11点，普恩富从派出所出来后，疼痛难忍，便去医院输液。3月19日，普恩富前往昆明法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做了法医鉴定，鉴定结果表明：伤者普恩富此次损伤造成头面部、躯体多处软组织挫伤，左侧第7、8肋骨骨折，构成轻伤。刘芳芳和刘莉莉也于3月18日做了伤情鉴定，鉴定结果表明，她们的损伤为轻微伤。
刘仕华和张安芬没有做伤情鉴定，原因是“实在没钱做”。
“3000元的罚款都是跟我小舅子借的，他当时在贵州，把钱打在我的银行卡上，取出来上缴的。”刘仕华说。“警察说我们袭警，3000元罚款得交。”
刘仕华的小舅子张安军当时在贵州，“我接到他（指刘仕华）的电话，要我赶紧给他卡上打3000块钱，说是要给派出所交罚款。我听着很紧急，就马上给他办了。”张安军说。后来，警方把这3000元退还。
放人 “色抢”缺乏证据
小学女生“卖淫”事件已经引发重大反响和关注。那么，警方如何认定刘芳芳涉嫌卖淫并对其及家人实施抓捕？为何抓了又放？他们身体不同程度的损伤是如何造成的？2009年5月31日及6月1日，王家桥派出所及五华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并就此事件的经过进行了说明。
王家桥派出所所长聂天杰说，3月16日傍晚，派出所一位巡防和两名学员警外出吃饭时，路上遇到刘芳芳，刘问他们“要不要耍一下”。刘的言行引起他们的注意。“我们的巡防人员将这一发现打电话报告了派出所的值班民警，值班民警让他们继续观察。”
“然后，巡防人员发现刘搭上了一名30多岁的过路男子，双方进行了对话。”聂所长说，根据他们之后的询问，过路男子姓徐，“当时跟刘谈好了价，50元”。
“刘带着徐姓男子通过巷子，走进了他们租住的出租房。由于巡防人员没有执法权，所以不能随便进入屋子。他们便在原地守候，等我们值班民警前来处理。
就在等待期间，徐姓男子突然从屋里走出，刘芳芳跟着出来，我们巡防阻止他们离开，并要求他们等待民警前来调查时，张安芬从屋子里冲出来，打伤我们巡防李加权的眼部，紧接着，普恩富举着一把凳子也从屋里冲出。”
“我们的警务人员已经表明了身份，但还是遇到抗法，在控制局面的过程中，造成了当事人的身体不同程度的损伤。这一点我们承认，并在此前积极地跟当事人接触，希望能够妥善处理。但在派出所对他们实施刑讯逼供的说法是不存在的。”聂所长说。
至于“抓了又放”的行为，聂所长认为“没有发生实质的性关系，缺乏直接证据。经过询问和调查后，第二天就让他们回家了。”也是经过事后询问得知，徐姓男子进屋后发现屋里人很多，“并且看见桌子上摆着长刀，他怕被色抢，就要走。”聂所长说。
“3000元钱是张安芬自己拿给被她打伤的巡防李加权的，让他看眼睛。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要求李将3000元钱退还他们。在事情未处理之前，他的医疗费用可以由派出所先行垫付”。
五华公安分局政治部的冯云辉说，王家桥派出所的警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造成当事人身体损伤一事，引起分局相关领导及纪委的重视，并希望能将此事积极客观的处理，涉及到执法人员过错的行为也绝不偏袒，应该承担的经济赔偿，根据相关规定，理应赔偿。
起诉 两少女处女膜完整
2009年5月26日下午2点，五华公安分局3楼。就此事件中相关人员的经济赔偿的协商会在这里举行，虽然经过了漫长的谈判，但因双方的主张过于分歧，最后无果而终。
“他们给我们一家4口的赔偿总额为15000元，这是我们绝不能接受的，医疗费都是小事，给我们心里所带来的伤害怎能估量？尤其是我的两个女儿，学也上不成了，她们以后的日子还长，她们该怎么面对将来，面对这个世界？”刘仕华说。
关于赔偿，五华公安分局认为，刘仕华等提出总计20万的赔偿金额没有相关依据，“是个天文数字”，他们只能依据最高法院有关规定进行赔偿。
日前，刘仕华向五华区人民检察院递交起诉书，要求检察部门对此事件进行调查核实，并查处相关责任人员，给自己全家一个书面答复，赔礼道歉和赔偿所有损失。
刘芳芳、刘莉莉先后在昆明法医院做了诊断，法医院出具的证明书证明她们的处女膜完整。“我跟人借钱去给孩子做的鉴定，这是证明她们清白的一个渠道。”刘仕华说，但他不希望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渠道。
2009年5月27日，端午节的头一天，昆明市王家桥冶炼厂生活区。刘仕华一家租住的出租房里，刘芳芳、刘莉莉茫然地看着不停哭诉的母亲。从3月19日开始至今的近70个日夜，她们基本呆在家里。她们不再跟从前的同学和朋友来往，甚至很少出门，也不再去街上买从前爱吃的烧烤。“我害怕，害怕有人说我们是 ‘做那个的’”。刘芳芳说。
（由于涉及到未成年人，文中刘芳芳、刘莉莉为化名）

原文地址：http://bbs.shxb.net/thread-32851-1-1.html

P.S.: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Ｐ.S:和你妈屄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