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按：如果您能看懂文章中红色字体标明的那句话，那么这篇文章对您是有用的，否则建议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篇文章上，毕竟文章太长，通读至少要一两个钟头！我个人则把这句话理解为人权比主权重要，主权比政权重要！

1945年8 月15日中午12时整，日本所有的交通中止，全体人民停下手上的活计，静静地听一段广播讲话。那是一个断断续续、语气既坚定又无奈、比实际年龄要苍老疲惫得多的声音，那是他们的天皇的声音。他宣布，接受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宣言。将他这份用文言文发表的“休战”书直白地翻译出来也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

　　复杂的感情：仇日还是憎美

　　整个日本一片震惊，随后是伤心屈辱、惶恐茫然。一个又一个有泪无声或声嘶力竭捶胸顿足的武士，拔出佩刀插进自己的肚腹，颟顸地倒在污血之中。在世界的另一边，尤其是中国，却鞭炮锣鼓一片欢腾。战争结束了，而且是中国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晚清以来一百年民族失败的耻辱史终于画上了句号。这个自参与八国联军打下北京，就一直在庞然大物的中国面前凶恶、狂妄、刁蛮、残暴地跳来跳去闹腾个没完的小个子国家，乖乖认输了！纵观二十世纪，如果说只有一件大事真正值得中国人骄傲和庆贺的话，那就是抗战的胜利。中国人站起来了，虽然他后来又站起来了好几次；中国掼掉了扣在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虽然他注定还要在贫穷、动乱和饥饿中继续熬过漫长的岁月；但毕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任人欺凌宰割，毕竟与美苏英法一道跻身于“世界五强”。

　　也许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能够体会得到中国人的心酸。民族的自尊和自负，民族的自卑和自贱，多少年以来，而且还将不知多少年地左右着我们的情绪、观念、自我定位、心态和生态。在别的国家眼里，中国人真是难以理解。一方面，对战败国抱着“以德报怨”的宽宏大量，将大批侵略军优先用军舰送返日本，只对极少数战犯提出起诉，放弃巨额战争赔款；另一方面，又为对方老是以怨报德、忘恩负义而激忿，什么参拜靖国神社、拒不公开认罪、篡改历史教科书、钓鱼台岛纠纷、极端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表演、电脑软件《提督的决断》的官司……，每次都引起一番新仇旧恨。一方面，大量回忆和描写抗日战争的出版物、影视作品，大屠殺纪念馆，慰安妇的控诉，民间索赔，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惨痛的过去；另一方面，却多少表现得有些“馄饨挑子一头热”地跟日本套近乎，发誓要和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国人的感情是复杂的，——对广岛和长崎的原爆居然惺惺相惜；听到美国大兵强奸日本少女，心里头又象邻村的二妞教洋鬼子糟蹋了一样不好受；满心信任和称赞日本商品的同时，打心眼儿里嘲笑蔑视它们的制造者：“小日本做的！”

　　学者余英时曾用一个词形容中国人对美国的民族感情，叫“羡憎交织”。其实，这个词用来形容对日本人的态度更为确切。美国太遥远了。美国不管它有多好和有多坏，总不至于让中国人牵肠挂肚或是金疮迸裂。而日本就可以很轻易地做到，它就在你的隔壁，动不动就能让你既惊且惧，既慕又叹，既恨还爱。你说不清他们到底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是亲戚还是宿敌，是谦卑还是骄狂，是聪明还是蠢笨，是刻板还是滑头，是战争还是和平。

　　说起对美国的“羡憎交织”，其实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日本。日本打遍天下几无敌手，最终败在美国人手上。二次大战后，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主导了对整个日本社会的结构性改造，使日本得以迅速修复战争创伤，成为“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强国。美国是日本的最大的克星，又是最大的救星，是主人、恩师又是竞争对手，不由得它不对之“羡憎交织”。“日本可以说不”，就是这种情结的最好注解。

　　当电视里面出现，西方七大工业国领袖济济一堂，规划着世界的经济版图和秩序时，一个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个头比其他人矮去一大截的日本首相也忝列其中，我们总不免要多打量他几眼，——用所谓“羡憎交织”的目光。我们不会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德国人、意大利人，更谈不上英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当然也不会这样去看美国人。历史上美国对中国是有恩的，谈不上有什么过不去的“仇”。美国从来没有侵占、分割过中国的领土，相反却在抗战中给予中国最大的援助。中国军队在韩战和越战中与美军交过手，韩战可以说是打了个平手，而越战却是美国输了。有人说，韩战中中国志愿军的被俘人员数十万，而美军只有上万，中方死伤数字也大大超过美方，怎么好意思称作“平手”呢？平手的意思，不是双方兵力消耗的相等，而是看战争的结果。韩战的结果是回到战前的起点，参战四方以原有的“三八线”为停火分界。连美国将军也承认，板门店谈判是美国第一次，在结束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的协议上签字。

　　难以獨立打赢的一场战争

　　如果不是以结果，而以双方被俘、死伤的数字作为衡量战争胜负的依据，岂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没有胜利，中国应该算是战败国，而日本是战胜国？这显然是荒谬的。中国抗战中死伤的巨大数字，无法做具体统计，一般认为当数以千万计，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直接死于战场的军人，达132 万4 千多人。中国军队被俘或投降的数字也很大，仅被改编为伪军的就有几十万人。经济损失更极为惊人，三千万人丧失家园，战前战后物价相差一千八百倍（重庆 2613倍，昆明6894倍）。为战争花费的巨额款项，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国人民的纳税能力。

　　谁都知道，中国是惨胜。中国只是理论上和道义上，赢了这场战争。日本是向盟军投降，而中国仅为盟国阵营中的一员，耗时最久，代价最大，伤亡也最惨重。如果没有盟国的参战，中国要赢得这场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无妨这样讲，如果不是日本主动攻击同盟国而引发太平洋战争的话，中国连这样的惨胜都会觉得奢侈。有人把中国的抗战，形容为一个羽量级对重量级的拳击大战。这位羽量级拳手，被那个重量级的家伙连续打击了八年甚至更久之后，极度痛楚、疲惫地倒在绳栏上，忽然裁判一声口哨，将他的一只胳膊高高地举起，宣布是他“赢了”！情况就是这样。

　　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在山西的八路军企图令驻沁县日军放下武器，遭到拒绝，于是发生恶战。日军仅一个大队（营级建制）守城，而八路军出动一万余人攻打，以死亡一千多人的代价仍未能拿下该城。沁县日军击退了八路军，转眼将地盘、武器交给了阎锡山的国军，八路军却又轻而易举地从国军手里夺了过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晚年尝撰写回忆录，承认八路军是他在中国作战时遇到的最有战斗力一支军队。后来的国共内战也证明，由八路军为主组成的人民解放軍，能够势如破竹地击败数百万装备优良的国军。但即便是这支军队，在日落西山的日军面前也如此不经打。

　　1945年4 月至6 月间的湘西会战，是日本投降前在中国打的最后一次大的战役。中方投入十九个师，日方投入三个师团、一个旅团和一个联队（团级建制）。按史家的评说，这次战役以日方的失败告终，所谓“湘西大捷”。双方的伤亡数字是，日方死1500人，伤5000人；而中方伤亡13713 人，为日方的两倍。中方还特别提到，俘虏日军军官17人，士兵230 人，为七七事变以来俘虏人数最多的一次。日军以“强弩之末”在中国作“垂死的挣扎”，仍有这样战绩，八年抗战打的是怎样一种窝囊仗，可想而知。

　　曾有一个谜语：“日本投降的原因——打一中国古人名”。据说猜出来好几个谜底。一为“屈原”，屈服于美国投掷的原子弹；二为“苏武”，苏联动武，向日本宣战；三为“共工”，即共產黨指挥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功。是不是还有一个“蒋干”，蒋介石干得好？不知道。《昭和天皇回忆录》中，对于日本最高决策层下决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前那一段心理历程，做了较为细致的招供。日本投降的主因，还是屈服于美国。更直接地说，还是怕原子弹。原子弹的威力，使得以凶顽著称的数百万皇军丧失用武之地，抵抗失效，只能给整个日本带来一片焦土，甚至种族灭绝。毛澤東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事实上，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往往就是物。

　　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是日本最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战败不等于投降，投降则是承认战败。如果没有美国参战，或者说如果美国没有发明和使用原子弹，日本绝不可能那样迅速和突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那样乖乖地放下武器。不要说七十年日本皇军一直有视投降、被俘为绝大耻辱的传统，即连日本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对外投降的记录。纵使日军在各战场失利，向本土节节败退，其作战能力仍不可低估。美国估计，在日本本土作战，盟军可能还要付出上百万人的牺牲才能取胜。从日本天皇的角度，原子弹的爆炸也给了他决定终战的最有力的借口。因为军部领袖们一时方寸大乱，提不出任何对付该武器的良策，当然更无力再阻止天皇作出决断。

　　二战完全可能有另一种结局

　　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在检讨八年抗战中中日双方的优劣成败时这样认为：

　　“……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凇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既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在抗战中担任第五战区司令官，指挥过台儿庄战役，为著名抗日将领，战后被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并在蒋介石下野后任代总统。他对于日本侵华战略的分析，应是全面和老到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他说得再明了不过：日本既然要侵略中国，就应倾全国之力，一举摧毁中国的抵抗力，而不是几个师团几个师团地逐次增兵，一点一点地陷入泥淖。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只有屈服一条路可走。也就是说，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它自己身上，是它缺乏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及气魄雄伟的大战略家。否则，中国实难取胜。

　　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是战略的失败，亦即它并没有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但就战争本身而言，它实在是相当成功的。李宗仁以行家的眼光，称赞昔日战场上他的对手：“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同上书）所有与日军交过手的盟国军队，对此也有极为深刻的印象。认为这是一支卓越、顽强乃至伟大的军队。德国战败后，西方各国尚允许它重建武装部队。而日本，被占领军下令解散皇军，永远不得再建军队。因为它太厉害了。

　　如果日本按照李宗仁的战略，或者不管以什么战略和方式征服了中国，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在日本投降半个多世纪以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有点“假设历史”的可笑。而事实上，在抗战之前和抗战之中，这种假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是这一假设，成为中国军民奋起抵抗的动力。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犯下的种种罪行，令人发指，更加深了中国人的仇恨和危机感。“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抗战打赢了，我们就是自己的主人；打输了，我们就成了人家的奴隶，就成了亡国奴。不做亡国奴，是任何国家和民族抵抗入侵者的最崇高、最正义和最强大的一面旗帜。

　　正是时光的流逝，正是在安然地度过了那场民族危亡的灾难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重新思考和推演历史，——相当于围棋的“复盘”。

　　轴心国与盟国不是单凭正义来划分的

　　首先，我们看看被征服的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这两个国家都是二次大战的战败国，长期遭到异国军队的占领，成了亡国奴。国土被分割，巨额的战争赔款，工业设施被摧毁、劫掠殆尽，重要城市大都化为废墟。但它们都是战后经济成长最迅速的工业国家，而今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它们仍被排斥在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之外，一直未能进入“五强”，其实力足以排进前三名却是世所公认的。这两个国家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尤其日本，国土狭小，人口密集，几乎毫无资源可言。而日本的钢铁年出口量，长期超过除美国外七个工业强国的总和。日本还是联合国的第二经济支助国，通俗点说，就是联合国的二老板。而且钱还出得不含糊，不象大老板美国那样总是拖欠大量款项，搞得不痛快。

　　日、德两国战后的杰出表现，说明和平发展比发动战争争取“生存空间”有效得多。也说明承认战败、被征服、甚至被占领不一定是件坏事。你可以说，幸亏这是盟国胜利了。如果是轴心国胜利了，情况不会有这么好。盟国代表“民主阵营”，而轴心国代表“法西斯阵营”，一个是正义一个是非正义，一个是侵略一个是反侵略，意义是不一样的。

　　固然如此，却又是相对的。苏联谈得上什么民主？它的專制獨裁，较纳粹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一般估算，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人数，要远远超过死于纳粹种族屠殺的犹太人。如果以种族决定人的存亡是人类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么以意识形态和经济状态决定人的生死又稍好在哪里呢？美国是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大本营，在迫害“劣等民族”方面的记录，并不比德国逊色。对外而言，苏联侵略、占领和吞并的国家还少吗？波兰亡国，是德苏两个恶邻合伙炮制的“杰作”。外蒙獨立，是苏联出于“战略目的”威逼利诱中國政府就范的结果。盟军阵营中的英国和法国，都属于老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以侵略他国为业，所占领的殖民地遍布“五洲四海”，岂是战时德意日三国可比。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主要原因都是“发展空间太小”，要与已将世界瓜分完毕的英法等国抢地盘。日本除了“生存空间太小”要抢地盘，还有一个动听的口号：把亚洲人从白人殖民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如果没有英法等西方国家侵略在先，何来“解放亚洲”之说？二战结束后，原来的盟国之间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又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由“正义的、反侵略的民主阵营”发动的战争，丝毫不见得要“温良”多少。韩战、越战就是明证。小小一个越南，美军投掷的炸弹就超过整个二战的总和。1968年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出兵捷克鎮壓“布拉格之春”，一下开进六十万军队，五万九百辆坦克，八百架飞机，两千门大炮，而1940年希特勒进攻法国，仅用了两千五百辆坦克。

　　二战将结束时，盟国阵营的英苏就划分欧洲势力范围谈判，东欧社會主義集团就是主要战胜国私下交易的成果。苏联军队反击德军，攻克柏林，实施残酷的报复，其中也包括杀俘和强奸。德军杀害卓娅的那个团，整个都被苏军杀掉了。柏林大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品，也被尽情地运往苏联，半个世纪以后仍宣布永不归还。美军占领日本，烧、杀、抢的事件倒至为罕见，唯强奸案多到不胜枚举，据说多时每天达上千起。这还是无条件投降带来的优待。日本人似乎没有中国人那种 “宁死不受辱”的羞耻心，或者说，没有机会给他们表现这种羞耻心。为了保护广大的一般的妇女，日本政府竟组织“慰安妇”，号召有“献身精神”、“爱国”的女人们去当军妓。战犯东条英机这样宽解他的前部属、同事：他也有几个女儿，“她们肯定是被迫这么做的，如果没有黑市和这种赚钱方式，谁能够在我们的国家生存下来呢？”德日两国遭到的战争报复也许不值得同情，看看他们的战争罪行，我们还会认为这种报应实在来的太晚也太轻了。我只是想说，幻想那一方会出现所谓 “仁义之师”，是简单、幼稚和可笑的。象中国这样主动放弃战争赔款、礼送百万侵华日军出境、放弃起诉和关押大批日本战犯，并不合乎现代国际环境的“潮流”。

　　最大的运气：中国加入盟国

　　日本并非一开始就同德、意联合，直到1940年9 月才正式结成三国轴心。而日本高层对此也有不同意见，昭和天皇就屡次表示反对。美国成为盟国的主要成员，也犹豫和观望了很久，它甚至一度与亲德的法国贝当政府建交。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自身遭到重创和奇耻大辱，才下决心向日本宣战。苏联也不是纳粹德国扩张的天敌，1939年它还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合谋瓜分波兰。直到1941年6 月遭到德军闪电式入侵，才慌慌张张开始卫国战争。中国加入盟国阵营，也晚至1941年12月10日，跟在美国的后面向德、意两国宣战。这之前，中国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如果还要算一个敌人，那就是苏联，它兵不血刃霸占了外蒙。蒋介石曾设想“联德抗日”，国民政府十余年间聘用大量德国军事顾问，多时至百余人，由德前国防部长萨克脱任顾问团团长。德国长期向中国提供军火，为中国训练了数十个师，组建了第一个机械化部队。中国和意大利的关系也相当不错，德意两国都帮助中国建立空军。意大利和德国还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将驻华使节升格为大使的两个国家，分别为1934年9 月（墨索里尼政府）和1935年5 月（希特勒政府）。欧战爆发后，蒋介石遣使企图联合英、美、法，遭到拒绝，一气之下竟又转向德国。1940年11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约见中国大使陈介，希望中国能与日本议和，并加入轴心国。直至苏德战争爆发，德国希望日本攻苏，承认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重庆政府才宣布与德断交。

　　二次大战是世界性战争，国与国之间的联合与反目，并不以政治理念、社会体制、意识形态来划分，而是取决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有时甚至是眼前的利益。英国与日本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意大利与苏联都是“社會主義”獨裁国家，它们却分属两个敌对的阵营。在盟国阵营中，英、法、苏俄与中国均结有世仇。法国占据了中国的属地印度支那；英国占据了中国的属地缅甸，占据了香港，一定程度地控制了西藏。英国在中国抗战吃紧的关头，将中国接受西方援助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下令封闭三个月之久。法国有盟国阵营的戴高乐政府和轴心国阵营的维希政府，反而是前者而非后者，不愿放弃在中国的法租界和印度支那。中国与维希政府建有外交关系，1943年8 月才断交。沙俄前后侵占了中国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苏俄又控制并力图分离外蒙。日本曾与美苏分别签订《美日谅解法案》、《日苏中立条约》，日美苏三国都不惜以出卖和损害中国的领土完整换取各自的利益。如日苏联合声明：

　　“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1941年4 月13日于莫斯科）

　　日苏瓜分中国的计划，使中国陷于两难。联日抗俄，则失满州；联俄抗日，则失外蒙。汪氏的南京政府主张前者，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张后者。手心手背都是肉，教人割哪一块是好？日蒋之间一直酝酿谋和，一旦成功，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乃是“抗俄”，兼而“反共”。也就是说，中国到底是加入轴心国，还是加入盟国，一是押宝，二是契机。归根结蒂，中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而美国加入盟国阵营，所以中国也就跟着加入盟国。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各国的利益所在。利益永远是在道义之上的。当然相对而言，美国还算是比较“讲道义”的，它没有英、法、俄那样沉重的历史包袱，战火也没有燃烧到它自己的国土上。对于中国的抗战来说，珍珠港事件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消息传到重庆的当天，整个山城一片欢腾，工厂、学校、机关、单位都上街抢购报纸，相互祝贺。而日本的首都东京，此刻也陷入偷袭成功的狂喜之中，民众涌上街头，欢庆胜利。两个敌对交战国的都城，在同一时刻为同一件战事欢欣鼓舞，弹冠相庆，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观。

　　侵略战争的另一面

　　侵略战争的性质是不义的，然而侵略的结果却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纳粹德国发动欧战，是不义中的不义，但它动摇了英法在北非的殖民统治，导致战后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獨立。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极为不义，却使印尼得以脱离荷兰，缅甸、马来西亚得以脱离英国，法国无法再在印度支那立足。战后东京大审判，印度许多人士包括甘地，就反对以战犯罪名惩罚侵日军将领，认为日本的侵略狠狠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有利于亚洲的解放。出席远东法庭的印度法官帕尔，在最后的审判时写下自己的保留意见，25名被告都应该无罪释放。日本侵华，是想独吞中国，不使之落入西方国家之手，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西方列强的瓜分。1905年日俄之战，重挫俄国霸占东北的企图。如果当时是俄国赢了，我们想想对中国可有半点好处？东北一直到斯大林时代都被认为“原本就是俄国的”，许多沙俄军官家庭甚至把旅顺当做他们的“家乡”。汪氏南京政府成立后，日本将北平、上海、广州等各地的外国租界及治外法权一应废除。此举你可以说是 “假惺惺的欺骗”，事实却是迫使各国先后向南京或重庆表示承认，从而结束了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都莫可奈何的“国中之国”的奇观。李小龙在电影中怒砸租界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捎带把一旁的日本人痛揍了一顿。殊不知为中国人彻底端掉这块牌子的，正是日本人！

　　有人说抗战胜利，租界自然会还给中国。此话是没有根据的。帝国主义势力就象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就想赖掉维希政府放弃租界的承诺，但法租界已在日本人手里废除多年，重建不再可能，老大不情愿地拖到1946年2 月才勉强接受这一既成事实。英国在战后并没有把香港“自然地”还给中国，而是死皮赖脸地又占了半个多世纪。苏联眼见日本将要落败，赶紧策划外蒙完全獨立，更证明“自然归还论”之荒谬。倒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提议，胜利后将法属印度支那交还中国，这是个顺水人情，不损失美国的利益，不要白不要，却为蒋介石拒绝。

　　历史上，中国有过多次被侵略和被征服的经历。秦朝、元朝和清朝，都是外来侵略者建立的朝代。隋朝和唐朝，也是外来民族的后裔所建立。其他还有许许多多入侵者建立的小王朝。中国至有今日版图之庞大，中国人和中国的民族至有今日之众多，没有侵略者的加入是不可想象的。照道理，以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的优势，应该是中国对外征服为主。事实并不如此。由中国发动的领土扩张，从来都费力不讨好，劳民伤财又功效甚微。反而是外族入侵，往往大建奇功。每一次被大规模侵占和征服的结果，都扩展了中国的版图，同时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被侵略的规模越大，征服得越彻底，中国的扩展就越迅速，越辽阔。这么说太不好听了，却是事实。（参见《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的中国》）

　　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过像英国那样庞大的跨越五洲、环绕全球的殖民帝国。按说它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侵略者，它发动的鸦片战争把中国带进了漫长的冤孽般的耻辱历程。但一百五十年后，它还给我们一个现代化的香港。1904年它入侵西藏，西藏始推行新政，创办邮局、建发电厂印刷厂、成立警察局、开设银行，甚至试种茶叶，虽说是为了脱离中国做准备，毕竟给封闭落后的雪域打开了一扇窗口，带来了新的气象。印度被英国统治百年，到1947 年獨立时，已有铁路五万余公里，超过面积比它大差不多四倍的中国，直到40年后才追上。英国人给许多国家地区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曙光，中国也是在跟这些鸦片贩子打交道的时候才受到的启蒙。

　　胜负乃国家之常事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既然侵略战争有这么多“好处”，我们就应该肯定它，当外敌入侵时，不但无须抵抗，还要打起旗子欢迎它呢？

　　不是这样。外敌入侵，当然要奋起反抗。无论侵略的结果有多好，其过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太巨大了，因此要反对，抵抗。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无庸置疑的道理。但我们在观照和思考历史的时候，不能简单化。以八国联军的入侵为例，义和团保卫家园是对的，而它以愚昧疯狂的行为挑起事端，又确实无法为国际公认的法则所接受。是不是有比八国联合出兵干涉更好的方式？比方不出兵，完全通过谈判？当时的情况是，拳乱四起，朝廷都无法控制，外交使团连生命财产安全都不能保证，找谁去谈，谁说了算？何况还有中国将领僧格林沁撕毁两国停战协议，偷袭外国军队的前车之鉴。人家认定你是个不讲道理不讲信义，狂妄自大顽固守旧的政府，跟你讲好的没用，就象今天的人们去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塞因一样。总之，这是一场悲剧，而中国是这一悲剧中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一个民族不善于从中接受教训，那么肯定地，悲剧还将一演再演。

　　就被侵略一方来说，一定要抵抗这是对的。不过要做好两手准备，即有可能赢，也有可能输。中国人都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既是兵家常事，那么也是国家常事。打赢了好说，打输了怎么办？尤其是彻底输了，亡了国，被征服，怎么办？在大敌当前之际，这样的讨论或许太“低调”，太影响士气；但在远离硝烟的和平年代，在仔细观照历史的时候，这个话题就不仅不是多余，而且还是必要的了。

　　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结果会怎么样？

　　根据历史的经验，可以推断，结果显然是：日本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还要加上朝鲜这个自古跟中国关系密切，而并未拥有全部主权的属国。中国的疆域将第一次越过日本海，囊括忽必烈当年两次都未曾征服的东瀛岛国。

　　有人说，历史不会如此简单地复写。问题在于，日本想要做的，恰恰是如此简单地复写历史。日本侵华的决策者们，一直悉心研究中国被外族征服的历史，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行动。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它所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国。日本入侵时宣扬“日中一体”、“同文同种”，固然是为了掩饰其侵略罪行，但也是对其目的作了恰当的注解。那就是，实现十六世纪统一日本的领主丰臣秀吉的梦想，“打到北京去当皇帝”，入主中原，成为中国的主人和一部分。

　　最接近中国文化的入侵者

　　日本人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不会是从海里来的，也不是岛上固有的。最有根据的推测，是从中国东渡而来。民族学家们认为，大和民族由来自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中南半岛的印支人、长江下游的吴越人，及汉人和朝鲜人混合形成。也就是说，“中国人”是组成日本民族的主体。 1996年开始，中国及日本的一些学者们组成“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调查团”，对中国江苏省发掘出来的春秋至西汉时代（即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人骨，及差不多同期出土的日本北九州及山口县绳纹至弥生时代的人骨，进行了三年的对比研究。经过DNA 检验分析，两者的排列次序某部分竟然一致，证明两者源自相同的祖先。或者说，日本人的祖先为中国人。中日两国，不但同种，而且同宗。（日本《产经新闻》 1999年3 月19日报道）

　　前文说到的李小龙是美籍华人，因好莱坞歧视亚裔形象，转向香港发展，终于“威震”国际电影界，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当然中国人更是把他当做充满爱国精神的现代版的民族英雄。美国近年拍了一部李小龙的传记片《龙》，有一场戏颇是耐人寻味：李小龙与他的白人妻子一起看电影，片中一个面容丑陋、动作古怪的日本人因其愚笨，引起台下所有的美国观众（包括他妻子）一阵阵的哄笑，唯李小龙的表情越来越沉，终于起身拂袖而去。在西方人眼里，日本人和中国人是一样的，奚落一个日本人，也就是奚落中国人，中国人看了可能会比日本人看了还生气。李小龙自己的电影里表现出的中华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被美国人一解读，变成了反省“种族歧视”的最好教材。

　　不妨再说一部电影。以爱国著称的影片《火烧圆明园》中，蒙古将领僧格林沁率领骑兵一次次冲向英法联军的枪炮阵，硝烟弥漫，浴血奋战。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祖国，保卫家园，大凡中国观众都会被这一场景激动得热血沸腾。然而六百年前，僧格林沁的祖先，正是比英法联军凶狠百倍的侵略者，铁蹄横扫整个中国，逼得南宋皇帝跳海，逼得民族英雄“零丁洋里叹零丁”。更不用说，代表中国共御外侮的满清政府，两百多年前也是侵略者。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占据香港，一百年后，它却同中国人一道抗击日本侵略军。历史的复杂性，使一切简单化的思维与论断苍白无力。

　　比较中国历史上各主要入侵者，日本与中国的文化最为接近。从文化脉络上说，它应该最容易融入中华民族。日本文字是汉字，字意基本同于中文原意，用不着象秦国统一中国后还得动一次“书同文”的大改革。日本长久为农耕民族，不象以游牧或渔猎为主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州人，无须对生活习俗作较大改变即能完成汉化。日本的文物典章多仿袭中国，就连宗教、服饰、习俗及民族特性、价值伦理也都受中国影响甚久甚巨，超过任何一个“加入”中国前的其他民族。就是在今天，日本人也比藏人、蒙古人、回人、维吾尔人，乃至壮、苗、彝、瑶、傣……人，更像“中国人”，——更像占中国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汉人。近年美国摄制的中国历史题材动画片《木兰》，很多人指责其服饰不象中国人而像日本人，是西方人轻视中国文化的表现。殊不知日本人的民族服装，正是一千多年前从中国引进的，故和服又称“唐服”。倒是中国本土的民族服装一千余年来多次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清朝入关，汉人被强迫改成满装，后来旗袍、长衫、马褂、瓜皮帽反倒成了中国的“民族服装”。

　　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的日本人

　　以日本首先占领的“满州国”来看，日本侨民的确是在迅速地中国化。所谓和、满（汉）、蒙、朝、俄“五族共和”，且不论实行得如何，至少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政治主张。比元朝的人分四等，比清朝的满汉不通婚，要好得多。日本控制东北才十几年，到它投降之际，日本侨民绝大多数都会说中国话，适应了大陆生活，除了还保留一些民族服饰及饮食习惯外，与一般中国人已无二致。平民之间的民族矛盾也远不及元、清初年那样激烈，中日联姻比比皆是，日本战败后，许多日侨宁可选择继续留在中国而不愿回日本，大量的日本遗孤被中国家庭收养，都说明这一点。

　　历代侵略者以武力征服中国，自身则为中国的文化所征服。这就是所谓“汉化”。中国文化的优劣与否，是另外的论题；它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同化力，却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同化当然也包括融合外来文化，有时甚至是大量融合外来文化，大量接纳外族的血统。与其说是单向的同化力，毋宁说是一种巨大的包容力。这种力量在中国本土尤为厉害，海外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能量。华洋杂处的香港、澳门，是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较量、交流最为激烈的地方，中国内地通过这两扇窗口，吸收了多少西方的东西！遍布国外各主要都市的中国城、唐人街，又将多少中国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渗透到那些陌生的土地上！一种足以抵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强大的，如印度文化；一种能迅速接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充满活力的，如日本文化。中国属于哪一种呢？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景仰，几乎不加掩饰。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杀人、强奸、抢掠，干尽了坏事，唯独对中国的文化不故意破坏和毁灭，有的还悉心保护。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一位酷爱京剧的日本军官青木，没有人会怀疑这个角色的真实性（据说其原型为高级文化军官长谷川）。日本占领军尊重梅兰芳、齐白石、周作人等文化名人，请他们出来做官，不愿合作的也不加伤害。沦陷区的文学创作十分活跃，出现了张爱玲这样优秀的作家。有的小说写到主人公出走参加抗日游击队，也居然能够在上海正式出版。相较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及雍正乾隆的大兴文字狱，乃至（咱们“自己的”）国共两黨政权的暗杀和迫害作家、反右及文化大革命，显然“开明”得多了。

　　景仰是同化的第一步。日本人往往以对中国文化的熟知为自豪，在数不清的电影、文学作品中，许多日本军官满嘴中国话，自诩为“中国通”，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红灯记》里的日宪兵队队长鸠山，原是一个日本医师，并不专门研究中国学，却精通中国的语言与人情世故，搞一份密电码懂得要先“设宴交朋友”。可以想见，一旦日本征服中国成功，这些侵略者会比中国人还要中国人。至少，普通话就说得要比绝大多数的南方人要溜。你让蒋介石、毛澤東及其他满口乡音的那么多国共两黨的领袖与鸠山们站在一起，让初学汉语的西方人从口音去分辨，谁是中国人谁是外国人，他们准得弄错。

　　日本自古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甚钜，视汉学为“上国之学”，以为论政治国的根本。明治维新以后，固然引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但加固皇权，群士号召“尊王攘夷”、“神州不灭”却更加中国化。甲午战争前，日本比较严肃的文学作品大都用汉文出版，这是为了向读者保证，该书不是写给无知识的妇女或儿童看的。

　　日本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巨大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都是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即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浜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早在1915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着，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想，如果我们象“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59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象“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国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黨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当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借口，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定）。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国，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大学者，爱中国爱到病态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认为，继承了真正的中国文明之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汉唐时代形成的的中国文明，被元朝及后来游牧民族的入侵给打断，给蹂躏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传了。日本则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真传。他甚至断言：“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辜鸿铭文集。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原文发表于1924年）

　　东渡扶桑：学生变成老师

　　辜鸿鸣的言论，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借鉴”和利用，成了共建“大东亚文化”的依据之一。这确是历史的悲剧。然而辜鸿鸣的话并非一无道理。唐代以后，汉民族由极盛转向衰落，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为中国的主人。虽然征服者承袭中国的典章制度，并最终都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汉化”，毕竟人为地打断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无法保持汉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断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断裂。尤其是清代，连服装、发式都被迫改制，那里还有 “中国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国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发生深刻变化，强烈的自尊与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于看似崇高、实则琐屑无谓的道义之争，而失去汉时的豪放、唐代的恢宏。反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倒是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发展成中国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国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国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 “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椟不如珠；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侈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諧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之学”。这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国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之后，又赶紧派人去学；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反过来你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 ，600 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黨的绝大部分元老，共產黨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956 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 ，759 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响的改良与革命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国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国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中国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国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国，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象历史上中国皇帝“平定四边”一样；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他出任朝鲜总督，一直采取温和、同情的态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陆军兼并朝鲜之议。1909年他被迫辞职遇刺，朝鲜才为日本完全兼并，继任总督寺内正毅随即实施严厉的高压统治，朝鲜人形容，“就象一股寒流来袭汉城”。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他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孙中山看来，甲午战争中大败清军北洋舰队，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吞并朝鲜和台湾的日本不必“驱除”，反而还得联合；倒是代表中國政府的满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驱除的“鞑虏”。为了达此目的，甚至策划招募日本军人参加他的起义军，并以未来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担任几个重要职位作为回报。此计划后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1905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国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国，而回避称 “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国”，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 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国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国”正是蓬勃发展的后起之秀，可以带动中国共同繁荣。

　　两厢情愿的“中日亲善”

　　与辜鸿铭的论调一样，许多日本人也意识到，日本才是中国传统光辉的继承者。既然东方与西方，即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取代现政权。这 “另一个政权”，或是孙中山，或是袁世凯，或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或是溥仪、溥杰兄弟，或是蒋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吴佩孚、唐绍仪，或是梁鸿志，或是汪精卫。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开始大胆深入中国、朝鲜进行活动，收集情报。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义”，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号召密切中日合作、联合，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助中国加以反对外别无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此，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与中国人交往。中国和中国人，成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充斥着“到北京去”一类的流行口号。

　　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参与中国革命黨的活动，向日本政要汇报中国的情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后出任日本首相）。孙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黨人也都有日本特务追随和施加影响，如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129 名会员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岛、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参加。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几位。据萱野记载，跟着孙中山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三百人。仅惠州之役，参加暴動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这些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说是帮助中国推翻專制王朝，往坏里说都是些对中国深怀幻想的扩张主义分子冒险家，是土肥原贤二一类“对华活动家”的先驱。除了政界名人，还有财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谓“大陆浪人”，他们由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黨和军部首脑提供经费，同时也接受政黨和军方的操纵。

　　一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渗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强大以抵御西方势力；一方面歧视和嘲笑中国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国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无善意和诚意地拉拢扶植中国的革命黨、反对派，一方面掩饰不住恩赐的傲慢及冷淡。这些看来矛盾的态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罢不能的中国情结：你不行，而我行，由我来经营中国，肯定不是你这个样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国人行，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是，日本人有什么资格过问中国的事务？就算中国搞得一塌糊涂，腐朽透顶，就算中国專制不除，民主不彰，人權不保，内战不休，又干卿底事？当然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有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国后来也以这种感觉出兵朝鲜，出兵越南，培训缅甸、柬埔寨的共產黨丛林游击队。更早些，有两三百年前清兵入关建立外族政权的镜鉴。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国，就等于是中国再经历一次改朝换代，等于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终能获得中国人的认同而载入正史。

　　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和赢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动地向日本提出以东北、蒙古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黨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吞并中国的政治野心。1915年1 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国革命的回报。2 月5 日，中國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竟有颇多相近似处。革命黨人的作派，就是比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要来得“前卫”。

　　日本治下的中国土地

　　日本先占朝鲜，再占台湾，再占满州，再占华北、华东和华南。这些沦陷区，在大的战事结束，社会回复到“稳定状态”之后，虽然游击队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骚扰未曾停歇，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却都抱持一种“看你怎么折腾”的态度。台湾割让了五十年，收复也超过五十年，现在老一代的台湾人，竟有许多对日据时代的生活充满怀念。日本人讲法制，不象后来的国民黨大搞白色恐怖。教师和警察，是日据时代最受尊敬的两种平民职业。李登辉自称“二十二岁以前还是日本人”，对日本访客大套热乎，如果没有一点老台湾人的“民意基础”，早该被轰下台了。

　　日本治台时期，开始实行较为科学的数字化管理，设立银行，兴修铁路，不断扩建基隆、高雄两大港口，建立无线广播电台，铺设自来水及下水道，开发民用瓦斯（煤气），开发制糖业（一度占台湾工业产值的六成），兴建电厂，兴修夸耀亚洲、集灌溉、排水、防涝于一体的嘉南大圳与桃园大圳，创立直接服务于产业研究的“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项都市计划及各项法规，不但对台湾的交通、卫生、治安、经济及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为光复后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蓝图。有些软体建设，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甚至走在“宗主国”日本的前面。1940年，台湾的工业产值已为农业产值１. ４倍，实现了工业化。（杨永良《日据时代的台湾建设》）我们可以说，日本建设台湾的“出发点”是不好的，手段态度也过于专横、强制，结果却替台湾完成了近代国家的基本条件。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日本为了让台湾这只鸡生蛋，却把原本瘦弱的鸡给养肥了。（伊藤洁（刘明修）《谜之岛。台湾》）

　　满州是清朝的发祥地，本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广袤的处女地长期吸引着内地农民“闯关东”去开垦种植。日本投降时，东北已是重工业基地，份量约占中国的百分之八十，不但有中国数量最庞大和素质最好的产业工人队伍，还有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布局。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将无数工业设备拆卸、劫掠一空，但无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铁路线，其密度在今天仍远远超出其他地区而居中国首位。大连更是中国最好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结构上还能看出日本人数十年规划营造的痕迹。

　　海南岛是中国的“天涯海角”，自古蛮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占领后，以为可以经营成第二个台湾，于是进行建设性开发，尤其是它控制较稳、将其当“自个儿地盘”经营的西线。日本人到村子里检查卫生，还给中国孩子糖吃（“满州国”也一样，日本人惯使这种“小恩小惠”）。东线因中国游击队活动频繁，反倒处于“战时状态”，军民（中日）关系紧张恶劣。唯一的一条西线铁路是日本人修的，还兴建了一些矿厂设施。共產黨接手以后，海南岛废省，几十年无甚建设，只对其资源作破坏性、掠夺性开发。好象那块地方本不是咱们的，随时都怕别人来争，捞一把算一把，采了赶紧运走，到大陆去加工。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海南成为大特区后才彻底改变。

　　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世界文学作品中的名篇，饱受过侵略之苦的中国人，读它时多会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写普法战争给法国人带来的失土之恨，——老师用法语给孩子们讲最后一堂课，因为从明天开始，占领者当局不许学校课堂上再使用法语，强迫使用德语。从这点来说，中国的沦陷区算是幸运。日本占领者从未有过“不许用中文授课”的规定，在教育方面，甚至还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宽容。以“求学”为目的的青年学生，允许其离开日占区去国民政府控制的大后方。以八年抗战最先沦陷的北平为例，日本投降时，几所著名大学的设备、图书都有增长。抗战前的1936年，中国高等学校是１０８所；1945年抗战结束时，中国高等学校为１４１所。高等学校的教师，从7 ，560 人增至11，183 人；学生从41，922 人增至83，984 人，翻了一倍多。（屈儆诚：《现代物理学在中国率先发展的原因》，華夏文摘总四○四第期）许多新大学建于沦陷区，如上海的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德国医学院、雷士德工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音乐院等六所光复以后不为政府承认的“伪校”。照一些“爱国人士”观点，沦陷区应该不办一所学校，青少年没地方读书才有利于中国的复兴。张春桥的“宁要……不要……”论，其实既不是他的独创，也不是他的首创。

　　向日本学习“学习的方法”

　　固然这一切“业绩”，不足以抵偿日本侵华造成的破坏、损失之万一，但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人的经营、治理能力，看出他们确比我们行的一面。许多年以来，有许多出版物对于中日两个民族进行过文化上的比较。一般来讲，应该各有其优劣。一些文章带着偏激的民族情绪，对日本民族进行嘲弄、辱骂，似乎不这样便不叫“爱国”。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还是和平年代的实力竞争，恐吓和辱骂都绝非战斗。我们去看看那些抗战名将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哪有这种市井屑小式的轻薄和鼓噪！

　　人类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积弊，在丑陋的中国人之外，还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也应该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什么丑陋？因为这世界总还有一个抽象的相对美好的形象，为最多的人所公认。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形象：阿Ｑ。说实话，这个形象够丑陋的了，却又确是“我们”的真实写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一个蕞尔小国，打得我们难以招架、几乎亡国？同样的，日本人也坏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张狂、穷兵黩武，到处开打，落得个无条件投降的下场？不过坏归坏，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奋，积极上进，办事认真，讲究实际，绝不马虎苟且，对强手、先进的心服口服、虚心求教，善于模仿与吸收，勇于牺牲，团队精神，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善于汲取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中国人好好学习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组织结构严密，一丝不苟，高效率，在狭小的夹缝中求生，自觉“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时不惜对敌人进行自杀式攻击。除了最后一条，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工业革命，又能在战后迅速走进经济和科技强国的行列，其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要善于向敌人学习。古代中国是日本的恩师，而近代日本却是中国的恩师。它打了咱们，把咱们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血海深仇，还能叫它恩师吗？是的，它还是恩师。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杀。即使它干的坏事罄竹难书，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它教给我们的东西太宝贵了。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轻易丢弃，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过英国，学习过法国，学习过苏联，还打算过学习南斯拉夫、新加坡，现在学得多的是美国，而学得最持久、最深入的还是日本。我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不管承不承认，它都是事实。学习英国，并没有使我们完成工业革命。学习法国，也没有使我们的社会获得多少自由。学习苏联，我们跟着它栽进了覆辙。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也差得太远。学习日本，我们却打败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个极善于学习的国家，学什么象什么。学中国就尽量做得象中国人，学西方就力图脱亚入欧，一点也不含糊，不在“为体”还是“为用” 的论争上无休止地瞎耗工夫。现在我们打量打量它，发现其现代化的程度，可与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媲美；其传统文化的地道，足令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汗颜。

　　同是向西方学习，早在甲午战争那场“考试”中，中日双方就交出了优劣悬殊的两份答卷。日本海军的人数和装备皆不及中国，对同中国打仗并没有多少信心。战前北洋水师到日访问，日人登舰参观，见中国水兵懒懒散散，家属也住在舰上，到处晾晒着衣物，诧异之余心中窃喜：打这样的军队不成问题！中国在向西方学习失败后，从日本那里学习到了“学习的方法”，才逐渐向现代型社会转变。

　　接纳日本加入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曾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各国，并非毫无根据。接纳和融合外族的血缘、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秦统一中国，实现各国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汉代的强大。鲜卑族拓拔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国实行汉化，为随后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清朝的入关更是如此。中国若果能如孙中山所期望的“联合”，接受整个日本的加入，从民族性来讲，其正面效果将显而易见。

　　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观念强烈的族群，这样才有历代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中国”的传统。宋代因遭外族压迫、打击，特别强调忠节观念，但这一观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爱国”。在忠节义士们眼里，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却事二主。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位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忠君”也是“爱国”的表现之一，但二者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岳飞鎮壓杨幺之乱，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只能说明他“忠君报国”，也就是忠于赵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并无忠于汉族、南人的“爱国情操”。他也不反对他的兄弟文天祯仕元，因为他兄弟没做过宋朝的官，不会背上“贰臣”的罪名。抗清明将史可法死后，被清朝建祠祭祀，飨堂眉额大书“气壮山河”，以弘扬其忠诚不贰的气节。清王朝对史可法精神的认同，在于他的“节操”，不在后人赋予他的“民族主义”精神。乾隆时，曾指定史官作《贰臣传》，将那些为清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明朝降将叛官们尽列其中，也是为了警省后世为臣为民当忠诚不贰，绝非鼓励所谓“民族大义”。清朝入关既久，当初重名节绝不致仕，乃至图谋反清复明的前朝旧臣和名士鸿儒们，也默认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识份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习惯于“胜者为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谁会在乎胜者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户”呢？

　　日本军队侵略时犯下的种种罪行，会使中国人牢记这血海深仇，永远不可能从感情上接纳他们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的。中国人是最善于忘记仇恨，最宽宏大量的民族。战犯可以不予追究，赔款可以一笔勾销，钓鱼台岛的纷争可以留给聪明的后人去解决，只要这阵子能关系正常化就行了，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这不还没成为咱们中国人呢，要是他们成了中国人，过去的一切岂不都是“兄弟阋墙”，一笑而泯恩仇？

　　中国历史上侵略者的屠殺暴行

　　在中国历史上，由侵略造成的暴行比比皆是。以战国时的秦国为例，几乎每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杀人。公元前331 年，败魏，斩首八万；前312年，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前307 年，破宜阳，斩首六万；前301 年，败楚于重丘，斩首二万；前300 年，攻楚取襄城，斩首三万；前293 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280 年，攻赵，斩首二万；前275 年，破韩军，斩首四万；前274 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前260 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前256 年，攻韩，斩首四万；又攻赵，斩首九万；前234 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据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一场统一中国的战争，到底斩掉了多少人头，已不能精确计数。可以肯定的是，以当时中国人口不过上千万，其杀人比例之高、之酷烈，远远超过日本的入侵。

　　成吉思汗是大蒙古帝国的创业者，也是中国元朝的太祖，可以说是蒙古人，也可以说是中国人。严格的意义上，他生前是中国的侵略者，死后才成为“中国人”。蒙古人的铁蹄曾横扫欧亚大陆，征服数十个国家，每破一城，绝大多数人民尽皆屠殺，所有财物尽予劫取，只留下特殊技能人士、工匠与俊美男女儿童供其利用与玩乐。许多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沦为废墟，人烟断绝。蒙古军大举侵略中国时，因起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为宰相，对中国人采用攻心为上的怀柔政策，暴行才有所收敛。如公元1233年，蒙古大将速不台攻下金朝汴京，本拟循例屠城，为耶律楚材力争所免。但他们对别的国家，仍旧不改残忍习性，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积尸遍野。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殺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完全屠殺，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破波兰与日耳曼联军，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达佩斯，辱妇女，焚教堂，劫财宝，逢人便杀。公元1254年，蒙哥遣大将札喇台征高丽，所过城邑灰烬，俘男女二十万六千八百余人，杀人无算。1255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讨伐木剌夷，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殺。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据陈致平《中华通史》，花城出版社）

　　蒙古人奉行的种族灭绝政策，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皆不能望其项背。然而成吉思汗却以“伟大的民族英雄”载入中国史册，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受人尊崇。成吉思汗陵位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真东南十五公里处，建筑面积一千五百多平方米，金碧辉煌如同宫殿。远近蒙古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每年都要在此举行公祭盛会。为什么没有人把成吉思汗及其残暴的子孙们当做战犯？因为他赢了，成就了“功业”，胜为王而不是败为寇。如果日本人赢了，也就没有人把他们当做战犯，他们的战争罪行也就会为“伟绩”所掩盖，他们的亡灵也就会被供奉在比“靖国神社”阔绰、辉煌和神气得多的纪念堂中受后人祭祀，而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猥琐于一隅，接受几个行藏闪烁的政客朝拜。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大王朝，也是历代最好的一个王朝。清朝征服整个中国的过程，同样极为血腥。在与明朝争夺辽东的时候，清军就曾对迁安、永平两地进行屠城，只将财物和少数妇女掠走享用。因破坏了皇太极对汉人的怀柔政策，主事者阿敏被宣布为“国贼”遭到惩处，但皇太极本人拒绝对此事负责，而且后来也没能制止此类屠殺。明将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属，其余官百余人，兵三千余人，皆就地屠殺，死者家属妇女儿童一千二百余人没为奴婢。明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军得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殺。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发布旨令通告全中国：“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这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屠城宣言书”，其后就有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杀了多少人？当时的估计是八十万（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有人不同意这个数目，估算是二、三十万，这也够惨的了。不光是杀，任何妇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和三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样。嘉定三屠亦是如此，妇女被双手钉在床板上轮奸。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了，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殺，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江阴抵抗清军八十天，城破，七万人死于屠殺。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殺。平定西北，厄鲁特人几乎被杀光。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消灭。

　　明清之际，屠殺似乎成了家常便饭。满人杀汉人，清军中的汉人也杀汉人，不然杀不过来（满人太少）。侵略者杀老百姓，农民军也杀老百姓，张献忠在四川就杀人一百万。李自成在北京，开始杀明朝降官，杀到后来控制不住，烧杀抢掠行同强盗。老百姓有机会也杀人，清兵占领北京前李自成逃走，北京市民趁机报复，成群结伙袭击掉队的大顺士兵，将他们捉了烧死或砍头，大约有两千人被杀。明朝的官军也杀百姓，动不动就“纵兵劫掠”，滥杀无辜。

　　“王道”：从屠殺到怀柔政策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是否发生过文明的、不残暴的侵略战争。作为一种“理想模式”可能是有的，实例我却没听说过。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它为了征服中国，竟以大规模贩毒，麻痹和残害整个民族的身心作为手段。法国是近代启蒙运动的精神家园，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焚掠圆明园，曾遭到法国作家雨果的痛斥。苏联是中国的盟国，又是世界无产階級的“解放者”，它的红军在东北干的坏事却教人叹为观止，还拿它毫无办法，——国共两黨都要巴结它，以换取在东北的优势。美国号称现代民主和保障人權的楷模，当年在印度尼西亚“帮助”苏哈托清除共黨势力上台，杀了60万颗人头。后来据说因为“良心发现”，中央情报局曾承认有大约5 千人是自己亲自下手。1973年美国对柬埔寨实行“饱和式轰炸”，使50万平民丧生。越南战争中，美国军队的狂轰滥炸、施放毒气和直接屠戮，杀死了300 万越南人。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可以看做是列强本性的一次大展。攻入北京的联军共两万两千人，其中日本军队八千人，俄军四千，英军三千，美军两千。日军不但人数最多，而且打头阵。义和团兴起，与德日两国结怨最深。但日军却没有像其他同伙那样，在战斗结束后对占领地采取血腥报复行动。一位叫蓝登的西方记者报导：“日本兵是联军中唯一对艺术品有欣赏能力的。虽然他们也当然像别人一样的抢劫，但都做得安静优雅。没有乱摔东西，也没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坏。他们搜集喜欢的东西，但不象抢劫的样子。我曾看到一处有日本兵进去过的房子。里面藏有一柜子的瓷器。他们像鉴赏家一样加以抚摸，并在杯子或瓶子的底部研究年代。对于粗劣的美国、俄国、法国、英国更不必说德国大兵，除了打不破的铜器、石器之外，几乎没有不打破的，实在难以比拟。”（梅龙。哈利斯、苏西。哈利斯《日本皇军兴亡记》）

　　日本军队相对的文明，缘于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认同。是否还有“同种”的因素在起作用，不得而知。日本士兵表现出特别的残暴，是发动大举侵华战争后，以南京大屠殺为标志开始的。其暴行引起举世震惊与公愤。为振兴军纪，“压制犯罪和不正当行为”，日本陆军省于1940年9 月颁布了《改进军纪计划》的小册子，详细列举“中国事变中罪行和不当行为的特质”，要求每一军官“应时时记忆在心”。虽然我们不能期待发动侵略的战犯们，会对其军人“不当行为的特质”作出恰当的判断，但这本小册子至少显示了日本军事当局承认了一部分罪恶，并试图有所改过。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两年间，有588 名日本士兵受到军事审判，其中420 人犯抢劫或抢劫加强奸致死，312 人犯强奸或强奸致死。这是日本方面的记录，实际罪犯的数字当然远不止于此。单是南京大屠殺的集体犯罪中，人数就得以万计。攻占南京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一次斩杀300 名中国人的田中军吉大尉，以“刀劈百人竞赛”闻名的野田岩和向井敏明两少尉，十年后才在南京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

　　我们一般所说的沦陷区，是指被侵略者势力控制的地区。就日军而言，控制区又分为“治安区”与“准治安区”两种。“治安区”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国人出面组织的伪政权，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良民”大体上能够接受日伪的统治：“准治安区”则日伪势力较为薄弱，时有游击队、民兵、敌后武工队、抗日救国军之类小股抵抗力量进行骚扰。在“治安区”内，日本士兵较能遵守军纪的约束，一般发生杀人、抢劫和强奸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惩处。而“准治安区”则军纪不保，犯罪行为常与“军事行动”一同发生。

　　从侵略者的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为，一是为了对顽强抵抗的报复，二是为了震吓对手，摧毁对手的士气与尊严，三是树立征服者主宰苍生命运的威势，四是借此激发原始的血气之勇。但要想最终达到征服占领地的目的，光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有时效果更适得其反。因此他们也得在“治安区”内推行怀柔政策，宣扬“同文同种”，宣扬“共存共荣”，宣扬“讨蒋爱民”，也就是实行“王道”，制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将之一概地称为 “欺骗”，要知道这种政策对于饱经战乱、贫困，深受过本国官府、军阀、土匪、流氓戕害的中国老百姓，实在太具实际意义。而且往往就能奏效。

　　“天地之间有杆秤”？

　　以中国人的感情，强奸、轮暴是比杀头更难以平息仇恨的罪行。在大量描写抗战的书籍中，似乎日本侵略军只强奸中国妇女，而较为优待第三国尤其是西方人士。这样更足以证明，日本人只不拿咱们中国人当人。事实并非如此。较为优待的是没有与日本交战的国家的公民，而不是什么“西方人士”。一旦开战，凡敌对国家，都没有好果子吃。香港陷落后，一批英国女医护人员落入日军之手，被关到地下室摧残了一个多月。其中一位女医生战后回忆，这段日子她们每人每天要被至少十个日本人强奸，她本人最多一天被十七人强奸。另据一位目击者、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在东京国际法庭的证词，防守香港西部斯坦利堡阵地的170 名英军及伤员被俘后全部杀害，七名女护士（四中三英）均遭奸杀。其中一名英籍女护士甚至被绑在尸体上轮奸。荷兰妇女也曾遭到类似的暴行。在对待战俘和战败国方面，倒是东西方“平等相待”的。电影《桂河大桥》，真实反映英军俘虏被迫当奴工的故事。1942年4 月，马尼拉沦陷，美菲俘虏及难民共八万人在转移至收容所途中，约有一万七千人被日军虐待致死，其中美军士兵1200名。西方人称之为“死亡之旅”。 1944年12月，“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在帕拉万岛一次烧死150 名美军战俘。

　　为了通过“正常渠道”排泄士兵的兽欲，日本军部特意建立“慰安妇”制度。这是一种惨无人道的制度，其中大部分是韩国妇女，还有一部分台湾和中国妇女，甚至西方妇女，但日本妇女也不在少数；有许多是被迫的，被强拉的难民，甚至是女战俘，但也有“为圣战而贡献青春”的妓女。“慰安妇”们以自身遭受摧残为代价，多少缓解了沦陷区广大妇女的遭受蹂躏的压力。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时任日第11军团长的冈村宁次中将，曾对军中不能杜绝强奸罪行十分气恼，下令宪兵分队长重藤宪文中佐亲自坐镇，加强安抚工作，逮捕所有罪犯交军法会议处理。当他听到法务部长、宪兵队长为罪犯辩解，认为不能构成犯罪时，冈村拍案而起，一拳砸在桌子上吼道：

　　“胡说！我知道，强奸罪要亲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枪面前，谁敢亲自控告？没有反抗？三个轮奸，怎么反抗？那些日本的法律，能适于战区现状吗？我们出兵不是号称‘圣战’吗？这是个‘圣战’的样子吗？”（陈道阔《长河落日。武汉会战纪实》）

　　就是这个后来晋升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其晚年的的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节以《贯彻爱民方针》为题，记载了1940年2 月召开的一次师团长、参谋长会议，他的参谋长讲的一段话：

　　“纵然基于战斗上的需要，将房屋焚毁后，不论如何进行宣抚工作，亦毫无效果；反之，既不焚屋，亦不掠夺强奸，而进行宣抚工作的地方，当敌人发动攻势作战时，当地居民，亦均继续表示好感，而协助搬运物资；但前者的场合，敌人来袭时，居民通敌，于我不利，到现在始痛感需遵守军司令官的爱民方针。”

　　当地居民表示好感，协助军队搬运物资，这颇有点像共產黨描绘的“军爱民，民拥军”的景象。这是神话吗？是侵略者一厢情愿的幻想吗？——不是。 1942年至1943年春，日军进攻河南，当地民众主动为日军带路，甚至帮助日军缴中国军队的枪。仅此一役，就有五万中国士兵被自己的民众缴了械。（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

　　近年中国有首流行歌（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主题歌）中唱道：“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两军对垒，当中国军队在民众饥饿难捱，挣扎在生死线时，仍只顾横徵暴敛，毫不体恤；而日本军队趁机收买人心，发放军粮救济百姓。中国驻军把城周十数里地的农作物放马蹂躏，士兵进村强索一切供应，稍有不遂，武力随之，更滥征民间车马人力，弄得怨声载道，家破人亡；毗邻的日军则用现金雇工人筑路，不但不侵扰百姓，还施以小恩小惠。在这种情况下，“秤砣” 于是向侵略者那边倾斜，什么“民族大义”，“爱国情操”，竟通通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在“秤杆”上压不起足够的分量。

　　对老百姓而言都是“官军”

　　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对于老百姓来讲都是“官军”。如果你杀人放火强奸抢劫，不顾百姓死活，你就是强盗、土匪；如果你尊重民众，友好相待，你就是仁义之师。我们可以指责这条简单的法则近乎“浅薄和愚昧”，却又没有任何其他一条“深刻和智慧”的法则比它更接近历史的事实。有人认为：在绝对正确的爱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本主义。孟子曰：“民为本，而社稷次之。”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进一步说，我认为国家利益应该高于黨派利益，而民生利益又应该高于国家利益。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也曾写过一首诗《你莫忘记》，借一位老人之口表达他的人本思想：

　　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逼死了你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

　　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谁把你的老子打成了这个样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哎哟！──火就要烧到这里了，──

　　你跑罢！莫要同我一起死！──

　　回来！──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

　　都可以，──

　　人总该不至──如此！──

　　胡适的这首诗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大约为1918年。“我们国家的大兵”指的是军阀部队，而亡国的假想敌则是哥萨克、普鲁士。不过不论放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意思都是一样的。抗日战争无疑是神圣和伟大的，但没有任何人、任何黨派、任何国别和民族、任何军队有理由残害百姓，不顾及人民的利益。

　　中国军队带来的水深火热

　　看几个例子：

　　1938年6 月9 日，为了阻挡中原日军西进，国军在河南郑州东北郊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放水。洪峰突发，夺路东去，其咆哮汹涌之状据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黄河决口。豫、皖、苏三省44县市受灾面积一万三千平方公里，受灾人口一千二百五十余万，三百九十多万人流离失所，九十万人死于非命，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人民付出惨重的代价，“战果”又如何呢？日军土肥原的第14师团一部分被困于中牟，经工兵接应耗费三天结集到开封；中岛的第16师团一两万人陷在黄泛区，经航空兵团空投物资救援，终于度过难关。——如此而已。黄河毕竟没有像大合唱中歌颂的那样，“发出愤怒的吼声淹没侵略者”。它的流量太小了，只有珠江的八分之一，只能淹没那些没有航空部队和工兵部队救助的中国老百姓。一个歪点子，死掉九十万人，这个数字是南京大屠殺死难者的三倍。

　　1938年11月12日凌晨两点，湖南省政府得到日军已迫近的报告（事后才知道是假情报），为实行“焦土抗战”的既定方针，下令自焚长沙。由省警备团出动执行焚城任务，放火工具是汽油、煤油、棉花、木棍，另有炸药包、手榴弹用以炸开封锁的大门。事先没有得到任何警报、正在睡梦中的老百姓，突然陷身在一片火海之中，许多居民被活活烧死，烤死，呛死，或躲在水缸中被煮成肉酱，或逃命不及被踩死、砸死、淹死、闷死。这场大火不停不歇地烧了整整三天三夜，一座千年历史文化名城被焚毁成一片碎瓦颓垣。后来统计，确认死于大火的人数约两万，其他不能确认的外地难民、伤兵则难以计数。文物损失无法估量，大批宋明清代图书珍本、名贵字画化为灰烬，仅一家金号就有440 颗汉代印章融为铜饼、铁锭。绝大部分公共及民用建筑被毁。长沙素以中国最大米市之一著称，一次被烧掉大米、稻谷200 万担。列为“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业，因几辈人存积的优秀画稿和版本毁于一旦，从此在中国的刺绣界黯然失色。我们斥责日本鬼子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其中一光便是烧光。日本军队烧村庄固然令人痛恨，但哪一次比得上长沙大火？

　　在中国，不知有多少出版物描写过抗战时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一曲《南泥湾》，更是唱得家喻户晓。然而，大生产除了开荒地种粮食、蔬菜、棉花，还种过什么呢？还种过大量的鸦片！国民政府不给共產黨拨款，延安要从经济上支撑远远超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实感困难。粮棉蔬菜只能解决部分衣食自给问题，于是获利较大的鸦片则受到青睐。有作家为了撰写中共领袖的传记，采访当地的百姓和当年的战士，据他们回忆，每有外国记者来参观，就发动战士们连夜把鸦片挖出来用土盖上，记者走了再翻过来种上。可见共產黨也知道，种鸦片不是件光彩的事。为什么还要种呢，因为要钱来“打日本”。至于被毒害的人民，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一本正面叙述国军抗战的书中，有一段这样的纪实：“总指挥部和纵队，支队司令部，以摊牌民间妇女作杂活为名，选派年轻有姿色的妇女（主要是姑娘），到指挥部和司令部去缝军衣、做布鞋、洗衣、做饭，妇女们请求拿回家做或早去晚归，均遭拒绝，要求一律在军营住宿。每次八至十人，七天轮换一次。凡去当差的妇女，大多遭到强奸，先后被奸污者达几百人。有的回家悲愤交加，精神失常；有的被轮奸致残，甚至含恨自杀。广大百姓对其暴行恨之入骨。”（纯子、蔡农、老加《一江血水向东流——中日武汉大会战实录》）这是谁的队伍？是日本军队吗？不，是中国的政府军。由蒋介石密令成立的“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是抗日的队伍。他们派夫派款，强拉壮丁，贩运私货发国难财，倒也罢了；最可恶的是强奸民女。日本侵略军最令人仇恨和恶心的战争罪行，也是强奸民女，但它在 “正常”的社会秩序建立之后总还不至于敢公开这样干，要不也不会组织专门的慰安妇了。而国军却是代表政府的，本身应该就是正常秩序的保证，这样的罪行只能说是执法犯法，比日寇有过之而无不及。1943年，爆发随北十万民变，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派出三个师进行鎮壓。

　　内斗的惨烈甚于外斗

　　1944年12月24日夜，重庆歌乐山军统局为中美合作所全体美方人员举办晚会庆祝圣诞节，结果台上唱戏，台下秩序大乱。中统局长戴笠特意约了几十个女人陪美军官兵跳舞，有些被当众强奸。这种事发生在战时国都重庆，由“政府机构”出面组织慰问援华友军，次日便有密报呈送蒋介石侍从室，也只好不了了之。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犯下的强奸罪更是超过关东军十几年所为。而且还不许声张，一些对苏联红军的暴行表示过不满的中共干部，解放后长期受到迫害，不予重用。

　　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延安种鸦片，本国和盟国军队强奸妇女，都是一个问题：为了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也就是，目的的崇高，可以略去手段的恶劣。如果这种道理站得住脚，那么侵略者犯下的罪行也就都可以原谅了：他们是为了“拯救”腐败堕落的中国，为了实现一统大中国（或“大东亚共荣圈”）而进行的“圣战”。

　　有人会说，宁可死在自己人手里，也不愿意死在侵略者手上；宁可被黄河淹死，“人或为鱼鳖”，也不给鬼子劈死；宁可自己一把火先烧光，也不留给鬼子去烧；宁可吸共產黨种的鸦片，也不吸日本人贩来的鸦片；宁可给国军、美军、苏军强奸，也不给日本鬼子强奸，……这话或许有他的道理。不过，这叫什么道理？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记载，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河南听到过这样的民谣：“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汤军”是汤恩伯的部队，蒋介石的嫡系。抗战胜利后，沦陷区的百姓也有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同时或前后深受过侵略者和“自己人”灾害的平民百姓，是不会同意一些人的高论的。鲁迅也早就表示过，死在自己人手里是最悲哀的。这是因为，“自己人”最防不胜防；这种死最无价值；内斗往往比外斗更为残酷和激烈。后来发生的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

　　内斗超过外斗，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美国的南北战争，就超过它的獨立战争。五十年代韩战的激烈，远非抗击日本入侵时可比。从生物学的角度，同类物种之间的争斗，也超过不同物种之间生存斗争。不同的物种，所需要的资源是不一样的。牛、羊、鹿在狮子、豺狼袭来的时候，只顾各自逃命而不会像一些深刻的思想家所希望的那样，“团结起来用利角去抗争”，却在争夺配偶的决斗中不惜折腿断角抵死相拼。人类社会比生物界要复杂得多，有些简单的道理却是相通的。严格地说，决堤、放火还不是内斗，只是“误伤”。皖南事变才是典型的内斗，国军一次围歼新四军八千余人。而在此数月之前，新四军仅一“黄桥决战”，就歼灭国民黨第八十九军一万一千余人，成为共军战史上一次辉煌的战例。可惜黄桥、皖南虽在抗战期间，打的都不是日本人，是打中国人。

　　为了防止共產黨势力控制东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竟以出卖外蒙作为争取苏联承诺的代价，也可算作内斗的一种“谋略”，尽管它是如此的糟糕。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抗日战争的结果是收回了东北和台湾，却放弃了面积超过两倍于东北和台湾的外蒙。外蒙獨立的意义还不止于领土的丧失，它动摇了元朝的“合法性”，更动摇了“五族共和”的国本，为中国的进一步可能的分裂撞开了一条隐约的、难以弥合的罅隙。

　　小国比大国容易被征服

　　有人认为，大中华思想是不对的；有的西方学者提出“小就是好”，如果秦不统一中国，今日中国就会像欧洲那样好。我以为，小有小的利弊，大有大的得失，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还是大一点好。欧洲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也不过四五百年时间，不能由此得出“小就是好”的结论。国与国之间一旦发生战争，小国缺乏战略纵深和自然资源，就很明显的要吃亏。日本最终就败在这里。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肥。”中国在抗战中什么都不如人家，唯领土辽阔，可以一退再退。所谓“以空间换取时间”（蒋介石），其实就是仓皇逃跑、回避；所谓打一场旷时日久的“持久战”（毛澤東），其实就是各据一方，静待其变。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逃避战略”，最终竟然奏效。拿破伦、希特勒横扫欧洲各国如入无人之境，却都在无边无际的俄罗斯的土地上铩羽而归。以日本军队的善战，对付美国也只能采取偷袭其海外基地的策略，对攻击和占领辽阔的美国本土不存丝毫妄想，一当太平洋战争失利，它自己那狭小的国土就成了可以肆意打击的靶子。这时候它才知道，当初轻视身边这个“不堪一击”的庞然大物，提出“三个月亡华”的计划，以至于未能倾全国之军力先行征服中国，是多么的轻率、愚蠢。

　　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侵而成气候者，多是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亦即“大国变成小国”之时。周室威权衰落，再也不能号令诸侯统一发兵征战，遂有秦国的各个击破。东汉末年分裂成三国，虽短暂统一于晋，但诸王割据，使国家化整为零，遂在“八王之乱”后外族相继涌入中原，史称“五胡乱华”。唐末国家再次分裂，契丹入侵，建立辽朝；而后女真人建立金朝，趁辽宋对峙，灭辽与北宋，占据中原；再后蒙古人入侵，灭掉各占中国半壁江山的金与南宋。西晋和北宋毕竟是 “大国”，所以北方强敌入侵时尚能退守江东、江南，建立东晋、南宋，各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命脉，不至于被赶入绝境。当北方强敌再度入侵，已经成了“小国”的南方王朝再无地方可退，只好乖乖投降，或者跳海了。明代是中国的“统一”时代，但其末年国家为朱氏朝廷、李自成、张献忠三大政治势力所控制，形成实际上的国土分裂局面，清军趁势入关。分裂状态，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为入侵者所利用，不能够同仇敌忾地共同抵御外敌，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实际统辖的国土狭小，没有回旋余地，容易被占领和征服。

　　国家的领土辽阔，对于现代科技和经济，也有极大好处。以航天工业为例，欧洲和日本皆远不及美俄中三国，其土地面积的狭小是重要原因。在不同的经纬度上建立地面站，只有大国才能办得到。欧洲是近代工业革命、近代科学、资本主义经济、现代文明和民主制度的发源地，终因其“春秋战国”式的版图格局，在本世纪由盛而衰，输给了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这和一堆小公司，竞争不过一个托拉斯的道理是相似的。近年西欧各国力图打破促狭国境的限制，实现经济上的统合，以提升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既是明智之举，又是不得已而为之。欧洲的衰落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都源于“生存空间”也就是国土面积太狭窄，而战乱一开，小国的战争创伤更难以平复。二是海外殖民地纷纷獨立。这两条实际上也都牵涉到国家领土（及属土）的大小问题。

　　日本“加入中国”的模式

　　日本一旦加入中国，不论它是以什么方式，想再退出中国，就不那么容易了。那就是分裂祖国，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全体“中国人民”坚决不能同意。除非出现象孙中山、蒋介石那样主意大得很的革命家，以划出日本为代价，换取别国的经济支持。中国“不是菜园子”，你想进的时候就进，想出的时候就出，没那么容易。日本右翼政客一个惯用伎俩，将侵略中国说成是“进出中国”，这是因为他们都没学好历史，不懂得中国进来容易出来难。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灭国四十余个，也包括中国，而蒙古后来成了“中国的蒙古族”，没有成为别的什么国家的蒙古。清兵入关，也使满族成为“中国的满族”。中国人习惯将入侵者说成是“外族”。什么叫外族？说直白了就是外国民族。不然，怎么不以“外族”去称呼今天中国的少数民族？而南方的苗族、瑶族、壮族、土家族，……怎么就从来没当过 “外族”？

　　“加入中国”有哪几种方式？——

　　一，侵略成功，入主中原（清朝模式）；

　　二，被中国征服（匈奴模式）；

　　三，同中国一道被第三国征服（清初蒙古模式）；

　　四，占领部分甚至大部分中国领土（金朝模式）；

　　五，由附庸国而最终完成合并（西藏模式）。

　　六，其他方式。

　　日本历史上与中国关系密切，视中国为“上国”、“天朝”，汉代即派使臣到中国朝贡，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日本曾出土一方汉光武帝赐“倭奴国王” 的印绶，有点“附庸番邦”的意思，比西藏之于中国的关系悠久得多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脱亚入欧，这个惯于点头哈腰的小“附庸”，忽然变成了小霸王，中国反倒成了破落的“穷措大”。这种情况下，“西藏模式”显然行不通。而且，中日之间还隔着个高丽，也长期是中国的附庸，如果它都没能以这种方式并入中国，日本就更不容易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日本从来没有对外战败过。它遭受过的最大的侵略战争，是在中国的元代。公元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发兵大举征日，结果一无所获。当时中国南宋尚存，蒙古人挟同高丽参战。六年后，南宋已亡，忽必烈利用（南宋）中国善水战的优势，再度攻日，还预先设置了“日本行省”，不料大败而归，不及逃走的十几万元兵大部分被日兵杀死。以蒙古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勇善战，尚且在日本败得如此之惨，看来“清初蒙古模式”也难奏效。

　　中国从来都把打外国（族）说成是“征伐”、“平定”、“讨逐”，把外国（族）打中国说成是“入侵”、“侵扰”、“犯边”。自古中国“征伐”外国的战果甚少佳绩，往往不及外国“入侵”能大奏奇效。匈奴“侵扰”中国好几个朝代，才被中国“平定”，平定后还老大一阵子不安分，弄出的事比入侵还麻烦，是一个耗时耗力、劳民伤财的跨世纪工程，代价太大，在现代社会似乎更加得不偿失。“匈奴模式”走不通。

　　最终结果是中国征服日本

　　最有可能的，是“清朝模式”和“金朝模式”。甲午战争直至清朝覆亡之际，是日本重演清朝入关的最有利的时机。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极为悬殊；中国还有象孙中山这样鼓吹“中日一体”、唯恐日本不出兵的革命黨人作为内应，条件比明末清初时还要好，至少不会更差。但是它错过了，拖了四十年，到民国才重新开打。这时中国已在国民黨领导之下，初步建立了现代国家体制，及现代装备的军队。难是难得多了，但如果它能按李宗仁事后制定的战略方针打，征服中国仍大有希望。但它又错过了，进退失据，只好重演“金朝模式”。

　　金朝自公元1126年底攻占北宋汴京，制造“靖康之耻”，到1234年初亡于蒙古，凡一百零七年；如果算上攻取辽国五京的时间，凡一百一十一年。日本自1937年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制造南京大屠殺，到1945年向同盟国投降，只有八年；即使算上发动“满州事变”占领东北的时间，也才十四年。金朝先是扶持建立张邦昌、刘豫伪政权；后干脆自己来干，成了代表“中国”的两个“合法”政府之一。日本也扶持建立了伪满州国和汪精卫政府，但来不及“自己干”，来不及“合法”就投降了。这样短的时间，使它终于没有能够融入中国，被“汉化”成“中华民族”的一员；也使得中国人始终无法消弭“外国入侵”的心头之恨。

　　如果时间足够长，——到底要多长？不好说，反正十年、八年是绝对不够的。无论如何，日本总归是照着金朝的样子“野”了这么一把，这笔账咱们得记着，说不定将来有那么一天，它还会以某种方式加入中国。清朝的建立者满洲人，是金朝建立者女真人的后裔，而满清初建时的国名就叫“后金”。满清实现了他们的先人的梦想：占领和统治整个中国，而最终也被整个中国所吞没。如果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以为即使日本赢得战争的胜利，对中国而言未见得就一定是坏事。可以推断，中国征服和统一日本，与日本征服和统一中国，最终结果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只有一个中国。一个日本这样的国家，和一个中国这样的国家，都不足以真正令西方人畏惧；而一个日本那样发达的中国，或一个中国那样庞大的日本，却足以使所有的国家不敢小觑。

　　有人会说，这是善良的中国人的一厢情愿。不对。这恰恰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的“一厢情愿”。虽然一百年来，中国一直在试图以各种方式、走各种道路努力成为象日本那样发达的中国都未获成功，但还是要比日本成为象中国那样庞大的日本，要“容易”多了。咱们关起门来反复折腾就行了，走多少弯路、摸多少石头、交多少“学费”、耗多少资源、死多少人命，都是“自己家里的事”，与别人无碍。只要世界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我们“迎头赶上”，只要我们能无数的打击之下“挺得住”不再被分割、瓦解，就可能熬到“中国的世纪”那一天。而日本，只有发动战争一条路可走，并且还没打赢。毕竟地球上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时间的感觉却是“无限”的。何况，必要时咱们还可以“空间换时间”，拖垮拖死一切竞争对手与来犯之敌。

　　设想日本打赢了中国，当然不能排除“细节”的考虑。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之下，西方各国出于自身在远东的利益，能否坐视中国为日本所吞并？日本得了中国这片土地，能否暂抑疯狂扩张、进而称霸世界的欲火？是马上四处出击，驱使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为其征战他国，还是为稳固这块辽阔的新殖民地，先停下来进行建设、发展和同化，而后再作下一步的打算？甚至一如历代外来王朝那样，终于为他们所仰慕的汉文化熏陶，一改凶悍顽强的民族风格，变得跟汉民族一样儒雅柔弱，不再存称霸之心？

　　任何一个“不坏”的结果，都不能说明过程的必要与合理。人类发明了战争，发明了自相残杀的武器，发明了以一种文明摧毁另一种文明，或者一种较高（较低）的文明征服另一种较低（较高）的文明，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都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为战争和武器所毁灭，今天的人仍不得不承认，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往往起到的促进和催化作用。明白地说，就是所谓“进步作用”。但战争终究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的过程是非人道的，哪怕现代国际社会设计出那么多的“人道”的战争公约，也还是设计不出一种“人道的战争”方式。

原载：思想的境界

S按:很早就下了《晚清七十年》和《胡适口述自传》，到现在还未曾拜读，岂料…这是一个秋叶凋零的季节…

一

2009年10月26日，一代史家唐德刚先生走了。

对于1920年出生的他来说，无疑是生逢乱世，历史在他不只是安身立命的职业，而且包含了他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他不仅身历军阀争战、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系列大历史，而且与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胡适等许多历史的创造者有近距离的接触，他笔下的历史是活的，里面有他自己的生命亲证，那些曾与他血肉相关的时间早已沉淀在里面，其中混合着他的的呼吸和心跳。也因此，他的笔才会如此纵横自如，大开大阖，不拘一格。

他是历史的研究者，更是亲历者。虽然他在1948年就离开了生养他的这片大陆，然而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却又何曾一刻忘记与他血脉相连的母国，母族的兴衰祸福始终萦怀于他的心头，一生难以放下，因此他才会在1999年写下这些话：“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过来人。……真是感慨万千，一言难尽。尤其是我们学历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抢，再眼看他改革开放，起死回生。……”引人深思的“三峡史观”既是他的读史的心得，也是他阅世的总结。

正是他在遥远的异乡，一次次在落日楼头，断鸿声里，将兴亡阅尽，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才领会到历史的奥秘。1996年9月，他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的《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率先提出两百年出“三峡”说，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是在两千多年前，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前后经过了二、三百年才最终完成：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

他自称这是“积数十年治学与教学得，对祖国历史，和国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浅的认知和‘大胆的假设’。”三年后，他在另一文中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

“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但是‘帝王专制’，所牵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个政治社会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体运作。也是一部统治机器的有效操纵。‘民主政治’亦然也。它是一种制度；也是杜威、胡适师徒，口口声声的所谓‘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也。所以从帝王专制，要转变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几。二者要从政治经济转型开始，而一转百转，要全部转完，实非数百年不为功也。”

“两百年出三峡说”因为收入《晚清七十年》一书开篇而广为流布，引起相当的关注。2000年6月，两位与唐德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1920年出生的许良英先生与1923年出生的李慎之先生之间对此有过一番讨论。李先生认为按照两百年出“三峡”说，还有四十年，也不算太长。研究自然科学史出身的许先生则有不同看法，认为“历史的变化，常常是难以逆料的。……促成历史发展的因素是很复杂的”，他不相信历史可以预见，而是深信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和人心不可悔”。

当然，作为史家，唐德刚先生深知历史不仅有其“必然”，更有不可预测的“偶然”或“变数”。他曾当面对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那就是历史中的“偶然”。历史就是由“必然”与“偶然”相互激荡而成的。

其实，“三峡史观”的价值并非是时间上的预测，不是到底多少年出“三峡”的问题，而是对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脉络的清晰洞察，更是对本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深情关切。在漫长的时光中，此生都与母国同优乐的一代史家，读史阅世，奉献出了这一“大胆的假设”，就是要我们去“小心的求证”。我相信，对于“三峡史观”的讨论，并不会随着他的逝去而终止。但是，他对历史演变路径或者说方向的把握则是无须质疑的。

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

二

千千万万的中文读者记住了唐德刚这个名字，大约主要是因为他的《晚清七十年》。其实，作为史家，他真正的功业建立在口述史上，那是他扎硬寨、打死仗的专业，《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都已成为这个领域扛鼎的范式之作，可以藏之名山、传之不朽。我有时甚至想，《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这些通俗性历史作品，只不过是他的“业余”之作，属于无心插柳，而不是他的刻意经营。

口述史本来就是记录历史的古老形式，司马迁文采风流的《史记》即采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唐德刚给口述史注入了新的因素，树立了活的范例，设定了具体的标准，这是他对现代史学的一大贡献。口述史并不等同于我们平常说的“口述自传”、“口述回忆”，如果只凭传主个人并不可靠的记忆，缺少详实可靠的档案和其他材料的相互参证和补充，不算真正的口述历史。唐德刚说，口述历史决非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下来那么简单，那样至多是一堆口述史料。他说，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的口述大概占50%，另外的一半是他找材料考证补充上去的。《李宗仁回忆录》，本人口述只占到可怜的15%，其他的85%是他从报纸、图书馆到处搜求资料补充、考证而成的。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近年出版的《张学良口述自传》无疑是不及格的，至多算个毛坯，离最后的成品还很远。 

年轻的唐德刚因缘际会，踏进口述史的领域，按他自己的说法，一是录音机的发明，二是1949年中国政局的剧变，大批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移居美国，李宗仁、胡适、陈立夫、孔祥熙、顾维钧……这些显赫的名字吸引了哥伦比亚大学，而他恰好被选中来执行这个计划，民国口述史的这一扇神秘之门就这样被他轻轻推开。

顾维钧是一位阅历极为丰富的外交家，一个人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外交史，加上顾氏本人保存了大量的档案材料，《顾维钧回忆录》的价值、可读性无疑都是值得期待的。唐德刚最初曾参与这一口述史抢救计划，并且是顾氏外交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当他离开当时哥大的口述历史室之后，录音稿最后由一位缺乏文学天赋的美国小姐整理，将他“从前写得很生动、很精彩的一些情节删掉了不少”，加上部头太大，我们现在读到的《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就没有李宗仁回忆录那样可读了。其实，即便最后整理的那个美国小姐文笔一流，也不可能达到唐德刚那样的境界，因为她缺乏的是对历史情境本身的体验和感悟。唐德刚亲身经历了民国以来的动荡乱世，自青年时代起滞留海外，有深刻的去国怀乡之感，历史是他乡愁的冲动，语言也是他乡愁的冲动，即使他用英语来记录历史，他也能体会到祖国的兴亡、历史人物的悲欢与荣辱，体会到母语的独一无二，他在不经意之间将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感喟、故乡情结化入其中。正是这些特殊的人生际遇和个人天赋，使他的口述史不同于常人，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不可替代的史学价值。

唐德刚先生是史学中人，也是文学中人，他有深湛的古典文学功底，能诗善文，年轻时曾办过文学期刊，出版过杂文集，对《红楼梦》有深入的研究，还写过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他明确指出，这部小说“也是口述历史”，虚构的只是人名、地名罢了，他要用这部小说为同时代那些历尽苦难的小人物们的噩梦留下一点见证。他一直在寻找小说和历史之间的界限，他用英文写过一部长达上千页的《民国史》，之所以迄今没有付印，是因为他觉得笔下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将”，而千千万万浴血苦战、辗转呻吟的士兵小卒则只字未提，这是我们所谓的“历史”的黑洞，这个黑洞只有靠“小说”去填补。他如此区分小说与历史——“大事件、大人物就应该用‘历史’来写；小人物、小事件，甚或大人物、小事件，就应该用‘小说笔调’来写。”在他看来，小说写的是“真实的社会、虚构的人物”，历史写的是“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两者不过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他的口述史和其他历史作品，之所以都有很强的可读性，就是他以 “小说笔调”来记录“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使人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

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他的文字本身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个性，亦庄亦谐，亦雅亦俗，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出入自如，他可以将许多流行的名句、俗语伸手拈来，活学活用。他的历史作品因此没有教科书式的正经和刻板，更不同于时下盛行的学院派文字，常常板着一副学术八股的面孔，道貌岸然，言之无味。而且他打通了历史与现实，时不时从历史中探出头来，插浑打科，淡笑戏虐，这是中国传统说书风格的现代版本，让人读来常常开怀、捧腹，大大拉近了历史和芸芸众生的距离。

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从这一刻起，他的生命也要归入历史。

多年前，唐德刚曾用“以一人敌一国”来评价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始人刘绍唐。以长远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几乎每一个真正出色的史家，都拥有“以一人敌一国”的力量，中国的司马迁、陈寿、司马光这些人，希腊、罗马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吉朋这些人，乃至英国的汤因比，德国的斯宾格勒，以及写下《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威廉·夏洛伊，……他们凭借自己的传世之作，无不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著作都活在时光之流中，不可磨灭。生于20世纪、殁于21世纪的唐德刚，因着他在口述史方面的卓越建树，因着他脍炙人口的历史作品，更因着融汇了他生命情怀的“三峡史观，注定也要进入这个“以一人敌一国”的精神谱系。

S按：每当读到这种文章时，总是失语…

一

在鲜花、笑脸和举国媒体的众口一词中，盛典正大张旗鼓地展开。60年，一个甲子，多少的生生死死、荣荣辱辱，多少民族的苦难，多少次的浩劫都消失得干干净净，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60年来，这片大陆开满了灿烂的鲜花，男男女女都生活在蜜罐之中，绝对权力充满了荣耀的光环，一切都因着它的恩赐，一切都是它的创造，它无所不能、笼罩全地，它主宰万物苍生，生杀予夺，并用一切大话、谎话、极尽好听之能事的好话装饰起来，铺天盖地，日日夜夜地重复，谎言重复一万遍，于是就自以为成了绝对真理，至少在愚昧者眼中看为真理。

60年，一个王朝的60年庆典越来越近了，举世罕匹的阅兵式，用狭隘民族主义点燃起来的那种热情，都将铺开。王朝将骄傲地展示自己60年来的成功，60年来的辉煌，60年来的无往不胜，60年来的一贯正确、继续正确。在绝对权力的手里，历史真的像一团柔软的面粉，可以随意拿捏。60年来，这个王朝犯下的罪孽，这个王朝经历的曲折，那些血雨腥风，人民所遭遇的一切不幸，都被鲜花遮蔽起来，都被油彩涂抹了。其实，作为一个依靠暴力建立起来的王朝，早已走过了高歌猛进、从骨子里认定自己真理在握、代表着历史正确方向的时代，只剩下了装修，利益驱动之下的装修冲动。今日的权力集团可以称为史上最强大的装修公司，具有超级的装修能力，什么都能装修，也把装修当作了最高的政治追求。简而言之，这几乎就是一个可以用装修命名的时代，历史被精心地装修，现实正一天天地经历着装修，政治生活中满是装修，私人生活也处处在装修，人的本性经过装修，常常变得面目全非，连自己也不认识了。古老的大陆在修装中悄无声息地沦陷，我禁不住产生一个问号：装修，装修，在装修中生，也将在装修中死吗？

盛典，就是要通过展示自己的高、大、全，来展示自己的无限风光，在向大众显示统治的威严和不可挑战同时，向外部世界显摆武力、国力和人多势众，极权主义的心理总是要通过这样的盛典才能安定自己的心，让自己相信自己的强大，相信自己的稳定，相信自己永远不会垮下。总之，就是要不断以这样的仪式来自我确认，证明权力的在手。这样的盛典说到底只是一个装修工程，或者是一次小小的自慰，面朝世界的又一次意淫罢了。

60年，很长，也很短。对于任何个体生命来说，60年几乎就是接近一生了，60年，一个不遵从文明规则的统治集团可以犯下多少罪行，可以奴役多少生灵，可以糟蹋多少山河，可以毁坏多少文明，可以将一个庞大的民族翻几次烙饼。在漫长的编年史中，60年有时只能算一个零头，60年确乎太短暂了，如果没有足以引为安慰的制度建设，没有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带来真实的幸福，没有值得在未来夸耀的创造，在文明的尺度之下，60年完全可能只是一支插曲，一个过渡时代而已。历史之所以令人敬畏，就是它归根结底不是掌握至高权力的人任意书写的，一个腐败堕落的时代即使装修得多么漂亮，在历史中也只能是一堆粪土，它将被一层层揭穿，让后人看见其中的糜烂和平庸。历史的审判也许来得太晚了，在一个资讯如此现代化的时代，在一个民族再也不可能关起门来自我陶醉的时代，用不着等待历史事后的审判，就在权力致力于装修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写下自己对这个时代的真实感受，洞穿一切鲜花、谎话和大话，在可诅咒的地方击穿这个可诅咒的时代。

60年来，不断地有人这样做了，他们留下的声音就是最有力的见证，也是提交给历史法庭的最重要的证词。这些声音证明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并不依附于王朝的生命，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乃是因为有这样的人，他们不屈从于骄横的权杖，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耳朵听，用自己的脑袋思考，他们在鲜花中看见骷髅，在盛世中看见朽坏，在不可一世的宏大盛典中看见衰微和凄凉。更重要的是他们总在为这个民族寻出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便在黑暗中也要袒露内心真实的亮光。

二

1959年，红色王朝10周年，世人看到的是有盛大的阅兵式，许多宏大建筑的献礼，遍地的饥馑，饿死人的人祸却在暗地里悄悄蔓延。这一年，一位曾真诚相信共产党的许诺、与共产党携手打天下的民主党派要人在香港出版《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他叫周鲸文，曾是东北大学校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常委、副秘书长、东北总支部主委，他是1948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电召北上共商国是的8个人之一，其他7人分别是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陈其尤、郭沫若、茅盾，可见他那时在民主党派中的影响力。那次唯他一人没有应召，直到1949年3月才随民盟总部北上。他出席开国盛典，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在京8年，他的亲身经历使他做出了出走香港的决定，并写下这本书“向历史作证”。此书一经出版，就受到欢迎，半年内重版，而且出了日文版和英文版，受到海内外的重视。

周鲸文这本38万字的回忆录，将红色王朝第一个10年的真实内幕首次呈现在世界面前。他目睹了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司法改革、贯彻婚姻法、反胡风、肃清反革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每个运动几乎都浸透着血和泪，特别是他参加的司法改革运动，更使他看清共产党的本质。独占经济制度造成的铺张浪费和生产上的低效，特权阶级的奢侈腐化的生活服务，以及带给国人的灾难，都令他惊心。“人民公社”把善良的农民剥夺地一无所有，这是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一幕。统一思想、指鹿为马和焚书坑儒带给文化上的浩劫，实际上没有等到“文革”，在第一个10年就已经展开。作为民盟的重要负责人，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有直接接触，对于他们如何利用统一战线的法宝，花言巧语骗取民主党派上船，与他们共建所谓“联合政府”这一幕看得尤其清楚。

就在1949年政协会议期间，在少数人聚谈，说到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问题时，江山在望、毫无悬念的毛泽东说：“在选票上每个人有自由选举权，在选票上圈定什么人都可以，不过他抹了不想选的人名以后，最好别写西门大官人。”在场的人因此纷纷夸冒幽默。就在这次会上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其实所谓讨论，无非是在文字上的“之乎者也”之间，文本的内容都是不许删动的。会上代表发言，也都是先拟好，然后交大会主席团看过批准。共产党称这之为“新式民主”，特点是“背后协商”，具有特别的优越性。政协会议开过之后，毛泽东被拥上大位，那么多民主党派似乎太多了，他想取消一些， 剩下民盟、民革、民建三个，计划将救国会、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取消，合并到民盟，将致公党合并到民革。“后来毛泽东一想，这样合并于他一损，外边一定说他过河拆桥，拉完磨杀驴，因之他说：‘既然开销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与那些转眼烟云的口号、文件不同，这些细节将永远活在历史的深处。从那时起，怀抱一脑子民主梦参加“联合政府”的周鲸文开始渐渐清醒，在未来的年月里，他进一步看清楚：“党是光荣、利禄、权力集于一身的，是一切私人利益的源泉；于是在红色政权下的人们，有相当数量的人像进党，而且是入了党。作了党员就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便处处有利可图，有权可施，有气可吐。”他于是选择逃离“虎口”，并把自己知道的这些写出来。

三

1979年，以“敢言”闻名的记者陆铿，应胡菊人之约，为《明报月刊》的“中共建政三十年专辑”写下一篇万言长文《三十年大梦将醒乎》。此文被称为 “三十年来反共最恶毒的一篇文章”，一经刊出，即引起轰动，台湾方面认为是了解大陆最有说服力之作，军方及时印发给军官阅读，美国国务院都来打听作者是谁。当时，陆铿初到香港，家人都还留在大陆，心有余悸，不敢用真名，署名“陈棘荪”。即使化名，他还是担心因此遭打击报复。结果传来消息，此文被邓小平看到，金口玉言说：“态度是好的，观点是错的。”陆铿回忆录回首生平，对这一幕记忆犹深。

文章说，三十年的岁月，两个字就可以概括：“血”和“泪”。“为什么共产党还不垮台呢？这是因为当前大陆上还没有一个成气候的政治力量，更不用说可与中共抗衡的政党了。……另外一点，不可忽视的，在大陆还有不少人对邓小平存着一定的希望。”陆铿对于镇压民主墙运动深感失望，“北京民主墙这把火，是大陆这个弥漫着冷漠、麻木、不信任的社会主义沙漠中难得找到的一小块绿洲。……是中华民族的尊严与自信尚未被毛泽东毁灭的一点象征。……这难道不正是邓大人所应该珍视的吗？”他毫不讳言地指出邓的局限：“邓小平虽然早年在法国留过学，吸收了一些民主自由思想，但他到底还是共产党人，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一套东西，渗透了他的灵魂。对于毛泽东的胡搞一气，他是反对的，但对于共产党的一套，他还要坚持。”邓在1989年的抉择可以为他的判断做一个最有力的注脚。

陆铿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不仅对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特别是“走后门”现象，和只求保官位、为自身牟利的庞大干部集团，做了深入和清晰的分析，而且看穿了中国问题的本质，“其实最主要的矛盾还是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变革和中共坚持四个原则的矛盾。即民主和专制或曰独裁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将支配今后大陆的形势。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中共领导层。随着中共领导层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灵活运用，矛盾将时而尖锐，时而缓和。”这一判断，时隔三十年仍不失现实意义。

四

1999年10月1日，76岁的李慎之写下他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以及对历史的一点卑微的祈求，就是实行民主。他希望掌权者主动推行政治改革，学习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在市场经济之外引入议会民主，他认为条件已经“烂熟”，也是中国最理想的前途。

此时，红色王朝已经褪色，如果说50年前周鲸文出版《风暴十年》时，那还是一个鲜红欲滴的时代，到30年前陆铿写下《三十年大梦将醒乎》时，红色依然但已渐渐干枯，等到10年前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纸风行，红色已变成了灰色，王朝所标榜的“主义”已是挂羊头、卖狗肉，实用主义成为时代最高亢的主旋律。

一本书，两篇文章，穿越10年、30年、50年这三次盛典，一次次击穿了盛典的华美、堂皇和雄壮，击穿了权力用意识形态谎言和刺刀精心装饰起来的层层彩雾，击穿了皇帝的那件新衣。所以，一经问世，无不洛阳纸贵，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们说出了许多国人心中想说的话，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多数人缺乏表达的机会和勇气，而他们正好将这些郁积在人心深处的话公诸了传媒。

历经多少年的风雨剥蚀，这些文字仍冷冰冰地挺立在那里，散发着青铜的幽光，一次次将一个自以为是的王朝、将那些以为拥有权力就拥有一切的人，赤裸裸地钉在历史的墙壁上。每一个读者、每一次的阅读，都是它们的复活，每一次的追念、回想，都是对王朝的一次鞭挞。这是文字的力量，更是人心的力量。这是现实的审判，这也是历史的审判。

60年来，从周鲸文到陆铿到李慎之，我们可以发现，王朝10年盛典时，将真面目揭开，呼吁中国人重新举起民主旗帜的是一个民主党派人士。30年盛典时，直面现实、说出真话的是一个出身于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共产党监狱里熬炼过的新闻记者。他们本来就是追求民主、自由的，有这样的认知，做出这样的见证并不奇怪。等到50年盛典时，站出来的却是一生追随共产党，在这个集团里成长起来、曾居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位的李慎之，他的文章之所以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经历，他的体验，他在这个体制内部看清了历史的脉络，哪怕他对周恩来、邓小平这些掌权者怀有好感，他的真话却更有份量，更具杀伤力和感召力。

还有一点不能不注意的就是时间的变化，1959年周鲸文的书在香港出版，在海外流传，大陆的读者很难看到，完全被挡在了外面，没有在本土产生应有的影响。1979年，大陆改革开放之初，陆铿的文章在香港发表，也很难传进大陆，在最值得看到的读者那里引发巨大的共鸣。等到1999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借助神奇的互联网，方便的复印手段，李慎之的文章到处流传，许多老人为之泪下，许多年轻人为此激动。掌权者虽然懊恼，却也没有对他怎么样。毕竟是灰色的时代了，一个体制内的反省者，可以凭良心说真话，而且也不会因此招来莫测之祸。这是1979年、更是1959年所不能想象的。

离开李慎之老人在北京的一盏孤灯之下写下《风雨苍黄五十年》之日，又是整10个年头了，李慎之已在6年前告别人世，带着未尽的心愿。他没有看到这个灰色王朝的落幕，没有看到他经过无数千回百转的人生忧患，在绞肉机里绞过，终于想明白的民主价值在中国初步确立，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值得欣慰的是，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它最终是否给这个古老国家带来命运的转机，还不能下结论，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华民族自我解放的进程中，互联网是目前可以依赖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平台，王朝早已察觉互联网是把双刃剑，所以才建立了庞大的网警，建立了试图将中国互联网变为局域网的 “金盾工程”，试图以网络防火墙将自由的信息隔离在墙外。

令人忧虑的是，在李慎之身后，掌握权力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进一步急剧膨胀，腐败已经渗入骨髓，在现行体制下无药可救了，贫富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既得利益集团除了捍卫既得利益的决心之外什么也无暇顾及了。面对此起彼伏不满的声音，胡萝卜、大棒齐飞，利益收买和秘密警察、镇压机器并用，通往政治改革的窄门紧紧关闭，社会的繁华表象之下处处隐藏着危机，社会的正气一天天消解。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这个庞大的国家，让它无法转身，只能坐等末日的来临。除了做些修修补补的装修工作，灰色王朝已经力不从心。或许有人把三十年来的经济成长归功于这个王朝，即使不计算既得利益集团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心态支配下，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毁坏，那也只是王朝为社会松绑带来的自然结果，本质上还是获得经济机会的民众自身的创造。

我不知道王朝的尽头在哪里，不知道这个王朝轰然倒塌的时日，但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天总要到来，早晚而已。我只知道，人比王朝更宝贵，每个有血肉的生命都比一个王朝的生命更宝贵，王朝的这一页注定要翻过去，王朝的时代必然让位于人的时代，以选票而不是子弹来定胜负，人权高于党权，这是普世文明的法则，中国也不可能例外，拖只能拖一时，不可能拖永久。我相信，一个已进入装修时代的王朝，它的梦将要做尽。盛典的表演就让它去表演吧，戏总要落幕的，没有一场戏可以永远地演下去，没有一个演员会永远站在舞台上，总有曲终人散时，就像梦总要醒的，倒计时已经开始。

原文链接：http://fuguoyong.blog.sohu.com/133131342.html

S按：转自唯色博客。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乌鲁木齐7•5、7•7流血事件让世人震惊。这次冲突发生的背景、原因和情势，对新疆乃至全中国民族关系的影响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具体言之，将会导致维、汉矛盾进一步激化。

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行动都应受到反对和谴责，但是，地方当局不能因此而推卸保护平民安全的责任。政府有责任公平、公正地处理民族纠纷，以免激化矛盾，更有责任发布安全警示，避免无辜平民被殃及、被伤害。

从表象来看，似乎是由广东韶关一家工厂的汉族人伤害维吾尔人的事件，演变成在乌鲁木齐的大规模抗议和严重的流血冲突事件。但我认为并非如此简单，不论地方当局如何解释、推诿，都难辞其咎。维汉之间的怨恨在加深，实乃积怨已久。汉族人认为政府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少数民族采取优待政策，日益不满；而我们维吾尔人认为在新疆，汉族成为很特殊的群体，备受政府优待的群体，维吾尔民族已在各个领域被迫边缘化。

实则新疆、西藏的族群冲突事件与内地瓮安、石首等群体冲突事件此起彼伏，揭露了中国社会潜藏的严重危机。走上街头抗议，本是公民表达民意的正当途径和合法权利，但正常的游行示威如果演化成暴力攻击，必将造成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结果就与初衷背道而驰，不仅不能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反而伤及无辜，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最终成全被军警镇压的事实。在乌鲁木齐市发生的维汉两族部分民众的游行示威中，均有激进暴徒用暴力攻击平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们谴责这种无视生命价值、暴力攻击无辜平民的野蛮行径。尤其是，此次事件明显地凸现了政府保护国民不力的严重过失，也再次暴露了政府在类似群体性冲突中，警方处置能力的严重欠缺。在现代国家，警察重要的功能包括了既要保障公民行使其游行示威等政治权利，又要对于某些打砸抢烧的暴力犯罪行为进行及时的防范和制止。然而乌鲁木齐7•5、7•7流血事件，当局反应严重迟缓，措施不能及时到位，场面控制能力不强，措施和方法很有问题，导致大量的和平居民受到伤害，很显然，作为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国法律明文规定，民族自治是中国的基本制度。中国法律也明确说明，新疆是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民族是新疆的自治民族。法律还规定：“按照1984年的宪法以及自治法，少数民族有权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少数民族成员可以在地方管理机构中担任要职。他们有权维护自己的风俗习惯并享有宗教自由。自治区政府有权审议国家法律，如果国家法律不适应地方的实际情况和风俗，可以加以修改或者拒绝。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企业在民族地区进行经营活动，开发资源应该尊重当地的利益，尊重当地民族的利益。在招聘时要优先录取当地民族劳动力……”

然而，遗憾的是，这若干规定并没有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贯彻，而这主要是因为书记们牢牢地掌控着自治区大权，监督着政策的实际执行。在他们眼里，维吾尔自治区跟内地的家乡没有什么区别。更让少数民族居民不满的是，几乎没有分享到地区资源被开采所带来的利益。2002年至2008年，新疆的经济翻了一番，但经济产值的60%仍依赖能源，特别是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而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均由汉族公司经营，绝大部分员工都是汉人。1949年时，在新疆自治区只占6%的汉族人口如今却剧增到40%，这自然会使维吾尔族人的危机感也不断增长。

维吾尔人很困惑，政府一直宣传的、写在纸上的民族政策和法律究竟体现在哪里？有无公平？难道这些几乎根本没有落实的自治政策和其他针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只是凝固在纸上的承诺而已？难道这样的做法有助于民族和解、社会和谐？和谐社会究竟在何处？说到底，对各民族社会发生的各类事件，应该以法律为标准，一视同仁，公平处理。

重大流血事件，发生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盛世”中国。同往常一样，新疆当局将事件的起因、行为、责任，一律归结到“三股势力”头上，难道政府的工作做得很完美，没有任何过错？难道没有内因？难道没有社会原因？人民又一次变成不明真相的群众。从官方发布的信息来看，一夜之间，156人死亡，1080 人受伤（不久，官方正式表示，本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发生的骚乱，造成197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如果仅仅是维汉民间冲突，几小时内就死伤这么多人，是难以想象的。若果真如此，那么，政府至少要承担严重失职的责任，何以未能及时制止住？然而事后，既未见当局承认渎职，也无任何官员引咎辞职，这在一个正常社会是不合理的。新疆的民族问题，就像中国其他问题一样，只有在民主机制下，通过和平、公开、平等、尊重、善意，并在法制的基础上沟通、疏导，才能得到公正和公平的解决。作为公民，应该反对和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不论这些暴力，来自少数民族、汉族、还是地方当局。

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不均衡，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应该注意到维吾尔民族在新疆越来越边缘化的实际状况。地方政府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尽量帮助各民族都能够公平地享受发展的成果。

统计数据也显示了民族间的不平等。约90%--92%的维吾尔人生活在农村，特别是新疆的南部地区。去年，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称，整个新疆年人均GDP19000元，农村地区的人均年收入为3,800元（560美元），但南疆农民的收入还要低得多。例如，根据政府提供的数据，和田地区农民的平均年收入仅为2,226元，南疆还有不少乡村人均年收入在1500元左右。干旱程度不太严重、可以开垦的土地，条件优越的耕地，以及水源和政府投资兴办的农场，主要是由以汉族人为主的准军事化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控制。

汉族人的控制已经超出了能源和大规模农业等领域。比如地方当局在招聘公务员岗位时，绝大多数岗位明确限定招聘汉族。在国有企业经营的各个领域，绝大多数职位招聘汉族似乎早已成为一种“文化”。汉族人甚至还在维吾尔族传统产业上也取而代之，从传统市场到穆斯林食品，比如飞往新疆各地和穆斯林国家航班的清真食品供应权，被汉族企业家霍兰兰经营的新疆佳雨工贸有限公司 (Xinjiang Jiayu Industrial & Trading Co.)所垄断，提供46种清真食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霍兰兰承认说，公司的300名员工主要都是汉族；公司里也有少数维族员工，如一位做清洁的女性，但所有的高级职位都是汉族人。当然她补充说，所有清真食品公司都要有维族员工，这是一项要求。另外，往返于乌鲁木齐和喀什的飞机虽然有许多乘客是维吾尔人，但机舱内广播使用的却是中文和英文。

一个群体的存在得不到认可，价值得不到体现，不满情绪就会继续。只靠压制是难以解决问题的。人心的满足不是以生活水平的绝对改善，而是以分配是否合理为尺度来衡量的。最重要的幸福指数是，经济繁荣是否能给人一种不断改善自己境遇的盼头。如果繁荣不能满足这两条标准，则必然是越繁荣越不稳定。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乃是隧道眼思维。

美丽富饶的新疆拥有丰富的矿藏、石油天然气、煤炭、光热资源和向西开放的地缘优势。原住民的利益和要求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历史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各种意愿应该允许有合法的表达渠道，诸多关涉民族文化保存、民族权益保障、甚至民族问题，均可以拿到阳光下来讨论。并且，中国宪法所赋予的民族自治权应该得到落实。这样才能真正和平地化解少数民族的各种政治异见，否则，持续的高压虽然可以取得暂时的稳定，但高压下长期涌动着的不满情绪暗流，一旦被某个偶发事件触动，就必然会汹涌喷发。

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些才是解决维汉心结，乃至所有少数民族心结的根本。一味压制，一味回避问题，只能带来更大的反抗。维汉相争，最后只能是两败俱伤，受到伤害的还是各民族群众。

写于2009年7月7日深夜
2009年8月23日修改

注：文章摘自伊力哈木•土赫提先生所著的《山腰上的反思》（维吾尔文，有部分章节译为中文）。

延伸阅读：新疆7.5遇难者百日 民间悼念当局恐慌

袁剑

中国，这个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带给我们无数的荣耀和自豪，也时常让我们感到愤懑和无奈。透过日益繁荣和强大的表象，和很多人一样，我们都企图追寻和揭露隐藏在其背后的真相：我们可以被盘剥和压榨，但不可以被欺骗和愚弄！作为这个国家的国民，我们有权利知道一切，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来剥夺人民的知情权，都是不道德的。下面这篇文章深刻分析阐述了中国经济繁荣背后的真相，它很长，却有让人一口气读完的魔力，子敖特地转来和大家分享。

　　信息技术革命的强大渗透力、历史终结的想象，使上个世纪末期的这一次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其无远弗界的扩散性与上个世纪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借助资本流动、贸易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场理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初现轮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这个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与发端于80年代的中国转型在时空上重叠汇聚，其结果是，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性布局，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转型。换言之，中国的转型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的转型，而是一种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内容的转型。中国正处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历史之中。作为一种独立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转型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当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国家庭，当中国人像世界公民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当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熟练地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也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转型中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推动力量。这种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国转型中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面向。加入WTO的4年之中，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也全速推进，在一片中国威胁和中国世纪的惊呼声中，中国作为全球化巨大受益者的形象也开始愈发清晰。

　　然而，事实果真那么确定无疑吗？经过学者和政府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后，"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词汇、经济哲学。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

    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为的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体制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地上扬。在企业主和地方政府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结果。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

　　对这个结论，只要看一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学者曾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部上收，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维持本地经济增长的几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这是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三角，地方政府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励，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的超低水平。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压至5-6 万元。如此，就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01年的9.5万元降到02年的8万元，再降到 03年的6万元。对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FDI上的竞次虽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表现在土地上。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意味不仅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补贴。同样是长三角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比例为1：1甚至 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政府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后，FDI 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政府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 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

　　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惟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

　　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

　　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IPO、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超过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

　　更加重要的是，要记住国际资本与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蚀的。与中国企业相比，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 (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利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同流合污在所难免。有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建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

　　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

　　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总之，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

　　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 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

作者：余英时
来源：独角兽论坛
原文：http://www.unicornbbs.cn/dispbbs.asp?boardID=16&ID=33309

前言

最初我想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自我（self）的问题，也就是在中国近代思想的变化中，中国人对自我的态度、看法是否有所改变的问题。现在正式写出来的题目是"个人观"，所以我在下面也将略作调整，以免文不对题。好在"自我"与"个人"关系很密切，内容调整并不太困难。现代中国人主要的观念认为传统是压迫我们的、拘束我们的，这也就是鲁迅所谓"礼教吃人"的说法。许多三纲五常压迫我们，现代中国人首先便想要突破这一层礼教的束缚。(孟永："传统"成为我们为了批判某些导致我们落后的东西的人造容器，造出它的意义有一个价值前提，就是它的贬义。其实，找到真正的阻碍因素绝非易事。现实的需要使得我们急需这种笼统叙事。这是一种情感叙事。)

突破礼教束缚的这个问题，并不是从鲁迅才开始的，这种说法至少可追溯至谭嗣同在《仁学》里所说的"冲决网罗"，可以说他是最早提出主张个人应突破传统文化对个人的拘束，使人解放并希望全面改变传统的文化。谭嗣同虽然没有用"解放"这个名词，不过他说的"冲决"那种突破性是很高的，在这一点上，五四时代的思想家也并没有超过他的思想境界。谭嗣同碰到的不全是政治或社会制度的问题，而是传统中个人如何变得更自由、更解放的问题。谭嗣同的《仁学》与康有为的《大同书》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这两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那个社会基本上是以西方为模式，那是一个乌托邦，也是一个接近空想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仁学》则以"仁"为中心观念，并赋予它以现代的解释和意义。谭嗣同用当时物理学中的以太来解释"仁"，认为"仁"表现中国人的主要精神。当时，中国的思想变化是非常快的，《仁学》写于戊戌政变以前，到五四不过二十年，只有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但五四时期已没有人讲"仁"了。

到了五四，真正的个人问题才出现。（孟永："真正的个人问题"，似乎还要看我们怎么界定它。此时的个人问题无非是个人的工具性，或是以个人的自身价值为名来促成个人的工具性。"个人"也只是个人集体中的卑微一员。我以为"真正的个人问题"的出现要在国家独立之后经济发展之时。）胡适所主张的个人主义其实是自易卜生的egoism。他讲个人在沉船危难时应先救自己，为的是日后可以成为有用的人，贡献社会，而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救自己。这个个人主义并不全是西方式的、孤零零的个人，也不是面对上帝时的个人，仍是在中国思想传统中讲个人，"小我"的存在仍以"大我"为依归。胡适在讲个人主义的同时，他本身的中国文化背景还是十分清楚。例如他提倡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并重视死而不朽的问题。他认为小我会死，大我（社会）不死，此即胡适的"社会不朽论"。胡适虽然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重自由、最强调个人主义的思想家，但仍然强调大我，此乃中国的传统观念：小我必须在有大我的前提下，才有意义。胡适并以现代观念与西方说法融化到中国传统中来解释三不朽：立德（whatweare）、立功（whatwedo）、立言（whatwesay），这虽是现代中国人的个人观，却仍是在中国传统的脉络中。（孟永：胡适的看法我并不觉得是传统的因素在作怪。人的生存意义问题是一个永恒话题。关键是个人的叙说是在政治层面来讲还是纯粹是在哲学意义上来讲。从前者来讲，个人是社会权利的主体，是要通过立法人为的界定；后者则是研究人的生存意义问题。有人说，哲学就是研究人的死亡。传统与现代的二分还是存在些问题的。）胡适在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论中，论及国家与个人、集体与个人时，则显然偏向西方古典的个人主义。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写道："个人若没自由，国家也不会有自由；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由一群奴隶所能造成的。"他以西方自由主义中的契约观念（人与国家的关系）强调个人的自由为第一位，人若没有自由，那么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便失去了意义，他即是以这样的观念来对抗当时马克思主义以及国民党的集体主义的思潮。

以上所谈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代思想家或学者对于个人问题并没有很深入的探讨，尤其没有谈到"个人"或"自我"在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异同问题。其实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个人"或"自我"的观念是很重要的，不论是儒家或道家，特别是道家如庄子，或是佛家的禅宗，都重视个人的精神自由。（孟永：不是人的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权利和义务问题。）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是指个人先做好本身的修养，才有能力处理外在事务。即使儒家的"修齐治平"也是从个人开始的。以庄子而言，他的主张代表了中国最高的个人自由。（孟永：是个人的心灵自由）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提及庄子主张的个人自由，萧先生认为它甚至是超过西方个人主义的。这不只是萧先生个人的看法。当初严复翻译约翰・穆勒的《自由论》时，因为找不到相应的中国观念和名词来翻译"liberty"，最后用《群己权界论》来翻译OnLiberty这本书。这是在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中划定自由的位置。但严复在导言中讨论《群己权界论》时，则常引用庄子的个人主义思想，说庄子讲的自由有一部分很像古典自由主义者讲的自由。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个人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异同点：相同的是都肯定个人自由和解放的价值；不同点是西方以个人为本位，中国却在群体与个体的界限上考虑自由的问题，这比较接近今天西方思想界所说的communitarian立场。

中国传统社会或文化中并不是没有个人自由，但并不是个人主义社会，也不是绝对的集体主义社会，而是介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二者之间。（孟永："个人主义"要慎用）以儒家为例，儒家并未忽略个人，例如：孟子讲"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也是注重个性的问题，只是中国人并不以个人为主导。庄子的思想首开个人主义风气，至魏晋时代则是个人主义的高峰期，那时的激烈思想家甚至不要政治秩序。这是相对于秦汉大一统时过分强调群体秩序的一种反动。章炳麟、刘师培等人在日本提倡"无政府主义"，其实便是受魏晋时代"无君论" 思想的影响。

从五四到20年代之初，个性解放、个人自主是思想界、文学界的共同关怀。但整体地看，当时感性的呐喊远过于理性的沉思。此下一直到对日抗战，这期间中国人纷扰不安，大家关心的主要是救亡图存的问题，只考虑大我，无法顾及小我的问题，更谈不到讨论小我精神境界的问题了。这是国家的处境所加于思想的限制。传统有关"个人"或"自我"的观念因此没有机会得到深刻的重视和认识。

19世纪中期，中国和西方接触是被迫的，因为战败了。中国本无任何向西方文化观摩的意思，现在打了败仗，知道西方船坚炮利的厉害，才不得不急起直追，想学到西方的科技。这就决定了中国学习西方纯出于功利观点。这个观点基本上支配了思想界、知识界。其中当然有少数例外，如同治时代的冯桂芬已承认有"西学"。后来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已最先由冯桂芬开了头。冯桂芬甚至已经注意到西方的科技是以"算学"为基础的，可惜这个思潮并未发展。一直到李鸿章"洋务时代"，主要工作仍然是如何赶上西方的科技，所以兴建了许多造船厂并翻译西方书籍。当时所译之书主要为科技及法律（国际法），并没有接触到西方文化本身的特质，特别是没有接触到西方的宗教。因为那时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引起很大的反感，尤其是知识界非常反基督教，认为中国教徒是"吃教饭"，而士大夫则只想学西方的船坚炮利。由于中国人自始即不注意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因此对西方人的"自我"或"个人"的意识便无从了解。影响所及，中国人也没有机会检讨自己传统中的相关部分。

近代西方个人主义起源于14、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及人文主义，这是上承古典的传统。在宗教方面，马丁・路德主张个人与上帝直接沟通。到了加尔文教派，即所谓的"清教徒"，把个人地位提得更高。美国是清教徒社会，以18、19世纪的康涅狄格（Connecticut）州为例，小孩很早便离家外出闯天下，成人后才回家与父母重新建立关系，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在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而西方人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人对上帝须绝对地服从。

（一）中国传统中的"个人"和"自我"

我们必须先从古代中国人对生命来源的看法谈起。荀子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他又说："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这是说生命是天地给予的。"类"是指人类。《易经》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与荀子相同，但这是指万物之有生命者而言。但只有人类才能意识到先祖（包括父母）是自己生命的直接来源。禽兽不记得父母祖先，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所在。这个看法在古代很普遍，汉代的人大致都抱着这个信仰，因此自汉代起，中国人特别重视"孝"。因为生命虽推源至天地（如西方的"上帝"），但每个人的生命又直接出自父母和先祖。这样一来，中国人便不把每个个人直接系之于天地，而个人都是某家的子孙，西方那种个人主义便出现不了。所以古人写自传如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自纪》、王充《论衡・自纪》等都叙述自己的家世。这些自传中并不是没有他们的"个人"或"自我"，但他们要把"自我"放在家世背景之中。这正是说，他们不是孤零零的个人，他们之所以成为史学家、思想家是和"先祖之所出"分不开的。这和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式的自传完全不同，更和近代西方自卢梭以来的自传不同。但汉朝是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帝国要长治久安，便不能不把家族吸收进帝国系统，因此也把个人吸收在此大群体之中。这是汉朝用"孝"为取士标准的一大要因（"孝廉"）。从前"孝"是私德，是个人的德行，现在却变成公德，与帝国秩序有关了。"孝"既已制度化，成为博取名誉地位的手段，于是久之便流为虚伪。所以汉代实行"三年之丧"，有些汉末的人甚至守丧二三十年。这种虚伪把个人的真性情汩没了，这才引起反抗，而有魏晋以下个人主义的兴起。(孟永：魏晋时期的个人意识兴盛不能称为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这个术语是西方意义上的。)

魏晋时代是中国史上第一次有个人的觉醒，这在思想上和文学上都有清楚的表现。思想是所谓老、庄的玄学。如嵇康便公开说他不喜欢周、孔的名教，因为它压抑了人性。（孟永：对"压抑了人性"的反抗，这是人道主义。）相反，他认同于老、庄的自然。"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阮籍，更是直接向礼法挑战。故听说母亲死了，仍继续下围棋，局后吐血数升；他又冲破了当时叔嫂不通问的礼数，曾亲向其嫂话别。当时的人最向往的人生便是适性逍遥，郭象注《庄子》把这个观念讲得最清楚。个人的精神自由在魏晋时代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价值。在文学方面，建安作家包括曹丕、曹植兄弟在内，往往写信给至交好友，诉说自己的心事、个人感受等。这是中国书信史上的新发展。以前汉代的书信保存下来的都是讨论事情的（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不像建安书信这样几乎完全是谈心式的。这是个人觉醒的一种象征。（孟永：受到压抑有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觉醒"是觉醒到了什么呢？）以诗而言，更可见自我的发现，如嵇康的《幽愤》、阮籍的《述怀》。这些细诉一己情怀的信和诗在魏晋大量流行，绝不是偶然的。所以在这个时代，个人的自我关怀远远超过了大群体的意识。汉代文学正宗是赋体，那是些政治性的、为帝国的伟大作渲染的东西。

在宗教方面，佛教在此时开始为中国人接受，这对于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也有加强的功用。从前中国人不太讲个人灵魂的不灭。照儒家理论，魂魄在人死后迟早都是要消灭的。庄子以气的聚散说生死，则人死后"气"又散在太虚之中。佛教的最高教义固然不承认灵魂，但中国人所接受的通俗观念则是灵魂轮回。如果有轮回，那么个别的人的觉识永不消失，而无休止地在宇宙间流转。一般平民拜佛都是为了求福田，可见佛教确加深了个人的意识。诚如陈寅恪所说，从中国人的观点看，佛教是"无父无君"之教。既然"无父"，则家庭或家族便无意义；既是"无君"，则国家也失去存在的理由。那么剩下来的便只有一个个的个人了。所以佛教影响所及，打破了中国的各层的群体观念，而突出了个体。

隋唐时代，中国再度建立了统一的帝国，但这时的社会已远比汉代复杂，即论国际性、开放性，也超过汉帝国很多。经过新道家、佛教洗礼以后的中国思想界，也不大可能再回到汉代经学笼罩下那样较为单纯的状态了。不过我们若要了解唐代中国人对于"个人"和"自我"的看法，我们不能仅求之于儒家经典的注疏，而更当在诗人作品中去发掘。这是因为唐代文化的创造活力主要表现在诗歌中。唐诗的思想内容是极其丰富繁多的，未可一言以蔽之。例如杜甫较为关怀大群体，李白则表现个人或自我者为多。但杜甫诗中也未尝不写个人生活的情趣，李白也慨叹"大雅久不作"。在杜、李之前有一位陈子昂，他有一首诗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诗表达了诗人自己的一种极深沉的苍凉寂寞之感，这是前人所未到的境界。

中国传统的个人观到了宋代以后，因理学的兴起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理学当然是儒学的新发展，但也吸收了佛、道的成分。从宋代以后的观点看，儒家的基本经典是《四书》、《五经》，都是官书。如朱子的《四书》，因成为考试课本，也可算是官书的一种；就连《诗经》亦非全是民间诗歌，大体上是经过采诗官雅化的。有人甚至认为《五经》在汉代相当于今日的宪法，这句话的意义是指它的内容是皇帝都必须尊重的。所以汉代大臣向皇帝谏言，往往引《诗经》为根据。由于儒家不是独立的、有组织的"教会"，经典的传播要靠政府的力量，这就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困难，使它在现代世界找不到立足点，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很少能平心静气地在儒家传统中觅取有关"个人"或"自我"的本土资源，正是因为他们把儒家经典完全看成了代表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孟永：个人或自我，在哪个文化中不存在呢？但时移世易，个人在不同的时代应该是被构建出不同的意义。）在儒家思想史上，《四书》代《五经》而起是一件大事，这是宋代的新发展。宋以后，中国政治社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已无世袭封建和大世家门第的观念，社会已走向平等，只有一些地方性的世家。因此，儒家学者必须靠科举考试才能参政，例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天下只有皇帝一家是世袭，宗室已无重要性，宋代宗室中人且多落魄，有的还需经考试才能做官，因此产生了士大夫阶级。这个阶级以负起对天下的责任自许。严格地说，宋代的士大夫普遍发展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范仲淹主张"士大夫"要以天下为己任，"治人"必须先"修己"，此中也有佛家的影响。这是《四书》兴起的历史背景。《四书》之所以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主要是因为《四书》是教人如何去做一个人，然后治国平天下。《大学》、《中庸》在汉代并不受重视，并没有人专门讲《大学》、《中庸》的，专门讲《中庸》的，要到佛法传来后，佛经中讲喜怒哀乐、心性修养，讲人的精神境界，《中庸》才因此引人注意。六朝梁武帝著《中庸注疏》，即是受到佛教的影响。我们可以说，儒家的个人观因《四书》的出现而深化。佛教讲心与性，儒家亦然，只是儒家这方面的思想被冷藏于典籍中未被发现而已。宋以后，三教彼此影响，一方面走上俗世化，一方面重视个人或自我。儒家讲修齐治平，不能脱离世界；庄子则是世界的旁观者，不实际参与，认为社会是妨碍个人自由的，要做逍遥游；禅宗教人回到世界去，教人砍柴担米就是"道"，平常心就是"道"，不必到寺庙，在家亦可修行，后来就有了"居士"的产生。此类似马丁・路德的做法，主张不必看经典，也不必相信神话。禅宗极端反对偶像，禅宗和尚说："如果看到什么佛陀金身，一棒打死给狗吃。"中国文化中反对偶像最激烈的，莫过于禅宗和尚。禅宗讲求"自得"，和孟子、庄子完全一致。所以中国人并非自古即崇尚权威人格，压抑个性。例如韩愈在《师说》中就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是禅宗所谓"智过其师，方堪传授"的翻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服从权威性格反而在五四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先是奉西方大师为无上权威，后来则尊政治领袖为最高权威。（孟永：很值得思考。我以为"专制"这一概念纯粹是一个现代观念，也就是说专制的现实也只存在于现代而不是古代。）从《五经》至《四书》这段发展，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中国人对自我、对人性了解的诸多变化。那么为何以《大学》为第一篇……是因为个人最后必须与社会国家产生联系；如果没有《大学》，只有《中庸》，则会流于只讲个人、没有大我观念。但中国人不能完全放弃大我观念，宋代的外患严重，民族危机很深，我们不能想像当时的思想家能专讲"小我"，不要"大我"。

宋、明理学家的贡献是对个人心理有更深刻的解析和了解，所以理学不仅是伦理学，也是心理学。他们不再是性善、性恶的二分法，而是同时承认人性有善及恶的两面。心性是义理之性，是有超越性，即异于禽兽之性。气质之性则是人与万物同有的性。他们当然强调超越的人性，但也深知气质之性不易改变。他们的分析非常复杂，这里不能涉及。总之，理学使我们对个人的内心认识得更深了。许多西方心理学家因受实际的限制而以动物来做实验，但人与动物之间是否可以画上等号？心理分析则偏重在人的非理性的一面，主要是人欲问题。以儒家对人性的观点来看，人与禽兽终是不同，在道德、行为、思考等方面人和禽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从这里就发展出儒家所主张的训练治理国家人才的方法。以儒家而言有两方面，即为朱子讲的修己治人，这是对社会精英的要求。这一群人通过教育及道德训练，将来是要成为社会精英、领导社会的。在南北朝时期"士"是来自名门贵族，至宋以后，人人皆可为士。范仲淹更设立了义庄、义学，鼓励穷人子弟读书。农工商阶级之子只要熟读经义或明以后的《四书集注》，通过考试，皆可为"士"。"士"必须经过这个阶段，才能领导社会。和周、张、二程完全不同的王安石也倡导"为己"之学。他引《论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一语，加以引申，故说：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这个以《四书》为主的训练，就是修己以后才能治人的过程。朱子曰："存一分天理，去一分人欲。"此语是针对士大夫而言，非对一般百姓。因为士大夫是未来的政治社会领袖，必须了解利、义之分。朱子的这一段话并不是要老百姓不要"利"，不要吃饭，而是针对士大夫说的。如同柏拉图主张的"reason高于 desire"，也是对哲学家、思想家而说的。所以他说"哲学家"最宜于做"王"。理学的功夫重点主要在"修己"方面，这是一种内转，也是对个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说，儒家的个人观，宋、明以后显然更为成熟。六朝隋唐的"礼"学还是外在的社会规范。不幸元、明以下，以《四书》为考试的官方教材，"治人"远重于"修己"，儒家走上了官学之路。一般为考试而做官的人并不认真"修己"，因此各代理学家都叹息"科举害道"。但一旦废除科举制度，《四书》便无人去钻研，儒家的传统更少人去理会了。

总结地说，我觉得宋明理学所讨论的是人怎样生活的问题。从这一点出发，理学家在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层面上更深入地发掘了人性的问题。《大学》讲"修齐治平"虽是一以贯之，但只存在于理论之中。谈到实践方面，我们只看到修身和齐家这两个层次上的成就，再扩大一点也不过止于一族、一乡和儒生社群之内（如书院）。治国、平天下则往往是落了空的。换句话说，"修己"比"治人"更为重要。"修己"不能狭隘地解释为道德修养或"如何成圣人"，而是指"修己"有所得的人在精神上有更丰富的资源，可以从事各种创造性的工作，也可以应付人生旅途上种种内在和外在的危机。在这一方面，明以下理学家的自述文字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材料。现在已有英文专书讨论。如果我们再从理学扩大到道家和佛教，这一点便更为清楚，宋、明以下中国在文学、艺术各方面的新成就都离不开儒、释、道的精神背景。读书人在人生途程中遭遇到的种种坎坷，也都要靠这些精神资源的支持才能化解而不致精神崩溃，宋代苏东坡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明代王阳明也是一个典型。在自传文学，甚至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中，我们也不难得到实证，如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理学最初虽然是以士大夫的"修己治人"为重心，但越到后来便越和日常人生打成一片，而且也跳出了"士"的阶级，王阳明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外"、戴震所谓"人伦日用"都是指此而言。明、清时代对理学有兴趣的人也包括了商人、樵夫、陶匠等，泰州学派便是明证。这些精神资源照理说应该在五四以后成为中国人建立现代个人观的一大根据。可是五四激烈的反传统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都不屑一顾，甚至将其作为"打倒"的对象。（孟永：对这一历史现象我们要抱着理解的态度。当然，也是可悲的现象。）中国现代个人观的枯窘、自我意识的萎缩，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重要的解释。另一相关之点则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所理解的西方文化也是片面的，甚至是相当肤浅的，这就使我们不能深入西方关于"个人"和"自我"的研究和讨论。

（二）五四以来所接触的西方文化

五四以来我们所接触的西方文化，是什么样的西方文化？我们想用什么样的西方文化，来改变中国？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不可能在这里全面加以讨论。我想还是从个人、自我的角度，来切入这个问题。（孟永：个人、自我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儒、道、佛家对个人问题的讨论，到了近代以后，几乎被忽略了，但也不是没有人在继承传统，例如：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等，也都还在作努力，只是不成为主流。以五四为中心在知识界所掀起的大波浪，把上述的问题都摆到一边去了，不认为那是重要的问题。现代的教育也使得年轻人无从接触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小学到大学，把所有青少年的精力都消耗在预备考试上面，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好像越来越不重要了。五四接触到的是西方的启蒙运动思想，即是以科学为本位的思想，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五四所提倡的科学，不光是自然科学如何在中国发展的问题，而是对一切事物都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也就是牛顿、哥白尼以来对自然的态度，因而使得科学在中国取得最神圣的地位。这个主张并没有错，但是科学本身有无范围界限？最具体的问题体现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前后的科玄论战上。其中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应该用科学态度来统一人生观；另一派包括张君劢等则主张人生问题不是科学能够完全处理解决的。论战的结果，表面上是科学人生观胜利。当时一般皆赞同：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人生问题，历史的发展也可以科学地归纳出一些法则。

而现在的世界又是一个解除魔咒的时代（disenchantment），世界上再没有什么神奇的事，一切看来都很平常。胡适讲中国哲学，也保持这个态度，所以很多人批评他浅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他看世界看得太平常，一切都"不过如此"，都是自自然然的，所以他提倡自然主义，所谓的自然主义就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有超越性的、神奇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化为平淡、平常。现代西方也有这一倾向，就是"Godisdead"的说法，西方的宗教信仰也淡了。但是今天看来，宗教在西方的力量仍不可小觑，仍是他们人生的意义的源头。五四时代中国人由于在18世纪启蒙思想和19世纪实证主义的笼罩之下，对宗教是敌视的，甚至以宗教即是迷信。这样一来，他们便接触不到西方文化的深处，看不见个人和自我的超越泉源。

五四当然也有其正面的意义：提倡民主、对科学有信心、对人类前途有无限的乐观。胡适是以科学、理性作为他的信仰基础，并对未来有乐观的预言。1947年他在北平当北大校长时，曾发表名为《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的一篇广播："……民主自由在西方是发展了三四百年的传统，到今天，仍是西方文化的主流；而反民主、反自由的极权主义却只是一小小的、短暂的逆流，在苏联也只不过几十年，不管它现在是多么地不可抵抗，都将过去……"以那个时候来讲，世界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他的论点，相反的证据倒是不少。不过，以今日苏联、东欧的局势来看，胡适可称得上是先知了。

五四虽然提供给中国人一个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可是当时人只热心提倡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理性和知识可以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这个态度不能算错，可是如果只有这一面，那问题就来了，不但人性里面超越性的一面、人和禽兽的分别不能讲，而且人性中非理性的黑暗面也无法交代。在当时的中国，一切有关超越性的观念都受到嗤之以鼻的待遇，人人只讲科学和民主。换句话说，自清朝以来，整个儒家意义世界已瓦解，思想上一片空白，五四时大量翻译外国书籍欲填补这个思想的大空白，但是否有人消化这些知识，却是个问题。况且整体的文化大空白也不是短期内可以用西方材料填得起来的，人人都专心于全面改造中国，完全忽略了深一层的或超越于民主与科学以外的问题。好像民主和科学在西方文化中是无根的。五四以前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已主张"把线装书丢到茅厕坑"，又强调用机关枪和帝国主义对打。这些话是很痛快，但也可见他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多么偏激。当时无人理睬中国传统文化，人人觉得越"急进"越好，人人排斥"保守"。

近代中国的改革家和革命家有一个共识：认为只要推翻旧有的制度，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今天表现在台湾的"国会改选"的现象亦是如此。中国现代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只有政治没有人生，这是很可悲的。我想这里有一个"大我"淹没了"小我"的问题。

韦伯认为政治家有三大要素，即热情、责任感和判断。中国现代革命家只有热情而缺乏责任感和判断。但分析到最后，恐怕还是因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生的意义想得太浅，他们把旧有文化完全摒弃，而新的又尚未建立，他们的思想上仅有薄弱的科学主义作为根基，以为只要有科学精神，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至于个人、自我的意义，没有人去探究。中国人因此变得都是采取功利主义观点来看人生，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事都要"立竿见影"，一切事情都是以功利的观点来衡量。

以西方的科学主流来讲，那是为知识而知识的，不是为人生而知识，更不是采取功利的态度和观点。像胡适所说的，在天空中发现一颗恒星和找到一个中国古字的含义，其意义和在科学精神上的实践是一样的。这是西方求知识、求智的精神：为真理而真理。不管真理有什么效用，只是把事情搞清楚，个人就能获得一种自由解放。"因真理而自由"是基督教的观念，也是古希腊人的观念。

但是中国人学西方文化，甚至为科学主义所俘虏，可是却没有受这个"为知识而知识、因真理而自由"精神的影响，这个精神反而丢掉了，甚至是变得极端地功利主义。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学西方的另一成就是开口闭口便讲"批判精神"，"批判"的起点则是"怀疑"。其实中国传统何尝不重视"批判"和"怀疑"？不过中国传统学人先"怀疑"自己、"批判"自己，然后才施之于他人。西方科学家做实验也是先怀疑自己的方法是否正确、材料是否可靠，检讨自己的假设是否合理。这些完全成立后，才能转以"批判"前人的立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的就是对自我内在的批判，只会批判别人。接受西方某一家之言后便认为是绝对真理，借以批判他人。正如王国维所说的，今人怀疑一切，但从不怀疑自己立说的根据。所以我说，我们只学到了科学主义，却未学到真正的科学的态度。这也是"自我"在精神内涵上贫困的一种表征。

20世纪的不断革命，牺牲了中国两三千年累积下来的无数的精神资本。我个人认为：现代中国在精神资本方面的贫困，远超过在物质方面的匮乏。儒家讲"修齐治平"，事实上，"修齐"便是先由个人内在修养做起，"治平"则是个人道德的延伸。以现代意义来说，即为公私领域的划分。这是儒家的一个理想，但无法在现代社会实现。即好的政治是一个好的道德的延伸。所以，我们如要改造中国传统，似应先从公私领域划分清楚开始。个人道德不能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因为其中有如何建立制度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从"家"一步跳到"国"的层次。但是健全的个人才能逐渐导向政治的合理化，则是我所深信不疑的。

最后，让我再简单地总结和引申几句：五四以来我们接触了西方文化的某些表面成果，如民主与科学，但是没有真正深入西方文化的核心。如果从清末讲起，那么我们先想搬西方科技（船坚炮利），后想搬制度（国会、立宪），到五四时则进一步搬西方思想。这是一层转进一层，可是到了思想这个层次，我们的限制太多了。在"大我"存亡的关头，我们几乎完全忽略了"小我"的重要性。其结果是政治吞没了文化，无论是中国传统中的"自我"的精神资源或西方的资源都没有人认真去发掘。最近泰勒（CharlesTaylor）写了一本大书，即 SourcesoftheSelf，TheMakingoftheModernIdentity，对西方部分有详明的讨论。我们试一读此书，便不会只为" 民主"与"科学"所吸引了。"民主"和"科学"的背后还有更引人入胜的文化背景或基础的问题。中国近代的个人观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五四时代虽有个性解放的要求，所以易卜生戏剧中娜拉（Nora）的弃家出走曾轰动一时。但是娜拉出走后，下场如何？她要到哪儿去？我们好像从未认真讨论过，所以鲁迅断定娜拉的下场不会好到哪里去。西方的个人主义有其宗教、社会等特殊背景，并不能一下子搬过来，也许根本搬不过来，或者即使搬过来也难免弊多于利，而且今天西方思想也不以个人主义为绝对价值了。中国现代人对"大我"与"小我"之间的关系也认识模糊，好像我们的直觉总是认为"小我"可以而且应该随时随地为"大我"牺牲。因此，五四时彻底打垮了儒家的旧"名教"，但一转身我们又心甘情愿地陷入新"名教"，我们从中国传统的相对性的权威主义中解放了出来，但马上投身于绝对性的权威主义。这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我们迷信"新名教"，"革命""进步"……都成了不容丝毫怀疑的"名"。新"纲常"终于代替了旧"纲常"。一言以蔽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个人"或"自我"根本没有任何信心。胡适是最能重视"个人"的价值了，但是他还是相信"科学"可以"统一人生观"，果真如此，"个人""自我"还有什么意义？胡适之见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讨论部分

问：中国士大夫做官时，尚有如同西方的"传教"的功能，可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士大夫便失去此一作用。在中国，有无可能再重建一个新的士大夫"传教"的规范？

答：儒家是否为一宗教，要看如何定义宗教。有人认为儒家是宗教，但宗教毕竟是西方的观念，强加在中国的文化上似乎有点困难。中国民间的行为规范的建立主要是由儒家担负的责任，西方的宗教是道德的来源，中国的道德则大多是从儒家来的。所以，如果说儒家是一个宗教，可它却没有上帝观念的存在。儒家是没有上帝观念的宗教，可以说是中国宗教的特色。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在文化问题上，许多东西是社会科学的一般概念所无法通释的，也不能一律加以套用。

儒家没有教会组织，但历史上往往有读儒家经典的士人，在做官后，深觉自己有教化民众的责任，因此皆负起传教的任务。这个传统自汉一直延续至清末。

宋明理学家很多做过地方官，他们认为士大夫不仅要做官，更要紧的是为师，像陆象山、朱熹，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教育一般老百姓，自己就承担起这个责任。但是传教并不是政府要求的，这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如：曾国藩、阮元及晚清的张之洞等人，都承继了这个传统，传播思想并非他们做官的任务，只是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宣扬思想和理念。这些在西方历史是找不到的。中国的士人宁愿以老师而非官吏的身份出现。

儒教和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制度一直是联结在一起的，但至民国以后，科举废除、帝国制度改变，学校也成了新式学堂，只有少数的儒家学者在延续这个传统。此时儒教只有采自由讲学的方式才可发生作用，而近代在思想上发生作用的，首推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宽容下，陈独秀、胡适得以在北大提倡新思想。那时，社会上小规模的讲学仍存在，只是未起很大影响，此实因传统制度已经消失，使儒教很难找到据点，得以宣扬。所以，既是官吏又是传教师的这个传统在清末已断绝。今后要发扬儒教思想，唯有借社会中的组织。

问：大陆是否已失去原有的价值体系？应如何重建使之能适应新的社会？

答：中国有些价值是被忽略了，而不是完全失去了。自五四以来，社会上呈现的是反传统的现象，例外的也只有少数，如：孙中山提倡旧道德，他认为没有这些传统的道德，革命也会有问题。别的人并不欣赏他，包括胡适在内都认为孙先生提倡旧道德是在敷衍旧势力。就连国民党在这方面也没做到。也许因为孙中山受的是西方教育，所以他对中国文化传统感兴趣，正如现代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是海外华侨；华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也许较模糊，但对传统却十分尊敬。目前中国乡村之间还保存一些通俗的中国文化，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却是最早离开传统儒教文化的一群。

不仅在中国本土如此，在新加坡亦然。中国知识分子只谈五四，不是理智上的反儒家，而是在情感上敌视儒家。知识分子最怕沾上儒家。如此皆为情绪上的反儒，并非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析。所以，说到重建，首先应在态度上改进。

我并不是在提倡儒家，我也许同情儒家的某些立场和观念，也认为儒家某些东西具有现代的意义，但是要问我是不是新儒家，我说：什么家也不是。

举个例子来说，孟子说"舍生取义"、"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但是，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可能选择鱼，而不选熊掌。因为我对熊掌毫无兴趣。在孟子的时代，熊掌大概是比较珍贵的，所以他选择熊掌。鱼和熊掌只是个比喻，是指生命与意义之间，舍生取义是一个选择，这好像只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观念。但是，最近在美国的哲学界，也有人讨论这个问题：人与禽兽的分别在哪里？他们的讨论指出：人与动物都会有选择的能力，但是只有人有secondorderchoice（第二序选择），就是我们还能在两个东西中间加以评价。

今天，西方的道德哲学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演变，所提出的概念几乎和孟子最早提出的问题是同一个模式的。他们几乎是不谋而合的，因为这些西方人显然并没有读过孟子的书。这些哲学上或宗教上的发展，是因为今天世俗化的结果，使得西方人无法以上帝的观念来作为道德哲学的根据，但是却还必须有一个"人异于兽"的超越性准则，所以有了这样的发展。我们说多元社会，但是多元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流于凡事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法则，那问题就来了，"生"和"义"就很可能是一样的，甚至还会有人主张"义"是人造的、虚构的，认为"生"比"义"更重要。

中国如何重建儒家？不一定非采形而上学的路线，因自五四后，对玄学家一直有偏见，现在"形而上"是一句骂人的话，就是指不科学的、胡说八道的，所以又遇到了"态度"这个问题。西方的许多学者已开始转向，认为纯粹科学或是和科学相连的哲学，例如：知识论的一套东西，并非一切，欧洲传统渐受注意和风行。但是，受注意的东西未必是好的、正确的，不过，可能导出新路。不过，讲到诠释的哲学，这与中国较接近，早期的康德、黑格尔，与中国的儒家、宋明理学比较类似。欧洲文化与中国传统并非一致，但却有共同的取向。我想说的是，中国的传统哲学经过现代的解说，并不如大家心中想像的那么落后。因此，建立新的价值体系，第一步便是知识重建的工作。

西方的哲学并不全是思辨，它也一样重实践。注重实践的东西在中国是很容易被接受，因为它与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相接近。以马克思主义来讲，它也主张哲学的任务是批判世界、改变世界的，它也是强调实践。儒家的"尽心知天"根本是要改变世界，解释并非它的长处。这正是中国知识论比较不发达的原因。中国人讲"天"，但是从来很少去搞清楚"天"是什么，而是讲"尽性"，尽自己的性就能知他人的性，尽人之性也就能尽物之性，也就能知"天"。中国人并不注重知识是如何形成的。中国要重建传统的文化，就要在知识论上作加强和补充，尤其要努力argue，这个可在学院或知识界进行，重要的是这种经过现代重建的知识必须和生活逐渐融化成一体。

如果把修身齐家放在"私"的领域，则儒家的道德理念是可行的，但却不一定要能推到治国平天下的层次，因为那是"公"的领域，这可以避免儒家和政治之间的关联。例如：新加坡人人批评李光耀是想把职位传给其子所以才提倡儒家。其实，儒家亦主张传贤。因此我们不能说思想文化被政治利用后，本质就变了；误以为儒家只是政治的意识形态，正如基督教有"君权神授"的理论，也有解放神学，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不能把儒家解释成只是政治控制的工具，不仅不公平也不合时宜。所以应把"修齐治平"分成"公"、"私"两部分。儒家在维持家庭和谐的关系有其作用，在造就某种有品德的人与人的家庭关系上是有意义的。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正是此意。大陆如果要恢复或重建中国的价值系统必须先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恢复民间社会的动力，在政治力量之外有比较独立的社会力量；第二是知识分子必须改变反传统的极端态度，并修正实证主义的观点，否则便不可能对传统文化价值有同情的了解。但这两个条件都不易得。

问：思想或宗教信仰只要为意识形态者，皆有可能被利用作为政治工具，但这现象似乎在台湾特别严重。和大陆比起来，台湾是特别号称恢复儒家精神的，这可由中小学教材的编排很明显地看出。是否儒家本身确实有一部分特别适合作为政治利用的工具？

答：你的问题是对政府提倡儒学的反感，这种反应也是应该有的。政府的确不该提倡任何一宗派、学派或教义，我个人反对文化政策，任何文化政策都是不需要的。政府可以提供某种经费给民间的团体或基金会，也可以在经费的运用上有其价值取向，但它没有理由提倡任何特殊的学说。同时我坦白地说，陈立夫编写四书等文化教材的努力是没用的，我想日后的教科书会重新编写，你说的也只是过去的现象，我们根本不必再去重视。

问：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人权观念？若有，与西方人权观念有何不同之处？如果没有，那么是什么因素阻碍其观念的发展？是否可比较一下中国的仁政思想与西方的人权观念？

答：中国人讲人权，是由义务与责任开始。西方的人权来自上帝，因为生命从上帝而来，上帝就赋予生命不能被剥夺的人权。中国的说法则是"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命关天，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生命为第一权利，吃得饱穿得暖为第二权利。中国人的仁政讲的是政府最起码应做到的事。灾荒时期人民必须赈济，政府有这个责任，倒过来讲，就是人民的权利。所以中国人是讲义务和责任，义务的对象就是具有权利的人。西方人讲自然的权利，中国人讲的是"天理"。因此，中国人的天理，便是中国式人权观念的表现。政府的责任便是人民的权利。假使百姓受饥寒，即表示政府未尽责任，亦即人民未享受权利。所以直接的语言是"责任语言"或"义务语言"，而非"权利语言"，西方亦有此二种语言。此外，中国人权观念不认可奴隶制度，西方则到了基督教时期才有这个观念。相当于西方人权的观念，在中国是有的，但其实西方的人权观也一直在变化，不断地在扩大。基本上，中国与西方人权观念比较起来，是各有千秋。中国人的第一个前提是尊重生命，第二是孟子所谓" 黎民不饥不寒"、"为民制产"等权利。中国人的人权观是受了儒家精神、道德思想及佛教的影响，西方现在的人权观念则可以《联合国人权宣言》为代表。

问：人一出生，文化就已经被界定。在中国长期延续、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是否有突破这个界定的可能？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根，中国文化的根，基本特征为何？为什么中华民族会形成这样的文化特征？

答：经验告诉我们，人是可以超越"文化界限"的，在经过比较、判断后，人可以突破原有的文化界限。

第二个问题，中国文化的根是什么？

中国文化的根倒很难讲它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地理环境来讲，它和外界是比较隔绝的，东南边是海、西北是高山沙漠，它可以自成一个区域，对外交通的建立并不是很早，外来的影响也就不是很大。中国文化的特色，可以说在夏、商、周时代已经有了，是一个很长的文化源流。在这里面，"家族"大概占了很重要的成分，也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以家庭为主的。

问：近百年来中国对西方与旧有文化间的取舍问题，有所谓的"折中论"，您的看法如何？此外，似乎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西方文化时必然经过曲解的过程，是否必须如此，西方文化才比较容易引介到中国？请试以"民

间文化"的观点来探讨：原始儒家文化是否有西方个人主义的成分？

答：介绍西方文化时，曲解的过程是必然的。因为当时西方有些观念，在中国还没有适当的名词或概念与之契合。而且中国文字是图形的，它会令人产生联想，不似西洋的拼音文字，因此在翻译上更难掌握，所以早期的翻译不容易忠于原作。佛教初来时的"格义"便是如此，"格义"不失为最初沟通之一法，久而久之，认识便深刻了。

"民间文化"在中国的资料太少，在古代没有"人类学家"去观察、记录农民的生活、想法。因为中国社会没有太明显的阶级限制，农民没有束缚，彼此之间常有亲戚的关系，亲族的关系把阶级的界限给打破了。中国通俗文化极少史料可依据，没有教会的资料，也没有什么宗教的冲突，所以很少人记录。但整体说来，中国低层的民间文化与高阶层的文化并非对立的，而是多半由上层文化慢慢渗透到下层，经由口耳传授，或师生的传递，有时候也会变样子，但是可以找到它的源头。犹如儒家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是相延续的，对立性不似西方那么明显。民间文化的记载越是古代越少，所以我们不太知道原始儒家文化在民间的样子，不过西方个人主义似乎不能于此求之。

主席：由于时间有限，是不是请有问题的人一次把问题提完，然后请余先生综合回答，我们就结束今天这一场演讲。

问：我认为中西人权的概念仍有不同之处，请余先生再作说明。

问：我也认为中西人权概念有区别。西方的人权概念指的是政府不应剥夺人民的权益，而中国则主张政府应该做什么。联合国宣言中的人权概念则二者皆有之。我个人以为整个西方民主、自由的建立与西方最初的人权概念相关最大。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人是否也有同样的观念？

问：我对文化重建的可能性感到怀疑。余先生所谈的，很强调超越性的意义，但是对一般百姓来说，他们很难建立起一系列道德上的规范，或是对道德、文化的肯定。传统上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法，一是知识分子谈天道、义理，或从人性中引申出对道的肯定；一是通过家族观念、祖先崇拜、亲情等来肯定。但是，要产生作用必须有条件，例如知识分子必须具有权威的地位……但是现在的困难是，以前所具备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社会又已趋向多元化，使知识分子间很难有认同感；另外家庭结构解体、宗亲观念亦淡化。总而言之，我认为价值体系重建的问题上，是无路可走的。

问：有关台湾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我的生活体验来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台湾保留仍多，因此有人认为：台湾文化是大陆内地文化的延续，但是在近代化的历程中，台湾文化和大陆内地文化已经产生了很多的不同。如果以大的中国文化圈子的角度来看，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等地的文化与整个中国文化的变迁，彼此间有多大的差异？若差异大，那么未来台湾政治民主化之后，中国文化在这些地区日后的发展会呈现哪些面貌？

问：中国经"文化革命"以后，各方面遭到严重的破坏，有很大的因素是来自百年来的文化失落问题。西方从古希腊罗马以来，是多君主的小诸侯国，但神是单一的；中国自春秋至秦，君主只一个、神明却不止一个。中国几千年来在强盛时期都实行天人合一，一方面表现在君权神授，一方面则是儒、道、佛三家主张凡人皆可修成神。但是到了现实政治中，儒、道、佛的弟子只能争正统，不能反叛，而政体与儒、道、佛三家是结合在一起的。欧洲诸侯国的君主是上帝之子，并非上帝的化身，他的弟子可以反叛，表现在现实政治中，便是多元的。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强调群体、理想，到了宋明理学，儒家虽有新意义，但宋时国家已积弱不振。今日，中国人民对中国传统中好的部分并未保留，优良的西方文化又无法吸收，因此，在中短期内中国政治、经济的改革也许有希望，但在文化重建与人的再造上，我认为是无望的。

问：欧洲有多少种不同的自由观？相互间有哪些异同？自由与平等是有冲突的，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文化、政体中，对此两种价值的选择，有什么样的文化、知识与政治上的背景？

问：个人观是否还可以从更多层面来探讨？

问：讲到价值观和生活的结合，对于一些自认为"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的人来说，自然只有享受"千山我独行"的寂寞，您对此有什么看法？这种观念在今天社会中是否仍然适用？同时您对于《论语》中"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的看法如何？

问：中国人认为西方文化和思想就是科学，且只重视他们的技术层面，与西方科学精神的层面不同。近代耶稣会宗旨主要是论证基督教的价值系统，我想了解当时徐光启看耶稣会的西方文化是属于哪个层面；形而上的说法，是否当时就已经有了？

问：我想请问余先生的个人信仰为何？

问：我与余先生有两点同感：其一，反对革命、主张渐进；其二，在价值方面，我有很深的危机感，其中不只由于中国的政治转型而引起的，还由于西方的商业化和科技发展所引起的社会转型而产生了危机感。此外，我有三项观察：

1.现代科学已经和五四时的科学不一样。西方分析科学已经结束，而应回到东方的有机论的观点。现在的科学家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已没有以前那么大的鸿沟。我是个科学家，也是个宗教信徒，我就是余先生说的那种对科学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2.文化的讨论经常是危险的。我不同意文化有失落、倒退的问题，文化是一个融合的过程。文化是无法重建的，但是可以演化。

3.价值观的生长必须有个生长的出发点，不能像建空中楼阁地去架设，必须找到一个生长点去演化。存在一定有它的道理，我们不能一谈到大陆上的问题，就说这四十几年是一片黑暗、一片落后，然后就说是要重建。我们一定得找到它的根，作为出发点、生长点。

答：我现在综合地回答各位的问题。

1." 人权"根本是西方的概念，在中国只有相似的观念与之契合，但不能径以"人权"称之。最重要的差异是中西文化对于法律的观念不同。西方人权是法律的语言，中国的道德语言产生不了"权利"的观念，只有义务的观念。此外，权利是以个人为本位，这又和中国的家族一体的想法不合，但不能说中国人完全没有类似"权利" 的思想。

2.关于文化重建的种种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陈平先生问的问题是很有趣的，他的一些观察，我是同意的，比如说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是充满了各种可能的。陈先生提到文化无所谓失落、再造……

如果从现象上来看，是这样的，但是人的问题的麻烦也就在这里，比如说如果对这个现象有所不满、不适应，个人就会产生失落感，失落是好还是坏，这是价值判断的问题。陈先生是乐观主义者，我也不是悲观主义者，我是短期的悲观主义者、长期的乐观主义者。长时期来说，我对人性还是有信心的。

3.文化重建是没有捷径的，是否值得重建则看每个人的判断。文化本身一直在改变，没有办法依照人的意志或历史的规律加以控制，所以无法计算文化如何发展，但至少知识分子在价值问题上应担负澄清思想的责任。我不相信历史的必然性，可是我相信人类在大部分环境因素被决定的情况下，仍有一点点可以活动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有其作用，至于作用大小，可能与历史状态和条件有关。关于价值问题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去努力。提倡一种思想或改进一种文化，都必须长期努力，但不能妄想。我们希望重建的文化，也必须靠日积月累的功夫，不可能一朝一夕即立竿见影的。至于个人做得是否成功，我想都还必须超越功利的观点。

4.台湾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支脉。严格说来，向海外发展是中国近一千年来的自然趋势，在郑成功时代台湾的文化确为内地文化的延伸。之后，台湾受日本统治50年，在这脱离中国统治的50年间也影响了台湾文化的发展。今日，台湾在文化上基本还是中国文化区的一部分。而新加坡大不相同。它曾受英国统治，政治制度为英人遗留下的法治，一切民主制度的形式与条件都比较完备，此外社会上的华人间有彼此分歧的现象，上层的华人是西方文化，但仍有下层的中华民俗文化。新加坡是由华人移民过去的，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产物。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但完全是中国文化区，新加坡的华人知识分子皆受过五四的洗礼，所以反儒家、反传统，香港则不然，它甚至是传统旧文化汇集的地方。至于台湾本地人所保存的中华文化仍相当多，此由家庭关系可以看出。至于台湾文化中有多少是日本统治后留下的阴影，我个人并不了解。但从政治制度来看，台湾以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民主只是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追求，这很明显是受五四的影响。后期的台湾文化已有相当大的变化，但文化的基调还是中国的。中国文化区是大于政治区的，过去中国文化区甚至包含朝鲜、越南等地，政治区只包含中国本土。中国扩张主义不似西方浓厚。西方在移民之后有政府为其撑腰，中国则只是因为人口的流动、海上贸易的兴起才向外扩张。对于移民，政府亦极少过问。台湾文化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延伸，日后也无法分开。中国这个名词基本上是文化的概念，而非政治的概念。

5.自由的概念相当多，德国式的自由与英美式的自由就不同。有人主张自由即人权，但现在讨论政治自由较流行的说法有：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早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浪漫的主张：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认为共产主义可以解决自由与必然的冲突；后来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一种废除分工后的个人自由，即个人可以任意发展他的才能。但恩格斯已在《反杜林论》中说自由即认识必然、掌握规律，说法一转，即成了列宁做螺丝钉的理论。中国的自由观念最初自日本传入，严复译为"群己权界"；至于胡适的说法是《论语》的"为仁由己"，相当于一种自由意志。庄子的《逍遥游》中的自由观念最传神，但强调的是精神自由，与西方以自由与权利相等的观念大异其趣。自由的地位在中国思想中还不是很明确。所以到底哪一种自由观比较适合中国社会、历史背景，是值得我们努力研究的。

“宪政的中国趋势”大型系列高级讲坛（第五期）

本次主题：危机与宪政改革

第五场：国有制与宪政法治难以兼容

                    主讲人：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点评人：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

                   主持人：蔡定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时 间： 5月22日（周五晚7：00）

                   地 点： 昌平校区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同学们、老师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宪政的中国趋势”高级系列讲坛的最后一讲。“宪政的中国趋势”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2005年开始推出的一个名牌学术讲堂，以传播宪政理念、推行制度建设为宗旨。今年的主题是经济危机与宪政变革。今天我们请来的主讲人是享誉海内外的陈志武教授。有请陈志武教授开讲！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今年，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后，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都比较流行由政府去解救经济，政府以解救危机的名义介入经济活动，大举干预市场。这时，我们不能忘记，由国家持有太多资产、控制太多经济资源，包括对行业准入审批权和企业经营权的干预和管制，除了带来一些经济后果外，还会对宪政法治带来深远的影响。

如果大家去了解一下近现代史就可以发现，凡是有过公有制历史的国家，宪政都不是它们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比如前苏联、前东欧、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相比之下，那些宪政法治比较可靠的国家都是私有制国家。为什么？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当然，我并不是说私有制会必然导致宪政法治，私有制不是宪政法治的充分条件，但是，国有制或公有制必然会导致宪政法治的缺失。为什么会这样呢？

多国经历所证明的

除了看到前国有经济国家的经历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更大样本、更一般意义上看国有经济对宪政法治的影响。也就是，我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量化方法，按照从1970到1991年每个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把64个国家分成三等份组。结果，我发现，国有企业投资占GDP的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法治指数就越低，宪政水平越低。在搜集的72个国家的数据里，我发现，政府开支占 GDP的比例越高，法治水平就越低。用我们的话来说，政府越穷的国家里，法治水平越高。一国的宪政法治水平跟其政府可以花的收入成反比！在这72个国家里，我还发现，政府开支相对GDP的比重越高，腐败越严重。这个是很好理解的，如果政府没有钱，即使官员们想腐败，也腐败不起来，没有让腐败滋生的基础。

这种基于大样本的数据统计方法，比起单纯的案例分析方法来，更有它的科学性。因为案例分析方法有时候可能会得到荒谬的结论。比如，盲人阿炳是个瞎子，因此他对声音比较敏感，他作曲很好，二胡也拉得很好。如果用单纯的案例分析方法的话，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为了更好地拉二胡，首先要把自己的眼睛弄瞎。

但是，大样本数据分析方法，其结果有时让人感觉太抽象了。到底法治水平跟国有经济比重的逆相关关系，是一种统计上的偶然呢？还是有理论上的必然性？如果其因果关系并非偶然，那么其传导机制又是如何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或说民有企业有什么不同？国有企业跟民有企业最大的不同是：国企背后的股东是国家。国家具有我们普通的人或私营企业没有的优势：国家可以控制全国人大，有权修改法律。如果国家觉得某个规则对国企不利，就可以修改规则使国企处于优势地位。此外，国家还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权力和行政执法的权力。如果一个公司背后的股东拥有立法权、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权、执法权和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这个公司怎么可能会和其他市场主体平等呢？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是国有或私有关系不大，更重要的是那个国家是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他们说只要市场的逻辑得到尊重，只要市场规则对国企、民企都一致，所有权属国家还是私人，不重要。我要说，问题就在这里，国企和民企从一出生，起点就不平等：以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国家，不可能是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就是自由选择和规则对所有的参与者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因为国有企业的股东是国家，这就使得国有企业在法律面前比民营企业更为优越。非国有企业、私人无法在法律和强制力面前与国企平等。一国如果哪天采用国有制，长此以往，即使起初是法治，之后也要腐蚀蜕变。

中国行业案例

为了使我上面讲的数据不至于太抽象，下面我举五个案例。

案例一：18年前，一个叫陶玲的储户在国有的蒙城农业银行存了1000元，存款单约定，18年后将按月息 15.793%得到利息。这样，18年以后，1000元将成3.4万元。但是，18年后的今天，银行拒绝储户的要求，认为月息过高，不符合央行规定；另外，银行表示中国的定期存款没有18年期，也不符合规定。由此，储户与银行发生纠纷，至今未决。蒙城农行行长谢某告诉记者，蒙城当年的金融秩序不规范，陶玲的遭遇就是“高息揽储”的产物。蒙城农业银行的理由是：“银行当年已经错了一次，如今不能再错第二次。”

这种理由当然强自夺理，为什么当年为了欺诈客户就不知道这些法规秩序呢？以前的利息和期限规定不是今天才有的。

在中国，法律规则是保护国有银行，而不顾老百姓权利的。如果储户用网上银行被盗了，银行是没有责任的，责任在储户身上。如果银行多给了钱，储户有义务归还。但是，银行少给了钱，储户离开柜台后，银行概不负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非常不对称。最极端的案例是，银行的柜员机出现故障多给了钱，广东的许霆从ATM机多取了1万块钱，被判无期徒刑。相对之下，广东开平银行行长贪污了4亿，只判12年。这些不平等规则的制定跟国家垄断经营银行有关。

案例二：我们现在看到的加油站要么是中石油的，要么是中石化的。但是，在 2002年以前，并不是这样。在1999年时，全国民营加油站总数近8万家，市场份额超过80%。据《财经》报导，经政府通过规则的改变以及中石油、中石化不顾成本的收购，到2002年底，独立加油站份额已经下降到48%了。在整顿市场秩序的名义下，2001年6月5日，国务院三部委联合通知：“各地区新批准建设的加油站统一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负责建设。其他企业、单位和个人不得新建加油站”。2002年初，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发文件，要求在8月之前，没有经过经贸委审批的加油站全部关闭，而归入两大石油公司旗下的，在补办手续后，可予以保留。这样，中石油和中石化通过亲自参与国务院新法规的制定垄断了市场，所有的民营加油站要么自己关门，要么主动卖给中石油或中石化。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以前只是民营企业，那么，国有企业介入之后，规则就会变得不平等，法治的精神就要遭到破坏。国家要经营企业的时候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角色的冲突是非常突出的。

案例三：2003年，陕北15个县，价值70亿的民营石油资产被政府以整顿为由，无偿收走。陕西省所属的延长油田、中央所属的长庆油田是“整顿”运动背后的受益者和推动者。约6万名私营企业家和农民的出资，血本无归。人大教授何伟、茅于轼等6教授，3次致信全国人大委员长，促其监督地方政府依法执政，但无效。陕西政府还抓了投资者代表冯秉先等，并判处徒刑，北京律师朱久虎受油田私营投资者委托，前往陕北调查，2005 年被警方关押5个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国家既为规则制定者又是股东的时候，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法治原则的冲击会有多大。

案例四：民营钢铁大王戴国芳，在2004年以前已经是非常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了。 2004年，戴国芳创立民企“铁本 ”。2004年国务院宏观调控一声令，民企“铁本”必须停工，而国有钢厂照常扩建。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宝钢扩建1千万吨产量，投资500亿，占地1万2千亩；而“铁本”目标年产840万吨，投资100个亿，占地9千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效益低的国企照常扩建，而民营企业必须停产。为什么这样区别对待？

我今天讲的一个要点是：建立法治社会的理想非常美好，但是，只要国有企业大量存在，法治只能是一个愿望！

案例五：据《重庆商报》2009年4月15报导，重庆拟对9万名废品回收人员进行转型。这是重庆市的一些国有企业给重庆市政府提的一个建议。该报导称，据重庆市商委统计，截至去年底，重庆有各类废旧物资回收企业550家，回收站 8000多个，年收入高达68亿元！此外，再生资源回收站的数量以年均30%多的速度增长，看到这些“油水”，谁在主导对私人收废者“转型”呢？今年初成立的重庆市再生资源（集团）公司，系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控股的直属市级集团公司，其目标就是收编收荒匠。新的规定是让这些国有企业统一培训、统一着装、统一管理收废的老百姓，让他们把收来的废品按指定的回收点回收，价格也由这些国企统一决定。这和当年农村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差不多，重庆等于要重复当年农村的悲剧了。收废的领域，本来是政府最不应该介入的领域，因为这些工作本来是那些不能有别的工作、没有其它收入的老百姓的最后收入机会了，但是连这样的谋生机会都不放过。大家可以想象，还有什么行业可以逃得开政府的出现？

在这里，我们引用厉以宁教授的话来说一下在法律面前是怎样的人人不平等。意思是，国营企业打官司输了，可以执行，可以不执行，而对民营企业就毫不客气。欠税时，国营企业可以不还，而民营企业如果不还，老板就会被抓。牟其中的兰德公司打官司破产了，职工宿舍被腾出来拍卖，而国有企业打官司，没听说职工要搬家的。

这些当然也对大学生择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大学生择业时首选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而不首选民营企业的原因。这本身不是也证明大家都清楚游戏规则是向谁倾斜的吗？

从学理上看，这些以及类似的案例并不奇怪，当国企背后的股东是国家，国企进入哪个行业，那个行业就无法有法治和平等。这些必然现象，最终腐蚀社会文化，是反法治精神的。前面基于跨国数据的结论“国有经济比例越重，法治指数越低”，不是偶然。

上面我讲到为什么国有企业介入的行业不会以法治作为行业规则的基础。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政府的钱太多，政府太富并不利于法治的推行。我前不久写过文章说，穷政府加公债，更能催生民主法治。下面我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

英国、法国的民主宪政发展经历为何不同？

我们可以把政府的权力和民间的权利看成是整个法治博弈的两方。宪政就是为了规范政府权力，使其不至于轻易侵犯民间权利。如果政府太有钱，民间的企业或个人在跟政府博弈的时候会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比如，计划经济的时候，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国家、集体提供，大家都是国家的人。当只有国家可以提供饭碗的时候，公民怎么可能去跟政府谈权利？当你没钱、没饭吃的时候，你不可能有底气去伸张你的权利，因为一旦国家权力的具体代表——“领导”不高兴，你的工作、住房、养老、医疗以及子女教育，全都没有了。计划经济时代，公民权利就是这样消失的，跟当时的经济制度安排绝对相关。

相比之下，如果政府没有国有资产、没有过剩的收入，政府就得从老百姓手里要钱，那种状态下，老百姓才更有伸张自己权利的可能。

首先，我们看看一个粗粗的实验，也就是，我们把公元1600年时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里存钱很多的国家；一组是钱很少的国家。当时印度国库黄金数量是6200万金块，土耳其1600万金块，明朝中国是1500万金块，日本 1030万金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西欧国家，比如英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400年前，这两组国家的政府富有程度相差很大。那么，后来谁发展出民主法治了呢？前一组国家只是日本通过19 世纪后期明治维新改变了发展的道路，慢慢地走上了宪政民主的道路，其他几个当时政府富有的国家都没有发展出民主宪政来。而当年是穷政府的国家，现在的民主宪政运作得最好。从这个方面来看，穷政府不是坏事。

穷政府催生民主法治最经典的例子是英国民主宪政的发展历程。看到英国历史的时候，我发现这么一个问题：英国国王 1215年就签署了《自由大宪章》，但是，操作上自洽的民主宪政制度却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事。为什么要花473年才完成这一历程、才建成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宪政国家？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美国往事：穷政府加公债催生民主法治》。有很多人对这篇文章提出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人质疑，也许穷政府主动发公债本身就是民主宪政的后果，而不是因为政府穷才催生了民主宪政。这里的因果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从对英国历史的研究来说，我认为我的结论更站得住脚。

1215年《自由大宪章》作为一份意愿性纲领，早已经被人们在意识层面广泛接受。但《自由大宪章》缺乏相应的执行架构，也就是说，虽然国王签署了，但当他不顾《自由大宪章》对权力的约束随意践踏私人权利、滥用权力，人们有什么招呢？1688年以前英国还没有建立一个逻辑上和操作上自洽的宪政结构，所以1688年以前英国的历史是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

西欧国家有一个跟中国、印度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的议会出现得很早。中世纪后期，西班牙1188年就出现了议会。议会的出现其实就是为了给国王提供方便，让国王钱不够时能够通过议会投票推出新的税种或提高税率。但问题是，国王可以随时解散议会。国王在通过新税法之后，不需要议会的时候，可以解散议会。那时候，无论是英国还是西班牙的议会，基本上都是“橡皮图章”，因为议会难以不顾国王的喜好。

从英国王室财产的多少，我们就可以看到英国王室什么时候会很专制，什么时候不那么专制。17世纪之前，英国王室总体上是非常富有的。王室有很多土地、庄园以及其它财产，会有很多收入，一般情况下国王靠自家收入和过往税种即能财务上自立，不需要通过议会去征税，只是在英国跟他国作战时，才有必要召集议会推出新税。

总体上，1688年前的英国，只有议会可以控制国王腰包的时候，国王才会就范于议会的要求，接受对王权的制约，否则，国王的权力就会膨胀；王室自主收入占政府总收入比例越高，国王就越用不着议会，议会权力就弱；反之，就越受制于议会。

1640年之前，英国国王已经有13年没有召集过议会。年初，为镇压苏格兰叛乱，国王查理一世召集议会，审议税案，结果遭议会否决。随即，查理一世将议会解散。（因而，本届议会得名“Short Parliament”）。由于王室实在没钱了，查理国王再于同年年末召集新议会。（这届议会成了著名的“Long Parliament”，活了13年。）为了让议会同意给钱，国王接受了议会要求的《三年期法案》，包括：不管有没有国王的召集，议会至少每三年开会一次，每次议政至少50天；如果不经议会同意、国王擅自解散议会，那就是非法等等。

1641年，议会要通过议案，免除国王任命政府要员、免除国王控制国家军队的权力。这个议案让查理一世觉得太过分，于1642年他离开伦敦，随即引发保皇派与议会派的内战。1648年，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革命军胜利。次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克伦威尔执政英国期间，将皇家土地、森林大举拍卖，进一步减少了皇室的财产。

内战结束后，英国于1660年恢复君主制，查理二世成为国王。这时，皇家自己的收入已不多了。为此，议会通过议案，每年给查理二世120万英镑的津贴预算，由此供养皇家和政府公务员开支。作为这一津贴的条件，议会成立“公共开支委员会”，专门监督王室财务与开支。王权因此大大削弱。

但是，查理二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不但大规模地节省了王室的开支，而且大大提高了征税的效率。到查理二世逝世之前，英国王室的钱又很多了，于是，王权又感到议会太碍手碍脚，所以1679年，查理二世再次违约把议会解散。从这里，我们看到，王室有钱的时候是不把议会当回事的。查理二世在1683年去世，查理的兄弟——詹姆士二世继位，新国王召集了一次议会，议会把皇家的开支增加到 185万英镑。有钱之后，詹姆士二世也立即解散议会，重回专制。

但是，这个时候议员的独立性已经很强了，他们并不善罢甘休。1688年，议会派将詹姆士二世赶出英国，由他的女儿玛丽和荷兰女婿威廉接位。作为条件，新的王后和国王接受了一系列新法案，包括《人权法案》，使英国王室彻底放弃权力，并且把王室的开支每年由议会投票决定，让它每年要“求”议会一次。英国就这样完全树立了民主宪政体系。

法国在这方面的经历和英国刚好相反。从14世纪开始，法国国王要加税时，也是召集议会，并受后者约束。但是，在与英国的百年战争中，1439年，法规议会通过法案将征税权完全由国王掌握。到1484年，法国王财富太多了，不再需要议会，议会就这样被解散了。除了16世纪后半期，议会出现一段时间外，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近300年里，法国不再召集过议会，王权不受议会制约。此外，法国国王登基时历来要宣誓：无论如何，不能卖皇家土地。于是，在16至17世纪里，法国国王是西欧最富有的，专制权也差不多是最高的。道理在于，跟英国不同，法国王室不用在财务上求助议会。

西班牙的经历跟法国类似。西班牙于1188年推出议会，由议会约束王权。西班牙议会是世界上最早的。可是，在哥伦布 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并于16世纪给西班牙运回大量金银财宝之后，其议会的作用慢慢消失，王权变得越来越绝对。西班牙到1978年才实现民主宪政，是西欧最后一个实现宪政民主的国家！

最后我做一个总结：第一，从行业、从社会来看，国有企业越多，对行业内的法治、对法治文化越不利。第二，政府对财富、对收入占有越多，宪政法治受到的威胁越大。第三，“富政府”出现后，变相地会逼着老百姓求政府要饭吃，那样的话，民间的腰难以直，权利就难以伸张；而 “穷政府”使国家权力有求于老百姓，权力才有可能让位于权利。

我们回过头来看，国有制是什么意思？就是让所有的生产资料都由国家来掌握。如果当年英国可以推行全面的国有制的话，我相信英国的国王在那时一定会认为英国对他像天堂，因为那样的话，他就用不着求议会了。没有什么制度安排比全面国有制度更有利于国王为所欲为了。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不仅是一个经济效率的问题，更是一个事关民主宪政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很有道理。从这个意义上看，你可以说，陈志武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的演讲结束。谢谢！（掌声）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陈志武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给了我们一个解读宪政的不同的视角。下面请李曙光教授点评。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

我比较喜欢看陈志武教授的一篇文章《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致富》，他揭示了中国人勤劳而不致富的原因。实际上他今天说的更为生动，而且说到法治的方面来了。近年来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很多非常出色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法治问题。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今天陈教授的两个重要的结论：国有企业越多对法治越不利；政府的钱越多，法治受到的威胁越大。这两个结论是用数据和案例推出来的，我非常同意。但我并不完全同意某些案例。比如，说到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打官司往往是私营企业失败，这点我不太认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私营企业往往用钱去贿赂法官，而国有企业的人没管，到最后是私营企业获胜。

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解读陈教授的两个观点。国有产权越混乱，法治水平越低。我们在研究国资法的时候发现，不能把国有企业和国有制等同起来。中国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国有制不清楚的问题。在计划经济的情况，国有制、集体制、公有制都是大而化之的概念。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过程也就是国有制改革的过程。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国有制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中国的国有资产到目前为止是世界上最大的国有资产。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大概只有几百亿欧元。意大利有1000亿欧元。法国最多，有5400亿欧元。在欧洲，拥有国有企业最多的是英国，英国有80家国有企业，其中有央企24家。

国有企业资产仅仅是国有资产中的一小部分。在中国，归国资委管的企业现在是 138家。80多个部委下面有6000多家央企，不归国资委管。这里的部委除了国务院组成部门外，还包括共、青、妇、残、侨等等这些部级单位。此外，中国还有11万家归地方国资委管的国企。国有企业的个数在改革中是减少了，所以从数字的减少上来说，我们对中国的法治还是乐观的。

国有企业仅仅是国有制中一小部分。经济学上的资产包括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及资源性资产。我们讲的国有企业的资产仅仅是经营性资产而已。政府的非经营性资产包括政府大楼、事业单位资产、历史文化遗产，这种非经营性资产非常庞大。资源性资产那就更大了，包括海洋、森林、矿藏、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性资产。这些资产没有人给它估值，比如这个土地值很多钱，开发商给钱太少了，政府不应该卖。很多国有资产没有人管，这就给了某些政府部门或个人很大的寻租空间。这就是一个公地的悲剧。因此，我认为，陈教授今天应该把国有企业的概念延伸到国有制的概念上来。这是陈教授今天给我的第一个启发。

我想要区别一下宪政和法治。宪政就是民主加共和。所谓民主就是普选制，普选政府以及少数服从多数。所谓共和，就是上层之间的妥协。陈教授讲的穷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和我自己的认识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某种程度上，宪政和法治的过程有几个路径：第一个路径是一个民主的过程；第二个路径是共和，通过共和达到民主。在一定意义上，共和比民主更重要。法治有四个因素：一个是普遍的参与性；第二个是良法体系的建立；第三个是责任政府和程序正当政府；最后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我觉得，通过共和的机制更容易达到法治的目标。陈教授今天讲的老百姓与政府（国王）的博弈实际上是比较少的，实际上更多的是国王和富人或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杨小凯先生讲得是比较对的：宪政的基础是私有财产，但说私有财产还不准确，更准确地说，是土地私有制。英国光荣革命以后，一大批手中握有地权的有产者进入议会，可以和国王进行谈判，共和的基础也就形成了，民主从此也有了希望。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在富政府和法治的关系上，我也非常同意陈教授的观点。我们最近在上海闵行做公共预算改革的时候，其他方面都进展得很顺利。最后要预算公开的时候，三年都进步不了，就是因为上海市公务员的收入太高了，都不愿意公开。公务员过高的福利是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很多改革的最大障碍。

提问：

在我国，公有制或国有制一定是占优势的，那么，我国的法治水平会不会永远处于低水平？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我的判断是：只要国有经济还占主导地位，法治只能是一种愿望，很难成为现实。这可能让你失望了。

提问：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政府穷还是富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安排让政府的钱来得明白、花得明白的问题。您怎么看？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如果非要选择不可，我会选择在一个是民主宪政很可靠的社会和国家里面把钱委托给政府去使用，这种安排远远比在没有民主宪政的国家把所有财产交给政府官员来管要好。现在北京市在强调阳光政府的概念，所以很多区也公布了财政预算的数据。有一个区公布的预算里有60%没办法交待清楚准确的去向。在这种情况下，你愿意把更多的社会财富交给政府来使用吗？不要以为把钱给政府就会让老百姓受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给政府的钱越多，就越让政府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法治就越难。你可以看巴西，巴西不是一个很富的国家，但巴西07年政府开支花在公共卫生上的就占全年开支的10.8%左右，但中国远远比不上这个数字。人们原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民生方面的开支要比资本主义国家多，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提问：

能不能预测一下中国股市未来两三年的走向？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我觉得整个社会和决策层对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过于悲观。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比我们预料中的好。美国历史上经历了很多次金融危机，美国人倒下去又站起来的精神是非常强的。我对前景还是乐观的。

提问：

在改革中，渐进疗法比较好还是休克疗法比较好？哈耶克思想的出现是不是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的消亡？请陈老师和李老师回答。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关于渐进疗法还是休克疗法哪个比较好的问题，我的看法和杨小凯先生的观点很相近。现在国内对东欧的判断不准确，国内的很多资料都是九十年代后期的。国内学者只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情况，而无视这些年来东欧的新发展。现在许多东欧国家的发展水平已经和西欧水平差不多了。他们现在已经不再有兴趣去谈休克疗法好还是渐进疗法好这个问题了，因为在那里改革已经全面完成。相比之下，中国的渐进改革的结果怎样呢？到今天还在进行，而且在民主宪政方面仍然充满未知数。中国的改革在很多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因此，到目前来说，休克疗法比渐进疗法更好。

在哈耶克和凯恩斯主义的问题上，我对人类的记性是有点失望的。因为从邓小平到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开始的改革都是为了逆转从30年代开始的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70年代，很多国家都出现了社会危机，国有企业的亏损已经到了失控的程度。这时候大家才猛醒过来实行私有化。但是，经过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又相信凯恩斯主义了。人类真是健忘的动物。我们对今天美国金融危机真是太悲观。只要我们有活下去的动力，我们一定会走出来的。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

我举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最近的四万亿的投资怎么用？国内的经济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要用来保就业；一种认为要保增长。这里面就有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和哈耶克的思想的交锋。在美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关于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和哈耶克思想的争论，但这种讨论都是在一下法治的、多元的政治架构下来完成的。如果说在这么一种架构之下我们还有一个无知之幕的话，在一个没有这种架构的环境下，如果你要做选择的话，你就要更加慎重了。

关于渐进疗法还是休克疗法比较好的问题。我想这不是学者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某种历史时刻下的选择问题。这是我的回答。谢谢！

提问：

福利国家会不会把我们带到奴役之路？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全球化已经把各个国家之间的壁垒打通了。全球化会把本来是一个国家局部的问题带给其他国家。在对外全面放开以后，政府也确实有义务给公民一定的社会保障。这就是为什么英美这些老牌的自由国家要接受社会保障的概念。这最终是一个利益平衡的问题。全球化对某些弱势的人来说确实是个风险，如果对这些人有一个社会保障的话，使全球化能更全面地进行，市场的自由度也可以更高。关键是，社会保障体系不能走得太远，政府不能以社会保障的名义摄取太多的民间收入和财富，否则，老百姓又要被奴役了。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谢谢陈志武教授。他的很多很多观点让我很有共鸣。中国政府是历史上最富有的政府，也是最有权的政府。今天在人大会上，我看到大概有30%多的财政支出用于公安司法，只有大概10%的钱用于社会福利。政府的钱没有更多地用来增加人民福利，而是用来解决社会矛盾，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为什么我还是非常乐观地去推动宪政呢？我还是相信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社会的变化和来自社会的冲击必然会带来政治上的变化，这只是时间问题。就像英国政府当年拼命卖土地一样，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也是土地财政，以维持政府的高开支。但如果地卖完了，会出现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宪政系列讲座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陈志武教授和李曙光教授！也感谢同学们在周末坚持到这么晚，这是我们感到希望的地方！

原文地址：http://chenzhiwu.blog.sohu.com/117880198.html

P.S:政治经济不分家，因此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一条腿走路的情况下如何让僵硬的另一条腿也恢复活力跟上来是一个慎重且刻不容缓的问题！
    还有就是陈志武老师的文章总是让俺沉醉，一点儿都没有学术上的枯燥^_^

绿坝响应书上的隐身人：金惠是如何盗卖军队研究成果牟

由于已经下令噤声，为规避风险，本文的调查均取自公开材料，并且用近乎生硬的语言只写事实，尽量不做评论。

然而，即使这样初级的材料亦可以向读者展现金惠是如何把属于军队的研究成果盗卖、变成公司私属的财产，这已经是违法行为。

倒数第二部分还展现了招标中的“巧合”，但这些“巧合”只是巧合而已，作者并不试图下任何的结论，也不为读者得出的结论负责。

在金惠公司向工信部提出的谈判响应书上，列出了六个人名，分别是董事长赵慧琴、总工程师汤怀礼、副总经理李必成、项目经理彭天强、项目经理孙晓峰、副总经理张红民。

在这六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是不存在的，或者说，这个人使用了化名。副总经理李必成实际上叫做李弼程，除了在金惠公司的“副总经理”职位之外，还有着其他的身份。

除了此人之外，还有一个人的身份成疑，而另一位重要人士的身份却被隐藏了。

然而，为什么金惠公司要在一份如此重要的响应书上使用假名？或者隐藏身份？它们为了掩盖什么？

人们将了解到，在金惠公司的背后有一条非法的利益链条，在这个链条上，一群掩盖了身份的人在把属于国家军队的研究成果倒卖出来注入到金惠公司，从而牟利。

不存在的假人和掩盖的真人

根据绿坝的响应书，李必成，1970年7月出生，高级工程师、博士后，信号与信息处理学科带头人，现职务公司副总经理以及技术总负责，主要从事智能图像处理与识别、现代信号处理、多媒体信息处理、网络信息处理、遥感信息处理、信息融合、小波分析、神经网络与模糊信息处理等前沿学科方向的教学与科研。

但不管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图书馆里都不可能找到与此描述相符合的人士，令人不得不怀疑这个人的真实性。

然而，另一个同音人士李弼程却大量出现。该李弼程几乎符合上述所有描述的条件，根据公开资料，李弼程，1970年7月12日出生（出生日期吻合），信息工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信息科学系任职，主要从事信号与信息处理、管理信息系统、信息工程等领域的教学与科研（与上述信号与信息处理学科带头人吻合）。其研究领域从小波分析到图象与视频编码技术，到基于内容的图象检索与编码，以及基于内容的网络黄色信息检测与过滤等（与上述研究领域吻合，并且有金惠公司的主业：黄色信息检测和过滤）。

根据网络检索，李弼程论文很多，几乎每年都有多篇论文发表，但是很少署第一作者，这样的特征表明，李弼程是一个已经脱离了第一线、只指导学生的“专家”。有他署名（第二作者）的最新的论文是发表于2009年的《一种基于自适应重心向量的主题检测方法》，其登记的单位仍然是信息工程大学。

让李弼程和金惠更加有联系的是金惠登记的三项专利技术中，有两项专利都有李弼程的名号。

这三项专利和申请人是：基于内容的网络色情图像和不良图像检测系统（申请号：CN200510048577.0，申请人：郑州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赵慧琴，汤怀礼，周翬，李弼程，曹闻，彭天强，张晨民，发明人除了法人外，其余自然人与申请人相同，下同），网络色情图像和不良信息检测多功能管理系统（申请号：CN200510048578.5，申请人: 郑州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赵慧琴，周翬，汤怀礼，张晨民），在互联网上堵截色情图像与不良信息的系统（申请号：CN200510048576.6，申请人：郑州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赵慧琴，周翬，汤怀礼，曹闻，彭天强，李弼程，张晨民），三项专利均申请于2005年11月18日。

可见，该李弼程与金惠公司联系密切，足以取代上述未见踪影的李必成的地位。

除了李必成（李弼程）之外，还有两人不得不提到。

一个是在响应书中提到的副总经理张红民，至今无法确定金惠公司是否有此人存在，反而是金惠公司总经理张晨民屡屡被媒体曝光。

在响应书中提到张红民负责营销策划，1997年到2000年曾经在美国 SUTEC(VSA)INC担任开发部副经理。

在2006年，金惠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梁宇云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该公司的CEO是张晨民，“他有多年创业成功经验，刚从美国回来，在加州生活了将近10年，在这过程中，有强大的政府社会关系，有敏锐的商业洞察力。自郑州金惠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就担当销售和执行的重任，在美国有自己的业务，主要是经营计算机软硬件相关的业务，为了发展这个公司特意回国定居。”

该段描述与响应书中张红民的国外背景相吻合，但没有更多证据证明此张红民就是彼张晨民。

在投资与合作网站上（http://www.topcapital.com.cn/images/salon/006/liangyuyun-vc.asp），众投资人对金惠公司进行点评时，梁宇云还透露，金惠公司的最大股东是张晨民的妈妈，这个信息在下文中还有用。

响应书上还有一个名字完全没有提到，这个被忽略的人叫周翚。梁宇云在2006年的演讲中透露，公司的技术骨干是汤怀礼和周翚师徒二人，是专利的发明者和组织者。在金惠公司的三项专利申请中，二人均榜上有名。但是，在响应书中，为什么只提到了师傅、已经退休的汤怀礼，却把正值当打之年的徒弟漏掉了呢？

根据梁宇云2006年介绍，周翚是信息工程大学高材生，然而，尚无法查阅资料证实此人是否还在信息工程大学，如果仍在大学任职，则根据后面所说，原因也和其他人一样是很明显的。如果已经离开大学，则原因还需要调查。

利益输送链：给金惠带来幸运的人

通过上述隐身人的忍辱负重，将国有和军队所有的科研成果，转移到了属于“张晨民的妈妈是最大股东”的金惠公司手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属军事法规）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军人不得经商，不得从事本职以外的其他职业和有偿中介活动。”

也就是说，军人的所有经商活动都是非法的。而金惠公司的技术骨干大都出自于军队所属的信息工程大学。在金惠的响应书中，除了汤怀礼因为已经退休，从而明确指出了其与军队有联系（获得过军队与省部级科技二等奖四项）之外，其余人士均隐去了背景。

对于李弼程，不仅偷换了名字，也并未谈到他仍然在军队任职的事实。

周翚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名单上。

另一位仍然在军队任职的项目经理彭天强，虽然用了真名，却只字不提他的军队背景。根据2008年《计算机工程》第19期文章《新闻视频主持人镜头检测方法》显示，彭天强和李弼程仍然属于信息工程大学。

除了上述人士之外，在三项专利申请中列名的曹闻也迹象在信息工程大学任职，曹闻在2004年以前发表过多篇文章，此后文章较少，然而，根据2008年测绘技术学报第五期中的文章《3维导航的研究现状与技术分析》，曹闻仍然在该学校的测绘学院。

也就是说，除了董事长赵慧琴和CEO张晨民之外，其余的真正参与技术研发的均是军队人士。

通过这些人的论文显示，正是这些人在军队内部的研究成果。根据相关规定，军人在军队内部的研究成果属于军队，把这些技术拿出涉及技术保密、非法牟利等多重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人违反了不得从事其他职业和有偿活动的规定，在金惠公司任职（李弼程任副总经理、彭天强任项目经理）。

2005年11月，这些被从军队盗取来的技术被以金惠公司的名义在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注册，并成为了金惠公司产品技术的直接来源。

2009年6月，黑客在两天之内破解了这个经营多年、包含了三项专利的产品，充分了解了国内的军事技术和军队的技术实力，已经有泄密的嫌疑。

说不清的巧合：金惠的幸运日

除了上述给金惠公司带去了幸运的人之外，金惠还碰到了幸运日。

2005年11月18日，金惠申请三项专利后，所有专利均于2006年4月19日进入公告阶段。

对三项专利的审批又用了近两年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法律状态检索查询获知，一直到2008年1月9日（申请号 200510048576.6，授权公告号100361450；申请号200510048577.0，授权公告号100361451）和16日（申请号200510048578.5，授权公告号100362805），三项专利才分别获得了授权。

然而，就在金惠公司完成两项专利授权、并正在第三项授权的时候，原信产部于2008年1月14日迫不及待发布了《关于征集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紧急通知》（信办产函[2008]7号），要求企业在2008年1月24日前上报基于PC终端的互联网内容（文字、图像）过滤软件并予以采购。从颁文到截止一共只有十天时间。

此后的2008年1月21日，原信产部又迫不及待开始了绿色上网过滤软件产品一年使用权及相关服务采购项目（项目编号：MIILR-2008-01），该项目的资格预审材料提交时间是2008年1月25日，也就是说，只有4天时间给企业准备材料。

许多在信息安全方面颇有建树的公司均表示对此事毫不知情。而金惠却幸运地赶上了这个短短的空挡，成为了两个优胜者之一。

然而金惠的幸运日还并非只此。

在金惠的响应书中，其中技术实施计划上，拟定于2008年5月15日前“完成产品和win98/2000/xp/vista的兼容性测试和改造”、“ 完成和浏览器和其它软件兼容性测试和改造”、“完成产品和联想/方正/长城等生产厂商的兼容性测试和改造”、“ 完成网站带宽和主机扩容，支持高并发情况下的下载和升级”。

根据该计划，工信部还要求“编写培训教材，组织充足的技术人员对计算机生产厂商预装培训，每家PC厂商培训不少于2次”，表明虽然在MIILR-2008-01中只提到“向社会提供免费下载和安装”，而实际上，已经在为强迫厂商安装作准备。

巧合的是，在该拟定日期一天的2008年5月14日，工信部下达《关于“绿色上网过滤软件产品一年使用权及相关服务采购”竞争性谈判结果的公告》，与郑州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成交2180万元，购买了金惠绿坝产品一年的使用权。

未完成的调查：以下为猜想部分

为了回避风险，这篇文章前几部分完全利用公开的资料，没有借助其他的渠道源。但在最后，还是提几个疑问作为思考：

一、赵慧琴和张晨民是不是母子关系？如果是母子关系，则可能的链条是：张晨民在美国多年，最后回国投靠母亲。而赵慧琴利用多年的人脉（与汤怀礼同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找到已经从信息工程大学退休的教师汤怀礼，并由汤怀礼在信息工程大学招募在职军人来做项目。如果不是母子关系，那么梁宇云所提到的“张晨民的妈妈”又是谁？

二、金惠公司的股权结构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一个纯粹的私人公司？如果在其股权结构中发现了国有机构的成分，则此次研究成果倒卖行为是一个集体行为，甚至是国家行为，也就是说是国家机构企图破坏合法的规定，把本不应该拿出来的军事技术进行商业化牟利。如果金惠是私人公司，真的如同梁宇云所说，“张晨民的妈妈”是最大股东，则其违法原因则是私人从军队盗取研究成果。

三、周翚、曹闻是否还在信息工程大学工作，这牵扯到个人是否违法的问题。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a407dc0100djfv.html

十五年前，我是一个怀孕的女人，在不可预知的机缘里，走了三个广场：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莫斯科的红广场。那是动荡的一九八九年。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我来到北京。清晨时刻，雾，还锁着昏昏的建筑，覆着疲惫的人群，广场在朦胧中却显得深不可测，像秘密无声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声涌动，推着历史的隆重自转。一八九五年甲午战败后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战之后得到呼应；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民主，要科学，要国家富强」，在一九四九年得到庄严的呼应：「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对着一九四九年的庄严誓词，一九八九年发出呼喊──
没有人想到，回应誓词的是屠杀的枪声、坦克的震动，和长达十五年的灭音。

可是亚历山大广场上人潮汹涌，上百万的东德人每天上街，高举着拳头，要求开放边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间天安门的枪响传来，德国人走在街上，脸上有血色的愤怒，但是心里有白色的恐惧：天安门的屠杀，是否也会在东柏林发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觉一下乡村的情绪。中午的太阳辣辣地照着，小村广场上只有一只老狗趴着打盹，看起来安详静谧。但是在广场地面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什么，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画的是一个中枪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开，中间用德文清楚写着：「天安门，六月四日」。

又过了几个月，我在莫斯科的街头。成千上万的人，孩子骑在父亲的肩上，母亲推着婴儿车，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手挽着手，大声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的布条横过整条马路，用各种文字写着：「我们不要天安门！」每一条横巷内都藏着军用卡车，卡车里塞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紧抱着枪，全神戒备。
我怀孕的那一年，柏林围墙被人民推倒；苏联帝国轰然解体。事后，我们知道，当呼啸的人民像洪水一样自街头流过，这些党的领导人躲在高楼的办公室里激烈地辩论是否也采用「天安门模式」来保住政权。但是天安门的屠杀太过残酷，给世界的震撼太过剧烈，被过于巨大的罪行所震慑，两个城市的领导人，在最紧迫的时刻，按住了枪口。

柏林围墙崩溃前夕，东德领导阶层乱了手脚，譬如说，对试图越墙逃跑的人民，是否还是一律「格杀」？一个高阶领导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分清是非的标准：天安门发生屠杀时，你是站在哪一边？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就是对的。这么一想，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北京的天安门，成为动荡中的东欧用来判别是非的准则、分辨真假的测谎器。

是的，你可以说，中国的血染大地成就了东欧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后，在香港一个高贵的晚宴上，我遇见了这么一个姿态优雅的上海女性，从美国留学归来，在香港公司任经理，用英语说，「六四？不过是中国进步过程里打了一个饱嗝罢了！」

中国的「进步」，在她身上那么清楚地呈现：经济的起飞已经培养出一整代欣然自得于个人成就而对「六四」一无所知的人。或者并非一无所知，但在物质追逐的游戏中早已接受了一种逻辑，就是说，没有镇压，就没有今天的进步，镇压是进步的必然条件。对更年轻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杀则根本不存在。历史的杀人灭迹，由国家执行起来特别专业、特别有效。

中国在「进步」，像一个突然醒过来的巨人迈开大步在赶路，地面因他的脚步而震动。民间社会的自主空间逐渐拓宽，民权观念悄悄萌芽，经济的发展更是举世侧目。二○○八年的北京奥运、二○一○年的上海世博，还没有发生，但是仅仅是预期就已经使得许多中国人觉得光彩万分，心中满溢着强国盛世即将来临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见，巨人是带着一个极深的伤口在赶路的？

「六四」的镇压，使得无数的中国精英流亡海外。诗人、作家、思想家、科学家、经济学者、未来的政治领袖人才……，这些中国最优秀的头脑、最细致的心灵，被迫留在异乡的土地上，幸运者成为别国的文化养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殒灭。

没有一个真正富强的国家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或者应该倒过来说，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富强。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断；「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产党的历史简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筛子，一次一次把国家最珍贵的宝藏筛掉。一路抛弃宝藏，巨人你奔往哪里？

或者说，「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数，而且中国大，人才无数，反正筛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麦子若是掉在石砾里，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麦子多寡不是问题，土地的丰润与否才是。只有当国家以制度来保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人才才可能像麦子落土悠然茁长，然而只要镇压「六四」的道德逻辑还在──这个逻辑将对于党的忠诚凌驾一切，将粗暴的权力视为当然──那个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无从焕发；集权的逻辑是一把锁，锁住整个社会结构，让自由的心灵、爆发的创造力、无边的想像力处于不能动弹的地位。

高楼越来越多，道路塞满了汽车，商场人头钻动，飞弹战机精良耀眼，奥运世博国威赫赫，这些或许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第一、它是以什么代价换来的？那个代价可以不偿还吗？第二、它是可长可久的吗？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会有真正对弱势的照顾、对异议的容忍、对强权的反省、对法治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对正义的当仁不让，也不可能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登峰造极……，缺少公平正义、缺少温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国威赫赫，难道是中国人真正的追求吗？

「六四」屠杀，不是中国这个巨人打了一个饱嗝，而是巨人身上一个敞开溃烂的伤口。伤口一天不痊愈，巨人的健康就是虚假的，他所赶往的远大前程，不会真的远大。

3
十五年过去了，谁看得见这个伤口？

国际看得见。

一九九四年，我还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突然发现那一年的研究生数目骤减，几乎开不成课。我们很纳闷，几经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进研究所的，大致是一九八九、九○年间进大学的人。天安门发生屠杀后，那一年汉学系几乎收不到学生。对中国的失望和厌弃，使得欧洲学生拒绝汉学。

十五年来，欧洲人忘了「六四」吗？中国的市场，以及藉由市场所展现的国力「崛起」，赢得了国际的尊敬吗？中国的电视镜头跟着领导人出访，让人民看见，譬如说，法国总统铺排的红地毯礼遇，但是镜头删掉的，是法国文化界、知识界、民间团体对中国人权的抨击。各国政府纷纷来到中国竞争市场，但是尊敬？对不起，没有人会尊敬市场的；这个世界再怎么现实再怎么野蛮，最终赢得国际尊敬的，不是市场或武力，而仍是一个国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国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于它的国力减弱，而是由于虐囚事件暴露之后它所丧失的道德立场。中国要得到泱泱大国应得的尊敬，不在于市场之大，国土之广，人口之多，而在于它道德担当的有无。

「六四」使中国的道德破产。

没有忘记这个伤口的，还有台湾人，还有香港人。

中共的领导人一定问过自己：为什么用「血浓于水」的「民族大义」跟台湾人讲不通？为什么对香港释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旧若即若离？领导人愿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答案：台湾人抗拒，香港人挣扎，和「六四」的道德破产是紧密相关的。

对于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释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胁。二十三条带来恐慌，难道和「六四」的血腥记忆无关？对于台湾人而言，听一个对自己人民开枪的政权大谈「民族大义」、「血浓于水」，除了恐惧和不信任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感觉吗？

「六四」屠杀代表权力的野蛮，理性的丧失，人性的沉沦，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额头上。带着这样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态去和台湾人或香港人谈「统一」、谈「爱国」？简单地说，你，如何让人相信？这个沉重包袱，对于力求改革的新领导人或许不公平，但是政治责任本来就是「概括承受」的，不是吗？

如果有人以为「六四」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气候」的民运分子的事，关系不大，那就真看错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个良心的测谎器、道德的试金石，更是两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块怵目的绊脚石。北京政府如何对待「六四」，意味着它是走向民主自由还是继续极权统治，也关键地影响台湾人对中国的态度。马英九在两年前纪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话：「『六四事件』必须平反，这必将是大陆民主化与两岸政治统合成败的重要指标。」对于许多台湾人来说，两岸的对峙，民进党不是问题所在，台独不是问题所在，真正核心的症结──北京领导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国本身的民主化进程，而「六四」，是一个人们每天看着、无时暂忘的指标啊。

遮掩伤口所引起的最后的全身败坏，我们是目睹过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国民党遮盖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无处申诉，流亡海外的委屈无法纾解，仇恨因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后，国民党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权，人民也被一种积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开的伤口已经被掩盖了十五年；是抢时间尽快把盖子打开，让它在温柔中愈合？还是继续掩盖，让它在缄默中溃烂？

4
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点，我会去维多利亚花园点亮一盏蜡烛，追思「六四」的亡魂，带着我十五岁的孩子。在我胎中时，他曾经陪我走过三个广场，看人们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语言──德语、俄语、汉语，却发出一样的声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说，「母亲，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没什么关系」，我想我会这样告诉他：

孩子，你是否想过，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也没有人会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否则，我们都会在危险中、恐惧中苟活。

对于那些死难的人，我们已经惭愧地苟活；对于那些在各个角落里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权力粗暴、创造心灵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觉得彻底地谦卑。

为了你，孩子，不会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踪，我不得不尽一切的努力，防止国家变成杀人机器，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告诉我，谁，不是「天安门母亲」？

P.S: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前几年看到的文章，今天特地在网上找出来与众看官分享。

李敖谈五四

五四运动至今七十年了，台湾岛外的朋友，希望我谈谈五四。做为以思想家、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够把这题目彻底的谈一谈，藉以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

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胡适、罗家伦，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这些凋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候，别有领悟。

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写信给我，可是还没写完，他就死了。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甚至还提到“梁任公（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 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的吗？”事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在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和陈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人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觉下，举国若狂，认为时不我与，而要中风疾走、结党营公，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是不是一定等不及了呢？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照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当然，王照这种迂腐之论，谁也不要听他的，大家都吵着说中国快亡了、缓不济急了。这种忧虑，最后使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都投入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挂帅里。结果，经过三十年的折腾，收回了台湾，可是丢掉了大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对俄引狼入室、对日以德报怨，满目疮痍之中，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得到大陆。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

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为什么？因为在几十年的浩劫下，中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已经面目全非、奇惨无比。从外在的压力看，中国人陷入集体主义的制度下，殊少个人的自由和显示个性主义的条件；从内在的突破看，中国人中的匹夫匹妇固然氓之蚩蚩多是混蛋；至于其它出类拔萃之士，在“冲决网罗”（谭嗣同语）方面，表现得也一塌糊涂。五四于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精神，又在那里？海峡东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还在国民党老神在在下，曲学阿世又阿当道，不敢攻击三民主义，有的还妄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西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虽然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觉悟，但是因为几十年的教条污染，这种觉悟，还处处留下污染的痕迹而不自觉。一般说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跳来跳去，以为自己跳出来了，其实还在如来佛的掌心里。他们著书立说，处处不脱马克思的心传与唯物的独断，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在争自由民主。海峡两岸的出类拔萃之士按说不该像匹夫匹妇那样混蛋，但是，他们又高明多少呢？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新文化运动，在标榜的项目上，虽不周全，大致不差。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在摸索中前进，所以矛盾时出。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他气壮总胜于理直。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辩证法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实在不是什么科学，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也不知道。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礼记》中“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吗？“贷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吗？但是，把这么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施之于匹夫匹妇，又如何可行？此难怪中国人读了两千年《礼记》，结果却只能读不能行。陈独秀不知国货的共产主义不可行，反引进洋货共产主义，他的徒子徒孙且以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而就于先，再阶级专政于后，期得长治久安，殊不知此非深知马克思者也。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而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走资以求繁荣，可见教匹夫匹妇去做圣人，志士仁人实有力不从心之苦。七十年前陈独秀的带头误以唯物辩证法是科学，证明了他错认“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人物以“冲决网罗”的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为天下倡，但他们自己，却身陷新罗网而不自知，五四之为岔路，此为最大明证。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又岂止陈独秀？他们之中，不论上层或下层，在为中国导向上面，都不难挑出毛病和笑话。例如鲁迅，在当时，他的思想竟是反对“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并且连代议制度都反，这是什么头脑？又如***，他在中共建党筹组湖南小组的前夜，还在长沙大公报上鼓吹“湖南独立”、主张中国应“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免“湖南受中国之累”！这又是什么头脑？

这种由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给中国乱投医、乱带路的现象，都显示了他们的“目的热”，往往造成了“方法盲”，原因无他，他们自己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火候不无可议，热情有余，沉潜不足。当时最理智的莫过于胡适。胡适看出主义不是万灵丹，因而劝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其眼光锐利，确在他人之上。但胡适也有他的盲点，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宣称：“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可是二十七年后，他公开忏悔了，公开忏悔他“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他说三十多年来，“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极大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走到非奴役、集中营，非用政治犯、强迫劳工，非用极端的独裁，没有方法维持他的政权。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实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所以大家才有以觉悟。“在外国，如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杂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Freeman）杂志，里面的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当初做过***的，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多年来世界上这几个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我们引起觉悟──包括我个人，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大宗师胡适，在为中国导向方面，也未尝不一时错认“德先生”，而有以误入歧途。连胡适都如此，其它优秀知识分子更可知矣 !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祖国带路，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专制、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北京红楼梦。什么都试验过，只忘了试验一件事，就是帝国主义统治香港那种调调儿。结果呢，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试验出来最成功的，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香港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国人，但在洋鬼子的统治下，居然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赞叹的地区，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它还能维持生产总值每年百分之十的成长、还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金融中心，更重要的，在繁荣以外，它给了中国人充份的言论自由。结果比赛下来，他们的“殖民”待遇，都胜过我们的“大国民”水平。连起码的自由与繁荣都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统治，这种国耻，比香港割给英国更丢人吧？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除了“以做中国人为荣”外，其它能引以为荣的，竟不堪枚举，除了“爱国”、“民族”、“光荣”、“大义”这些引以自慰的抽象外，简直没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实绩了，做为中国人，这不太可怜了吗？设想当年道光皇帝甘心亡国，岂止香港，连整个中国都割给英国，一个多世纪下来，中国人是不是也不错呢？我看至少至少，不会比国民党统治更坏吧？当然爱国者会说：这是什么话！我们不要做亡国奴！但是，另一种声音我们也不妨想想：许多时候，做了亡国奴的自由与繁荣，竟比做一个政权的家奴还象样，这又怎么说呢？富兰克林说：“那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国。”这种声音，岂不也值得我们比比吗？

“五四”之殇——傅国涌

九十年了，“五四”依然是一个能让许多中国人心跳的日子， 20年前，我走向广场的时候，打的旗帜就是“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在我心目中，“五四”不仅是学生街头运动，不仅是白话文、新文学，也不仅仅是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五四”有着更丰富、更复杂、更可贵的内涵。在“五四”九十年即将到来时，我想得最多的是，“五四”时代给这个古老民族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我们今天与“五四”有多大差距？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五四”的认识，要么从政治史出发，要么从思想史出发，很少从社会层面去认识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不同人群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梦想与追求，从而展开一幅幅更逼近历史原貌的画面。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进入到社会的不同层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政治史总是一种宏大的叙事，思想史重视的是代表人物的思想、观念，它们都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如同一个筛子，常常把许多活的细节过滤了，变成一些已整理得井井有条的知识。而真实的社会生活常常是参差不齐的，如同一棵没有被修剪过的树，枝条交错，往不同的方向生长，然后枝上满是叶子，每一片叶子都以自己不同的姿态去承受阳光和风雨。一句话，历史的原貌要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呈现出更多的不规范。历史不是纸上写成的，历史只是已逝去的生活，尤其在“五四”那样一个大时代，许多不同的侧面都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原本是一个有着无数的不确定性，无数的可能性的时代。

“ 五四”的中国诚然是一个很不完美的社会，否则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一幕幕闹剧也就不可能接踵登场，在这些闹剧背后都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当时流行的“黑幕小说”已把社会糜烂、荒唐的一面用小说笔法展现出来。一个没有经历过启蒙运动洗礼的古老民族，即使把皇帝赶下了龙廷，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获得自我更新，新生的共和制度只是建立在沙土之上，而不是磐石之上。但是，千年王权的终结，旧权威的消解，迎来了一个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追求的时代。“五四”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多元和开放性，众声喧哗，没有权威，否定偶像，各种思潮、价值相互冲撞，相互融合，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很少有唯唯诺诺的，多是有棱有角的。

以往，在谈论“五四”时我们常常听到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女性解放这些说法。这些说法都没有错，以《新青年》、《新潮》这些新锐期刊和一些报纸副刊为平台，年轻一代的思想探索迅速越过了传统的藩篱，热烈地拥抱来自异域的林林总总的新思潮、新主义，他们向往并尝试全新的精神生活。

至于女性解放，一方面不断有北大向女生开放，女青年进入银行和百货业等新闻出现，一方面贞操问题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女性为反抗包办婚姻而自杀的消息也时有所闻，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19年11月湖南长沙的赵五贞自杀，青年毛泽东就在当地的《大公报》、《女界钟》等媒体连续发表了十篇评论，为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声疾呼，甚至喊出了“赵女士万岁” 的口号。在这些解放的后面，最本质意义上的解放应该是社会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个性解放、女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如果社会不解放，思想解放就没有地方可以安置，无法在大地上落实。社会解放乃是社会的自我解放，最终要依靠每个人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这应该是“五四”的核心命题，德先生、赛先生也好，讨论女子贞操、娜拉出走等问题也好，打倒孔家店也好，这些讨论都可以看作是社会自我解放的一部分。这是“五四”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九十年后回望“五四”，可以说，那时候已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经过晚清以来几代人的努力，社会在王权的枷锁下渐渐挣脱出来，拥有了一定的自主力量。“五四 ”一代知识分子也是从臣民向公民转型的一代，他们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都被激发出来了。他们的个性最大限度地得到张扬，他们的创造力也在各个不同的层面展现出来。“五四”新青年无论以后走上了哪一条路，至少，他们都可以尽情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可以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他们的权利。

在本质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五四”不再是一个国家完全主导社会的时代，社会自身拥有相当多的自主性，人们生下来仿佛就拥有了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可以随意地创办自己的报刊，可以随意的结社。从基本权利的状况来判断，社会确实从国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恰恰在这里，大政府，小社会，社会仍处于国家机器的宰制之下，动弹不得，在高度的行政主导之下，权利缺位，权力蛮横，个体生命只能臣服、依附于国家的齿轮下，失去了创造力。权力的膨胀和权利虚化，国家的推土机在大地上肆意推进，社会几乎连呼吸都困难，即使在娱乐自由、追求财富的自由背后，也能处处看到那双隐约的操纵之手。国家高于一切，凌驾在一切之上，官权通吃，把手伸进了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只是，国家还给了个人求生存的一点点可怜自由，30年来的中国如果说有什么进步也都是这点可怜的自由带来的。遥望“五四”，习惯了不自由状态的人们可能会惊讶，甚至不相信，以为那是一个虚构的时代。前些日子，浙江大学第16届博士生登攀节邀请我4月1日去做一次讲座，题目定下来了：《我们的1919：知识分子的责任》，海报也贴出去了，却突然被莫名其妙地取消。这件发生我身上的事可以为我们这个时代做一个小小的注脚，在“五四”九十年后谈论有关“五四 ”的话题，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切都要听命于行政，国家机器上一颗颗螺丝钉无时无刻不在防范着社会的。思想自由只是自己脑中想想的自由，言论自由只是饭桌上或菜市场发发牢骚的自由，其他的自由更加无从谈起。以国家的名义，掌握大大小小权力的人，仍然想控制一切，这就是今日中国全部病根之所在。个人没有权利，社会就不会有自由，这是九十年后的“五四”之殇。

今天，当我们在再次面对“五四”时，不应该只剩下纪念和凭吊。本来“五四”就是一个古老民族自我更新的起点，我们要回到那个起点上去，持续不断地寻求个人的自我解放，一步一个脚印地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只能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那是社会解放的最终也是最可靠的磐石。每个人都可以立地开始自我拯救，我们期待的并不是天上掉个大馅饼，而是通过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努力，逐渐造成一个像“五四”那样的多元、开放的社会，最终以公民社会的力量来约束总是企图控制社会的国家权力。其实，在我们这里，所谓国家也不过是某个特殊利益集团假借的名义罢了，真正的国家是由每个个人的权利构成的，这是“五四 ”时代许多人曾经想清楚的问题。

Ｐ.S:读史可以使人明智。

郎咸平：投资环境恶化导致股市回暖

“中国股市涨、黄金涨、美元涨、欧元跌的原因，所以，如果想投资一定要非常清楚的了解背后的四大原因：中国股市涨是寄托于不断恶化的投资营商环境，并且银行资金大量进入股市炒作有概念的股票，同时炒作外资想进入以及政府想拉抬的行业；黄金会随美元的大涨而大涨，大涨的原因是美国政府透过黄金的涨价收回美元，有助于美元的升值。美元升值是违反经济理论的，仅仅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操纵，通过平准基金大量的抛欧元，使欧元贬值，有利于欧盟中德法等主要经济体的复苏。”

P.S:一直在看郎咸平的文章，不得不承认他说的很简单粗暴。对于表象的东西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但从经济学原理上总觉得没有足够的信服力。可能是俺经济学的知识还不够入门吧^_^

日本在中国

本报记者 李海鹏 发自北京

在1980年代，由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主导的对日政策以开明豁达为特征，两国之间虽偶有龃龉，关系始终还算良好。其时“中日友好”是主旋律，而《血疑》等电视剧风行中国，三口百惠更成为两国共同的偶像。这一政策的核心，来自于1978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访日之旅中会见日本天皇时的友善表述：“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

政论家、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说：“没有人比邓小平更有资格说这话，因为他是曾经的抗日将领。”

过去几年中，中日关系却经历了寒冬。如今，随着中国最高领导人访日，“暖春”似乎又来。最重要的事实则是，在政治层面的不停顿的变化当中，日本在中国的存在已经蔚为大观。

广泛，又不够深入

在21世纪中国，日本文化是最值得贩售的软性商品之一。从陶瓷洁具、游戏机到芥末豆，日本商品总是附带着生活方式，催生着中国的亚文化。2007年，中日两国贸易额达到2366亿美元，与817座鸟巢体育场等值。中日两国的任何一家百货公司都不能缺少来自对方的商品，这些公司本身往往也彼此关联。日本百货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分额最近有所削弱，但生活方式上的影响仍然清晰——到沃尔玛购物的人们各行各色，但是“最具时尚号召力的百货店”伊势丹的顾客们却有着清晰的一致性。

资生堂化妆品深受中国年轻女性的推崇，欧泊莱则享受不到同等美誉度，其实两者系属同一公司，仅仅是表面上日本风格的多寡，便可决定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优质”的程度的高下。【1】

“日流”早已不局限于青少年当中。在大连和青岛，日语越来越多地被学校当作第一外语。日本料理店在全中国的城市中星罗棋布，前往苏州高新技术区的“日本街”享受日本料理的中国顾客至少是日本人的两倍之多。

如今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国，日本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国，但作为更准确的经济依存度的指标，两国的相互投资额仍有可提高余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只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2%左右。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报告称，日本2007年对中国内地的投资额为62亿美元，明显低于据台湾“经济部”公布的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投资额99.71亿美元。构成对比的是，日本仅对香港一地就投资了76.8亿美元。

中日交往的特色之一便是，经济、文化不可能像其他国际往来一般“独走”，总是严重地附丽于政治。2006年，日本对中国投资首次减少了4亿美元，正是因为两国关系走向僵局。

1989年之后中国与西方关系恶化，对西方世界的反弹成为潮流，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兴起。小泉纯一郎首相对靖国神社的执著参拜则重新刺激了两国历史问题的沉疴，经济文化交流随之变冷。

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并不顺遂的一个显著例证是，享誉世界的日本汽车业，在中国的步伐一度落后于欧美同行。与之对应的是，日本企业越来越多地投资到东南亚。前任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越南物价低廉，越南人对日本持好感，日本企业因此喜欢到越南投资。”

与政治、经济的气候无常相对应的是，文化上的日本雨则不停歇地下了36年。“我师兄小时候看《机器猫》，我小时候看《名侦探柯南》，”北京寒山漫画社的刘靖瑶说。如今，凡40岁以下的中国人，几乎都可以按照童年时代接触过什么日本动漫产品而被划分为不同代际。

可是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态度又并不是只有喜欢而已。“该如何理解一个今日的如此复杂的中国呢？”小野千重子问道，她曾作为日本的国际协力组织成员在北京、安徽等地服务了将近3年。

在安徽省，他们援建学校，担任义工。在阜阳市颍泉区杨庄小学，她的同僚水谷准感到困惑：为什么校舍如此破败，当地政府却建起了豪华办公楼呢？他在《产经新闻》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引起了日本读者对中国的又一波“恶感”。这一事件中最受忽视的是细节是，日方最终还是拨给杨庄小学8万多美元的援助资金。

在北京西单的地铁口，时有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在地上铺上一块写有“抵制日货”字样的白布，然后弹吉他吸引人们的注意。刘靖瑶也站在这里，身边围拢的年轻人的装扮就像是来自东京。

一位日本16世纪的武士和军阀，织田信长，为中国年轻人所熟知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曹操。通过《影武者》的DVD碟片，30岁上下的文艺青年们了解了德川家康，而年龄低得多的学生们也对这位将军的“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了然于胸，他们的信息来源则是KOEI公司开发的电子游戏《信长之野望》。

不过，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存在虽广泛，却不够深入。1990年代后，在中国的书店里，关于日本企业的出版物不再是热门读物。17世纪的著名作家井原西鹤的风俗小说《好色一代男》进入了排行榜，而他更重要的作品，关于商业生活的《日本永代藏》、《世间胸算用》，却从没有出现在中国各书店的书架上，尽管町人伦理是日本商业在武士道之外的另一精神源头。

对日研究不够深入，亦是中国的日本学者们的长久苦恼之一。著名学者周一良在去世之前遗憾地说：“我因为政治的需要，把能够用在日本史上的有限时间，都去搞了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

无法抵制的日本

在今天，一个坚决的日货抵制者可能会遇到的无穷多的困难。“日货”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了解到的那些汽车和电子产品，钢铁、纤维等日本的大宗出口产品隐藏在无数中国建筑之中，日本化学制品无处不在，而日本制造的医疗器械则几乎是每一家中国医院的必备品。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角度来说，一个彻底的日本抵制者甚至无法使用京九铁路、北京地铁和首都国际机场。

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太平正芳在关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演讲中说：“世界各国都认为应该祝福贵国（中国）的现代化政策，这完全是因为这一政策直接关系到国际协调的核心问题，并且更加富强的中国的出现可望使世界更加美好。我国之所以大力推行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的方针，不仅有我国自己的考虑，而且也是由于有这种全世界的期待做后盾。”

据日本大使馆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04年度，这一计划为中国提供无偿资金援助约1457亿日元，约合65亿元人民币，技术合作约83亿元人民币，有偿资金援助约1651亿元人民币。

中国花样游泳队也是“日货”之一种，它的教练是“花样游泳教母”井村雅代。这一序列还要包括中国女排，这支曾给普通中国人带去无穷激动的球队，崛起自大松博文教练执教的时代。

井出敬二相信完全的抵制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一个日货抵制者甚至根本就没办法使用手机。

“任何一个牌子的手机，无论是中国的、瑞典的、美国的还是韩国的，”他说，“都有日本零部件。”

“手机”这个词也来自日本。【2】对于极端民族主义者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每当他们愤怒地提及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时，就在无知无觉中使用了“日货”——“历史”这个词同样来自日语。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词汇是如此之多，以致剥离了它们人们就无法开口，其中包括了中国各个时代最时髦的词汇，从“共产主义”到“经济学”。抵制者们的困难更多地来自于文化方面。

每天早上，中国的很多餐馆的服务员都会列队拍手，齐呼企业口号，这一习惯来自日本企业。在路上，人们会看见前面轿车尾部的招贴：“熊出没，注意！”它是多熊的北海道的舶来品。从美白观念到分区剪发技术，中国女性的装扮标准来自日本。屈臣氏是香港品牌，但它的经营理念完全效仿日本的“药妆店”，在那些漂亮的瓶子里，盛装的是中国城市女性难以抵挡的日式风格。到了晚上，当某位坚定的抵制者打开电视机时——当然是国产品牌——会看到一些中国公司在使用一句有着爱国主义色彩的广告词，“产业报国”，它来自松下电器公司。

松下幸之助，日本的“经营之神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给中国烙下的深刻印迹。海尔集团董事长张瑞敏回忆说：“80年代初国内能找到的只有松下幸之助的那些大厚书，所以一开始在企业质量管理的办法上，我借鉴的都是松下的东西。”上个世纪80年代末，如今的苏泊尔公司董事长苏显泽从浙江大学从图书馆借回24本一套的台湾版《松下幸之助全集》，繁体竖版，却读得如饥似渴。那是中国经济的精神真空时期，松下幸之助几乎是经济界惟一的偶像。

日本企业法则在管理经营方面帮助中国企业度过了筚路蓝缕的艰难时光，不过在中国的风行并不长久。作为国家精英的中国的新贵阶层很快就注意到，在1990年后的经济新世界中，美式的创造精神比日式的谆谆教诲更成功，商业偶像从此变成了杰克·韦尔奇和史蒂夫·乔布斯。

日本不再是中国的老师了吗？经济生活的细节可不能支持这一点。在北京西单的无印良品店中，中国顾客会对着衣架上的小缺口叹息：为什么可以替顾客想到用不同的方向挂衣服的需要的恰好是日本人呢？

两个不同的文明

武士道伦理于日本经济腾飞起了重要作用，森刀通夫将此概括为：忠诚、礼仪、勇敢、信义、节俭。不过在充满着多样机会的今日中国，这并不是企业家们信奉的准则。在中国，只要有一个企业家像张瑞敏一样信奉松下幸之助，就一定有另一个企业家像史玉柱一样信奉毛泽东。经济奇迹促进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也使得中国人忽视了一段更神奇的历史：日本仅仅用了 25年时间，就从一个废墟中间的国家，发展到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976年以来，日本在中国的存在变得无所不在。但是对中国来说，日本仍是最熟悉的陌生国。中国的新兴阶级很容易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与美国人达成沟通，但与日本人的交往却远非那么顺畅。

“很多人都会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比较相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萍曾对媒体说，“实际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相似程度远远低于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相似程度。中国和日本的相似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少。”

对此，时尚杂志《安25ans》的主编宋娟很有共鸣：“我们跟美国人挺像的，好沟通，日本人跟中国人特别不一样。”

宋娟尽力给员工们灌输曾令自己在过去7年中受益匪浅的日本工作方式。她推广各种强调细节的流程表、计划、操作规范，甚至到了自己都觉得琐碎和麻烦的程度，杂志运行由此形成了值得欣喜的秩序。不过，当她每隔两个月去日本拍摄一次杂志封面时，则无法回避中日交流中最困难的一面。

《安25ans》在日本时尚工业中雇佣人手。“可是我永远没有当老板的感觉，”宋娟说，“与日本人打交道，有时会气得半死。”

今年1月，在日本的“井井有条”的拍摄现场——在国内则将是“混乱不堪”的——她第一时间挑选了照片。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错误。当她回国后要求更换一张时，出人意料地，一向表现得谦恭有礼的日本摄影师被激怒了，拒绝更换，质问她为何不讲信用，并表示不再合作。

在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被区别对待。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中国与日本也被划作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

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存在更多地意味着潜在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意。在日本国内，皮卡丘形象版权价值每年高达1000亿日元。2006年，日本的动漫产业市场的总规模已经达到2兆多日元，占日本GDP的十个百分点以上，已经成为日本第三大产业。如果中国少年购买《皮卡丘》正版游戏软件的比率与日本持平，那么它在中国的销售量就会达到惊人的1500万套。对于日本文化产业来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终将达到国际水准的中国将是一个不穷尽的金矿。

可是中国动漫界能不能取得像日本一样的成就呢？这是普通年轻人刘靖瑶也明白的道理：“我们跟日本人不一样。”

“令人困惑”和“不确定性”

日本社会是稳定的，中国则在急遽变化。仅仅在30多年前，情况还恰恰相反，当时日本充满朝气，中国则沉落到死寂之中。十几年来，日本人心目中的新英雄总是传统的武士道精神的继承者：不知二战已经结束而在菲律宾丛林中坚持游击30年的陆军少尉小野田宽郎、保险推销女王柴田和子和一匹名叫乌拉拉的屡败屡战的赛马，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回事。而中国英雄则是张朝阳、春树、李宇春，他们完全不同，惟一的共同点是在这个难以捉摸的时代里取得了成功。

在现代化之旅中，中国的旅行箱中装着什么？恰如小野千重子所言，日本人该如何理解今日中国？

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远远不如它们1970年代在欧美发展得那么顺畅。从1992年八佰伴百货进驻上海浦东开始，日本零售商大批进入中国。伊藤洋华堂、永旺、伊势丹、三越等均在1996年前后渡海试水，但十年来，以八佰伴的破产为标志，日本零售商的的中国冒险并不成功。巅峰时期，伊都锦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和百货商店达到26家之多，但到了2007年8月，伊都锦商厦在青岛的门店正式闭店，伊都锦随后结束在华全部百货业务。更早些时候，在日资格外青睐的上海，日本零售业巨头伊藤忠株式会社参与投资的和之百货开业不到半年便停业调整。

日企固然在中国获得利润与发展，比较起来却远不如欧美公司生气勃勃。中科院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当待遇工资等条件相当的条件下，在日企工作的中国员工更倾向于选择欧美企业——中国的年轻人愿意像欧美人那样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发挥潜力，而不愿像日本同事那样忠诚、信义地接受终身雇佣。

在大学里，一般学生们对谷歌中国、微软中国的商业领袖的名字如数家珍，可是索尼在中国的头儿，是谁呢？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个得到美国网络公司的搜索引擎上去查一查才行。

与美国企业在中国顺风顺水，甚至时常获得道义上的肯定相比，最近8年来，日本企业多次陷入了泥沼。2000年后，东芝笔记本事件、三菱帕杰罗事件、丰田霸道广告事件等几次日企危机，引发了媒体的大量批评。从日本人珠海集体嫖妓事件到三菱东京UFJ深圳支行一日籍科长殴打中国籍部下事件，一次又一次，历史问题微妙地总是会折射到日企与中国民众的关系上面。

马立诚在2002年发表《对日新思维》，立刻遭到了“遭到铺天盖地的攻击”，网民们称其为“汉奸”，甚至将其文章与汪精卫1938年的《艳电》并列。有人把辱骂的话写在寄来的信封上，“让沿途的人看”。作者的地址被公布出来。一个被他认为“恶搞”的行动是，有人在网上造出了一个凤凰卫视的播出画面，屏幕上女主播在播报新闻，下方则添加了一条滚动字幕：“本台评论员马立诚今日在香港中环被爱国青年痛殴。”

在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的“融冰之旅”后，马立诚才感觉到“受到的攻击明显减轻”。

2004年和2005年，反日情绪正炽，2005年4月导致了上海、北京等城市发生大规模反日示威。中国A，一个理智的、受过较好的教育的中间阶层以上人群反对这种行动，至少反对其行为方式；但是中国B，另外一个人群，数量庞大而且躁动，冲动行事并一时独揽了国家的形象。

日本A，了解中国的极小人群，清楚中国社会的这种分别；但是日本B，绝大多数日本人，习惯于把所有中国人都看作是一个人，反之亦然。上海反日示威的次日，拥有16000名会员的日本新一代企业家团体“青年会议所”，发布了一个紧急调查结果，数据表明有74%日本企业家对中国“反日情绪”感到不安。

“令人困惑”和“不确定性”，正是近年来中国在日本的形象。对于中国社会能否可靠运转，日本各界充满了不信任感。

日本在中国的存在由此带上了奇怪的色彩。欧美的化妆品公司会给中国记者留下很大的采访空间，可是资生堂公司公关部的工作人员会在采访之前就与记者沟通采访方案，事后又要做勤勉的交流。花王公司在今年年初就筹办媒体见面会，可是5个月后仍未召开。对日本企业来说，谨慎再谨慎，是在中国做事的第一要义。

在北京，吉野家餐厅的餐桌上一度多了一个塑料标牌：北京吉野家是中国人自己经营管理的著名品牌。这是真的吗？这家供应牛肉饭和糖渍姜丝的企业在本国日本开有1000多家餐厅，是货真价实的日企。吉野家北京公司公关部的一位女孩不接受采访，她说：“这也可以理解吧？”

变化，变化

中国与日本的相互交流从来就不是容易的。20世纪上半叶最反对日本的中国人，恰恰是中国早期留日学生。在一生当中，鲁迅最后访问的是一个日本青年的家，最后的墨迹是一张用日文写的便条，最先赶到他临终的床前的又是三个日本人，他却从来没有留下任何一篇专门论述日本的文章。周作人喜欢日本，却仍在《日本管窥之四》中谴责日本人。成仿吾留日11年，却在他关于日本的惟一的一篇文章《东京》中令人惊骇地说：“假使我喜欢日本，那是因为我喜欢她的地震和火灾。”

日本在中国的存在曾经是一个扭曲的幻像。山口百惠的电视剧没有进入中国之前，人们能够“了解”到的日本人只是抗日故事电影中愚蠢可笑的“猪头小队长”。在1980年代的香港电视剧《霍元甲》中，只有凭借阴谋，无能的日本人才能摧毁中华英雄。更早的20世纪初，作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平生不肖生，在《留东外史》中对日本的诋毁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即便“嫖遍日本女人”这样的说法也只是其中之一。

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在35年来致力于中日民众间的交流，不过要取得成效，看上去还需要更久的时间。

棋手聂卫平去过70多次日本，有众多的日本朋友，喜欢日本饮食，一次吃5盘生鱼片，对日本“有特殊的感情”。他不赞成反日游行，但是他至今无法原谅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那是滔天罪行。”当他的儿子孔令文娶了小林清芽时，即便儿媳的父亲是他的老友日本棋手小林觉，他仍然说：“可惜娶的不是中国媳妇。”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是，家里的两个亲人死于日军之手。

两国试图沟通彼此的立场。2006年11月，中日外长在APEC会议上确定，各派10名学者进行两国历史共同研究。不过有美国学者对此并不乐观：中国的有官方色彩的学者与日本的有右翼色彩学者坐在一起难免话不投机。

如今，情况又一次转好。1983年，胡耀邦曾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于次年访华一周，后来接待这些青年的正是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锦涛。今年5月4日，胡锦涛在出发访日前接受了日本16家驻京媒体记者的联合采访的采访，在采访中，这位首次给予外国记者采访机会的、严格控制自己公众形象的领导人中提及了当年往事。

《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报道了这一新闻，值得注意的是，全篇报道中没有提起“以史为鉴”。

向前看，有可能又一次成为主流思路。在政治改革层面亦是如此。早在1980年代，中国就有学者关注到日本的政治模式。在日本，从1955年起，53年中只有1993-1996年的3年间例外，其他时间都是由自民党执政。马立诚说，日本政治的特点是，一、一党长期执政下的多党格局；二、执政党内部分成派系。中国学者考虑借鉴日本模式，以为蓝本，设计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模式。在中国，对日本政党政治的研究远非显学，可是出版的图书已经不下十余种。

如今，日本充满了“国家正常化” 的渴求，也在反省民主制度下的威权主义财阀政治，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的文化特色也开始柔化。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亦在反思重商主义，求解生态环境的困局。这个时代重新萌生了诸多求变的需要。世界已经变化，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却都是60多年前一场战争的胜利者，八国集团则是世界经济的主宰者。全球化把世界缩小了，屋子里肩膀挨着肩膀，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时刻变化，它们之间需要更现代的交往技巧。

在北京，人们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都忙碌数倍不止；在东京，女孩们人手一只法国皮包。中日两国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不，两国都是在与遥远的西方交媾，恰是这一点上取得了罕见的一致性。最终，恰如两国的人们要交谈就往往要使用英语一样，西方文明准则才是解开中日关系之锁的钥匙。

于是一切都又回到多年以前的主题了：变化，以及如何变化。中日关系的“暖春”又有了回归1980年代的征兆。最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在中国国内。历史又一次回到了孙中山的改变中国的起点处：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王。同样地，再次回到了胡耀邦思路的原点。

“要从全局和长远观察和处理中日关系，”1983年11月，胡耀邦在日本众议院发表演讲说，“眼光放长，达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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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的标题为“日本在中国的真实存在”，“日本在中国”被作为专题总标题。我觉得“日本在中国”更好也更适合本文。它来自编辑林楚方。变色部分在发表时删除，少数是因为敏感，多数是因为版面限制，还有一点儿经济内容是因为与专题其他内容重复。

【1】：有同学反映说，资生堂与欧泊莱的美誉度差别系由产品定位决定。

【2】：错误，“手机”一词不是来自日语。求证不够，抱歉。

P.S:留言一枚——

[匿名] naki [72.95.253.*] @ 2009-3-8 13:44:29

文中两点可能有错误：
1."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是被武田信玄写到了军旗上，所以这里指的应该是武田信玄而非德川家康。 但归根结底这个东西还是我们的，因为这“四如”语出孙子兵法。
2.《影武者》电影讲的也是武田信玄，而不是德川家康。

又P.S:为自己在以前抵制日货的态度上深表不安。不是说我抵制的不对，而是没有什么理性思考来支持我的行为！

        自强不息永远是对于历史伤疤的正确态度！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３０００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 “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专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志，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 ”，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１９００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１２１%，棉花加工量增长６２%，出口总额增长１１２%，国民收入增长７８.８%。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注：本文大多数文字出自北大一位网友与清华秦晖教授的讨论和感想。

1、1949年以来的历史，我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2、 第一个阶段是1949—1978，我称它为“国家精神病时代”，有镇反大屠杀为证，有土改大抢劫为证，有“反右”大迫害为证，有大饥荒死亡3600万人为 证（此数据根据最新的权威研究，杨继绳先生的《墓碑》），还有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为证，其最大特征是国家恐怖主义无处不在，人们的基本情感处于全面 解体与错乱状态，夫妻反悖、父子成仇、母女反目、兄弟姐妹敌如寇仇都是常见现象。

3、 第二个阶段是1979—2008，我称它为“社会精神病时代”，政治制度上从极权时代走向后极权时代的这一总体特征，使得人们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 放，但还必须生活在谎言和暴力构成的一定程度的国家恐怖主义与追寻基础自由的状态。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精神特征是理想主义破灭与犬儒主义盛行；随着生活的缓 步正常化，人们的基本情感逐渐回归，在此过程中展示出多样化与混乱，各种不同时代的价值观纷然杂陈，全社会缺乏统一的有底线伦理的生活方式，间歇性的国家 精神病以及原有的国家精神病惯性，使得社会处于精神分裂与错乱状态，人各亲其亲，人各私其私，与外人为敌，与陌生人为敌。

4、 第三个阶段，2008以后，是为“个人精神病时代”，当社会的开放持续推进的时候，当制度的变革也在朝前艰难挪步的时候，前两个时期所累积未及全面爆发的 问题将全面绽放毒花、结出恶果，人们将长期处于大量社会人格与感情人格都不健全的家庭与社会氛围之中。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是，理性的自由主义信念艰难起 步，庸俗个人主义盛行，许多人的情感变得或偏执或冷漠，各种精神病人、心理疾病患者随处可见，却常常无法分辨，只有出现极端案例的时候才被注意到。

5、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考察现在与未来的社会与个人，我们如何生活，我们如何面对这个社会，我们如何独善自身——可能的话还要兼济周围。

6、 “文革”初期，仅仅“红八月”大屠杀，北京一个城市被活活打死的文化界人士就达数千人（来自王友琴先生的研究成果）——那是国家精神病时代；在社会精神病 时代，这样的情况结束了，但是师道无存，学道也无存却是常态，各个领域都缺乏自己的行业规范，既没有行业独立，也没有行业自律准则；而在个人精神病时代， 各类极端事件，虽然不再以国家支持的形式发生，却以个人突发性人格障碍的形式展开，今年10月份连续数起教师被杀案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个人精神病时 代”的开启。

7、 连续将近60年的愚民教育，它所包含的几项主要指标是：谎言教育、意识形态洗脑、庸俗唯物主义（包括反宗教）、仇恨教育、暴力教育、反文化、反审美、反独 立人格、反自由、反民主、反平等，这十一项特征贯穿于整个官方教育体系。前三十年以暴力贯彻，后三十年则以国家威权为后盾，以实用理性的手段阻挠自由、真 善美愛等人类普世价值。

8、 大量的教师出于基本的常识，厌恶上述教育模式，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对上述教育目标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努力——有些教师做出巨大努力，但整个大的环境没有根 本改变。而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的这种新科举制，即使无法实现彻底的愚民教育目的，至少在培养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脑残计划方面是成功的，也基本确立了谎 言教育、庸俗唯物主义教育以及仇恨教育的成功。

9、在网络上，只要看看国人对历史的普遍无知，就知道这谎言教育是多么成功；只要看看那么多人支持死刑的理由，就知道庸俗唯物主义和仇恨教育是多么成功；再看看无处不在的谩骂和施暴威胁，就知道暴力教育是多么成功。

10、 2006年世界读书日，英国BBC调查中国人里有读书习惯的比率只有5%，而我从自己日常生活的经验里感觉，怀疑这样的概率可能还是偏高了。在我老家的那 些城市和农村里，尤其是农村，有读书习惯的，我觉得有百分之一就了不得了——不搓麻将而读书，在当地会是多么奇怪的一件事情！许多人的家庭，除了孩子们的 教材，是一本书也没有的，偶尔出现几本杂志，都还是城市人的生活而不是农村人的生活。

11、这样一个民智状态，这样一个社会环境，这样一个读书人倍感孤立无伴的氛围，再加上脑残教材和应试教育的重压，以及庸俗唯物主义甚嚣尘上、拜金主义日益毒化的社会伦理生活，会是一个什么后果？这个后果很简单，就是盛产心理不健康的各类障碍型人格。

12、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好，1949年以来的脑残教育也罢，一个共同特征是极度缺乏情感教育，作为普世价值的“博愛”在中国文化里从来就没有很高地位，多的是“私愛”，而少博愛。

13、将自己所喜欢的人财产化、私有化，是“私愛”的最大特点。于是因愛情而自杀、杀人者时有耳闻，因“私愛”而干涉子女婚恋者多如牛毛，因“私愛”而剥夺所“愛”者自由的也随处可见……

14、由于公民教育的极度匮乏，自由、民主、平等、博愛，这些涉及公德的品质在中国还十分稀缺；由于情感教育的彻底荒芜甚至扭曲，诚实、正直、勇敢、审美、高贵……这些既构成私德，也构成公德的品质，在中国同样稀罕。

15、 公民教育的匮乏、普法教育的工具化，导致大量国人缺乏“群己权界”的基本观念，漠视公理、公德、公共事务，却干涉人的私生活已经成为国人顽疾。大量国人在 公共事务面前怯懦以至于冷漠无声，却对他人的床笫之私挥舞“正义”的拳头，艳照门事件充分表现了大量国人在这方面的恶习。

16、 当这样的社会文化侵入到个人生活中的时候，产生三种后果。一种是许多人的正常感情生活变得极容易被曝光，却又极度小心翼翼，绝大部分人不敢面对公众对绯闻 的好奇、亢奋与“正义的”愤怒——所谓“生活作风”之类的婚外情问题会导致一个人彻底身败名裂；第二种后果，则是在原欲的煎熬和庸俗唯物主义的熏陶下，许 多人突破底线伦理，从事性冒险活动（例如官员、商人以及一切权势者对异性的玩弄）；第三种后果，则是那些“私愛”极端化者借助这样的社会背景，名正言顺、 义正词严地对无辜的第三人或者情感转换者进行报复性行动——有些甚至是恶性的刑事案件。

17、 中国近60年最主要的文化特征就是它的反文化、反文明，即使还遗留了少量的优秀传统以及对外来文明的接受，但总体上是上述性质。当代中国普遍存在的心理疾 患以及大量存在的人格障碍，都与这一反文化的背景关系密切。许多人平时不会让人感到有何惊人之处，甚至很善良，但在遇到一些冲突事件（甚至也未必有什么真 正的冲突）时却做出惊人的恶行。尤其是在城市化过程中，许多人的孤独感再加周围环境的恶劣，心理上无法承受的时候，就做出一些令人深感突然以及无法想象的 事情，这都是人格心理上的扭曲长期积累后的爆发。

18、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可以说除了政府实施的暴力之外（公权力的暴行不具有可原谅性），一切日常恶性暴力事件中的当事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人幸免于不幸。除了 那些受害者理应受到愛护和安慰之外，所有出现人格心理障碍的人，都是值得同情，并且应该救助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生存背景下，审视恶性事件中的加 害者，才能在心灵深处给予他们悲悯与宽恕。这当然不包括法律上的宽恕，法律上的依良法惩罚是应该的，与博愛意义上的宽恕与悲悯是相协合一的。

19、西方的历史也好，我们身边的故事也罢，大量的情形在证明一个道理，越是具有悲悯情怀的人群和国度，人们越是亲善并且人格健康。正如暴力滋生暴力，愛也助长愛，大愛促成更多的大愛，大悲悯促成更多更深的悲悯。

20、即使无法一步到位地全面改革中国教育，至少应该在各级学校设置两门新的课程，一门是公民课——应当由大学法科硕士以上的毕业生去授课；还有一门是情感教育课——我不知道如何在国内寻找师资，但这样的课程已经刻不容缓，国内一时缺乏，就暂时先找外籍的相关专业教师吧。

  2008年11月1日於追遠堂

原文在这里

大地震总算带来了新变局,胡core在相关会议上提到：“顶天立地抓中间”，意为发展民间公益组织。温家宝也大力提倡。形势似乎乐观起来。但是我们注意到成都的民间组织联合救灾办公室又因种种原因自行关闭。这似乎是一个十字路口。大地震让人们与政府知道民间公益组织必不可少，但又不知道如何发展。

我在中国公益界做了三年，目睹了不少怪现状。也经历了一些麻烦，深知政府与民间公益的心态。我也即将离开公益界。因此尽我所能一吐为快，也不负大地震的教训。

为什么有了官办的如慈善总会，红十字会，还要民间公益组织。政府一直没搞懂这个问题。为什么需要民间公益组织，有很多理论。最简单也最直接的说法是需要人民帮助人民。政府再能干，公务员有限。只有人民互助，才能脱困。官办的NGO他的任命，工作方式与透明度不可避免带上官办痕迹。永远不可能以平等方式帮助老百姓。其中弊端我不多说了，一，他们能受到监督吗？二他们有真实可靠的财务年报吗？并能公开吗？三，他们的头是对上负责还是对下负责？是选举出来的吗？仅举一例，我的朋友经常做义卖展览，只有借那些官方的NGO名义。结果她向我抱怨，这种募集的资金，某官办NGO机构要分一半。能用于慈善的只有一半。

政府一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公益要民间搞，政府不宜搞。这是因为政府的特性注定了他是等级化的，强制性的，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所以政府适合征兵，收税，治安，国家安全。工作不可能细到每个弱势群体，即使是民选的西方政府他考虑的还是大多数选民的利益。而民间公益组织则是为了最少人群最小的痛苦，能与服务对象平等相处，有专业热情，春风化雨不带强制性。近三年，我目睹了政府分公益一杯利益许多恶劣做法。上海原来有个民间的社工组织叫乐群，由香港社工团体与上海民间组织合办。员工都是有基本社工训练，有热情的年轻人，他们的专业精神让我很感动。好，政府为了解决政府分流人员，也成立了社工组织，组成者都是分流的公务员。但是因为是政府的社工组织，他们有项目，有资金，工资要比乐群高很多。唯一缺的就是社工应有的热情，你想想分流的公务员怎能让他们对社区病残老太太真的有社工热情呢。

于是乐群被挤垮了，人员纷纷出走，我认识的两个年轻人去做传销。痛心！我想说，政府只能通过购买民间公益组织服务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样弱势群体才能有专业的服务。如果政府出面做公益，只能南辕北辙。如果政府出头搞公益，没有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可以活下去。政府只能通过购买公益服务来服务社会。

再比如，政府可以搞麻风村，但真正服务麻风病人的一定是民间组织，只有他们有热情与献身精神以义工心态来做公益，我看到一位美丽的姑娘义工为麻风病人修治脓水四溢的残脚，抱在怀中，微笑毫无怨言。如果是政府分流人员，怎么会有这种热情？

所以胡温称大力发展公益，一定要明确由民间组织来发展公益。否则又陷入公益大跃进中。

这次大量校舍倒掉，而香港苗圃公益计划的六十一所学校无一倒塌。为什么？灾后重建，难道还应当以政府指定建筑商吗，据成都回来朋友说，因为有众多捐助，现在政府捐建一所教学楼要的价格开到一千万元。但是我认为灾后重建，你开再高的价格，仍可能避免不了豆腐渣问题。民间组织建成的楼为何结实，因为民间组织最讲参与，最讲透明。我们在小学重建教学楼，可以公开招标，而且会请学生家长一起成立董事会或进入项目小组，还可以让学生家长进行建楼义工或互工，这样建的楼，家长怎能不放心。

在台湾邵族的地震灾后重建中，台湾建筑师谢英俊不仅让少数民族的酒鬼流浪汉进入施工队，恢复他们因灾难而丧失的信心，而且用环保方式重建族群传统祖屋，恢复他们的文化。

商业组织讲效率，讲消费群，如果弱势者没有一定的基数或达到一定的消费水准，商业机构不会关心。而公益组织不同，人性第一，效率第二，所以在比利时，政府在一个残疾人身上投入二十万，或多人帮助一人，没有人会问这钱合不合算。这就是政府与商业失灵时，公益组织的作用。

地震震垮了房屋，更震垮了民众的心理家园，如果在心灵上重建，并不是政府喊几句，“党和政府不会不管你们的”就能解决的，需要心理安慰，更需要让民众用双手重建家园，需要一系列的社区努力来恢复自信。台湾灾后，众多民间组织通过恢复当地传统手艺做出了诸如石岗妈妈等亮点。

在巴西，一个政府军屠杀后的村庄，人们一直陷于恐惧中，是民间义工三年时间同吃同住用民众戏剧重新让他们找回了心中的根。

这次有人说中国公民社会一夜之间就来了。我没这么乐观，我想说大地震震醒的是中国人的公益心，但没有震醒公益的组织能力。如果中国民间组织发达，救灾不会是这种状况，更多的物资可以迅速通过当地民间组织发下去，现在龙门山一个小学，大量救灾物品堆积，一个学生可以分得十个书包，而另一些灾区灾民还要用棉被挡雨，为什么大量救灾物资分配不均，没有一个强大的民间组织网是原因之一，民间组织的专业能力不会如此弱了。现在民间组织是仓促上阵。要知道中国民间组织弱到什么程度，中国最大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只有上千名会员，而美国一个普通的小组织都有上万名会员。现在在四川，众多志愿者象散兵游勇自发前往灾区，甚至临时结成小组。政府也有些头痛。但是民间组织好比木床，志愿者好比磨菇。如果有众多的民间组织，志愿可依附这些组织有效开展活动，而专业的民间组织组织的志愿者肯定比自发在大地震催生的志愿者更训练有素。台湾大地震后民间的救灾联盟监督资金使用统一调配志愿者，存在八年后才解散。可是我们呢，现在就自行解散了民间在成都好不容易建起的联合救灾办公室。

有人采访我说这几年政府对民间组织是什么态度，我说是打压。其实我心里最想说的一个词没敢说出来，——“催残。”别说扶持了，连人家发展好好的，就灭了人家，太不应该了。宴阳初乡建学院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并不同意主办者温铁军的左翼观点，我是自由主义者，但我一定要说我要捍卫乡建学院办学的资格。好好的一个从事和平乡村建设的学校，实践宴阳初平民教育思想，被无故关闭。学员东躲西藏，一度想在河南重办未果。这里我要对一些媒体与自由主义者批评，他们在这个事件中，不仅没有站出来说话，还在报道中兴灾乐祸，这不是真正自由主义者的风范，这是同类相残。我与乡建学院不少成员熟识，他们不仅温和地从事乡建，而且自觉地调和政府与农民的矛盾。使维权人士转化为建设力量。去年，民间公益的两份刊物《中国发展啊简报》《民间》被无理取缔。我是《民间》主编。自己的事不说了。《中国发展简报》一直是报道中国公益正面消息，何罪有之。

现在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想大力发展民间组织一定要解决一个主办主管的问题。这实在害死人，大量的民间组织找不到主办单位，只有以公司注册，做好事还要交公司税。主办主管单位是事业单位的做法，如果说民间组织要大力发展一定要借鉴公司的做法。市场的主体一个个民营企业有主办单位吗，有婆婆吗，没有，为什么民间组织一定要主办单位呢？其实民间组织的形态更接近市场中的公司，同样是平等的网络状交换关系，这样就不适合主办主管的方式。而且主办与主管实际上也起不到控制的作用成了鸡肋，而很多单位因为怕麻烦又没实际好处，往往不愿意做民间组织的主办主管，众多民间组织投亲无门只有公司注册。不解决这个问题，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就是空话。

我想民间组织有个最高纲领，就是取消主办主管单位，自由注册，靠什么，靠公众媒体靠法律机关靠透明的公布机制，最后靠相互竞争来获得地位。如果暂时中国取消不了主办主管制，我们的最低纲领是，成立一个机构成为地方民间组织都可以挂靠的单位。如上海民政局可以成为所有上海没有挂靠的民间组织的主办主管单位，反正你也是管民间组织的。如果上海民政局不行，可以成立什么上海公益协会，做主办单位。这样可以解决众多民间组织合法化的问题。

有人说主办主管单位的制度是害怕民间组织独立，可是，不独立又能叫民间组织吗？

独立肯定是民间组织的命运，不独立，我们怎么为社区服务，如果永远是政府工作的补充，不必要有民间组织，不独立又如何在政府与商业中找到第三方的位置，不独立又如何调解政府与民众的矛盾。不独立，民间组织有公信吗，公民社会是守法的但不遵命。

我所在的民间公益机构R（保护组织不点名），二年找不到主办单位，只能地下做好事。二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市团委书记光临，发了善心，说你们已经做这么大了，给你们一个主办单位吧，某区的团委就成了我们的主办单位。有了婆家，麻烦也来了，我们的项目有一个建帐篷小学，在青海。不行，你们不能做，你们只能在上海卢湾区（举例）活动，什么，你们有了新的理事，什么她不住在**区，对不起她不能成为你们的理事。甚至要求我们的会员志愿者都要是**区的，你说有什么道理可说。他们根本不明白，志愿者与公益活动就是四海为家的。简直是把我们当药店与居委会了。

无形的压力，有形的控制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何时能摆脱这种迂腐的教条！

民间组织没有合法身份，造成什么呢，官方的公益组织垄断了大部分公益资源。有一家民间残疾人团体要求申请注册，不行，理由是：你们当地已经有类似组织，什么组织，中国残联。一个中国残联害苦了多少想注册的助残团体。这好比一个城市有了一家大超市，就不能开第二家了。这些官方公益组织不仅垄断了资源，而且别无分店地让人民毫无选择权，目前在商业领域，垄断纷纷被打破，无论在通讯，石油，电力都出现了相似的几家大国有公司，只有在公益垄断依旧，凭什么？为什么？

我们并不说官办公益必定不佳，也无意与官办NGO对立，其实许多时候我们与官办NGO合作还是不错的，只是垄断肯定产生问题。

而真正的民间组织，不仅做好事偷偷摸摸，上交的税苦死了。我曾所在的公益组织应付多次税务工商大检查，完全以公司要求我们。三名工商官员闯进我的组织，见文件就翻，令人心寒。

当时我们是最早民间草根公益的支持机构，应当是政府扶持的对象，可是我们从没有得到政府关爱，相反诸多猜疑，往事不堪回首。我宽恕那些无知者。

我不计前嫌，是因为只要中国民间公益有幸能生存发展下来，个人得失又何必计较。

但令人悲哀的是一些学者是有知的无知者，拿着国家课题，尽在框架里涂脂抹粉，一位学者认为民间组织一定要主管主办单位，完全不顾世界通行的规则。一位学者称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NGO最发达的国家，我愕然，一问，他把居委会都算上了。正是中国独立学者太少，政府在民间NGO资讯上不仅落后而且被误导。

我想说：民间组织有个最高纲领，就是开放一切民间守法组织的注册与活动自由。最低纲领则是如果政府的确对维权组织不放心，也可以先开放灾难救助，社区公益，弱势关怀，妇女权益等与政治关系不大的民间组织。这虽然对维权组织是不公正的，但政府何不试试呢。 改革可以有特区嘛。

我想强调民间组织一定要放开，其实政府最怕的组织，你不放开，他也会搞，而一些温和的组织一定要通过扶持才能催生。我在调查工人组织中发现，深圳的工人组织较多，与企业主谈判的可能更大，所以局势稳定，偶有不安定，政府也可以找到对话者，而相反如东莞一带，几乎没有工人组织，结果工人砸机器的无理性事件较多。所以民间组织起来没什么可怕，组织起来的只有更理性，相反如果没有公开合法的社团，一些秘密社团反而更易吸引人员加入，控制更成问题。另外建议政府根据财税2007六号文，加快对社团法人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确认，现在企业向民间社团法人捐赠暂时还不能抵税，这限制了民间社团组织在本土吸收资金。有的人说：你们民间组织拿美国人外国人的基金，可是大量的中国民间组织如果没有海外，港台的基金生存又从何来，政府不会购买我们的服务，民间基金会成立难上难，我们从何来获得资金呢，要想让中国民间组织改善与政府关系，强制是不行的，政府购买公益服务自然会拉近与中国民间组织的距离。其实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反对派，众多民间组织埋头公益。 社区组织多了，公益组织多了，老百姓互相帮助的力量就强了，对谁有好处，对谁都有好处。

美国许多社区有邻里守望组织，标志是一只眼睛，就是邻里互为承诺在出门时为对方守望。要知道再好的小区，警察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巡逻在你门口，一天中二十三个小时，盗匪都有可能有机可乘，但有了邻里守望组织，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在荷兰，经过民间公益组织的提倡，严重身体残障者每月可获得三次性生活的政府补助，出现了不少性义工。

这样的组织，政府是想不起来的。也做不出来的。而民间组织的活力与生态正在于千奇百怪如同生活一般丰富。

你不能禁绝民间组织，如同你不能禁绝生活。

但愿大地震真正震醒政府发展民间组织的心，我们理解政府对牛博网帐号事件，民间联合办公室关闭（自行）事件的态度，我相信这是为了让社会更加法制化，但封堵同时，一定要给民间公益一个出路，好，你说我们公众募捐不合法，但我们想成立合法基金会时就不应当阻碍。

李连杰认为在官方基金会如红十字会下设特区不失为一种方法。但是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还是降低基金会成立门槛。

大地震让我们明白中国人是命运的共同体，政府要相信大部分人民都是良善，即使是部分不善之人借公益敛财，只要放在阳光中也是不难监督的，而且我相信大部分民间组织背后没有背景要比官办公益组织更能接受监督。在美国，有一个叫“聪明捐助者”网站，每年公布各种民间组织财务报告，为他们评级，如果有民间组织不愿提供，他们就如实写道**组织不愿提供他们的年报，大家小心了。另外，我曾是记者，曾做过千里追踪希望工程的报道，我深深明白揭开“善意背后的谎言”是报纸最受欢迎的卖点，不用政府催促，报纸自然会群起揭丑。胡曼丽丽江妈妈事件就是一例，这个女人在公众面前象极了孤儿的好妈妈，但南方周末记者历时三年，横越大洋的跨国采访让一个善于伪装的女人败诉公堂。

开放民间公益，我们的政府应当有这个自信！

我们也应当对政府有所宽容，要知道有时互相的害怕需要彼此的坦诚来消融。要允许政府试验，也要给政府拿出可行的办法。事在人为。

　　　　　　　　　　　　　　　　　　　　　　　　　　　　６月６日

（本想沉默，只是大地无法沉默，为了逝去生命，我们这些苟活者必须真实言说。）

原文点击这里

十五年前，我是一个怀孕的女人，在不可预知的机缘里，走了三个广场：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莫斯科的红广场。那是动荡的一九八九年。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我来到北京。清晨时刻，雾，还锁着昏昏的建筑，覆着疲惫的人群，广场在朦胧中却显得深不可测，像秘密无声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声涌动，推着历史的隆重自转。一八九五年甲午战败后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战之后得到呼应；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民主，要科学，要国家富强」，在一九四九年得到庄严的呼应：「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对着一九四九年的庄严誓词，一九八九年发出呼喊──

没有人想到，回应誓词的是屠杀的枪声、坦克的震动，和长达十五年的灭音。

可是亚历山大广场上人潮汹涌，上百万的东德人每天上街，高举着拳头，要求开放边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间天安门的枪响传来，德国人走在街上，脸上有血色的愤怒，但是心里有白色的恐惧：天安门的屠杀，是否也会在东柏林发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觉一下乡村的情绪。中午的太阳辣辣地照着，小村广场上只有一只老狗趴着打盹，看起来安详静谧。但是在广场地面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什么，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画的是一个中枪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开，中间用德文清楚写着：「天安门，六月四日」。

又过了几个月，我在莫斯科的街头。成千上万的人，孩子骑在父亲的肩上，母亲推着婴儿车，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手挽着手，大声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的布条横过整条马路，用各种文字写着：「我们不要天安门！」每一条横巷内都藏着军用卡车，卡车里塞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紧抱着枪，全神戒备。
我怀孕的那一年，柏林围墙被人民推倒；苏联帝国轰然解体。事后，我们知道，当呼啸的人民像洪水一样自街头流过，这些党的领导人躲在高楼的办公室里激烈地辩论是否也采用「天安门模式」来保住政权。但是天安门的屠杀太过残酷，给世界的震撼太过剧烈，被过于巨大的罪行所震慑，两个城市的领导人，在最紧迫的时刻，按住了枪口。

柏林围墙崩溃前夕，东德领导阶层乱了手脚，譬如说，对试图越墙逃跑的人民，是否还是一律「格杀」？一个高阶领导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分清是非的标准：天安门发生屠杀时，你是站在哪一边？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就是对的。这么一想，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北京的天安门，成为动荡中的东欧用来判别是非的准则、分辨真假的测谎器。

是的，你可以说，中国的血染大地成就了东欧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后，在香港一个高贵的晚宴上，我遇见了这么一个姿态优雅的上海女性，从美国留学归来，在香港公司任经理，用英语说，「六四？不过是中国进步过程里打了一个饱嗝罢了！」

中国的「进步」，在她身上那么清楚地呈现：经济的起飞已经培养出一整代欣然自得于个人成就而对「六四」一无所知的人。或者并非一无所知，但在物质追逐的游戏中早已接受了一种逻辑，就是说，没有镇压，就没有今天的进步，镇压是进步的必然条件。对更年轻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杀则根本不存在。历史的杀人灭迹，由国家执行起来特别专业、特别有效。

中国在「进步」，像一个突然醒过来的巨人迈开大步在赶路，地面因他的脚步而震动。民间社会的自主空间逐渐拓宽，民权观念悄悄萌芽，经济的发展更是举世侧目。二○○八年的北京奥运、二○一○年的上海世博，还没有发生，但是仅仅是预期就已经使得许多中国人觉得光彩万分，心中满溢着强国盛世即将来临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见，巨人是带着一个极深的伤口在赶路的？

「六四」的镇压，使得无数的中国精英流亡海外。诗人、作家、思想家、科学家、经济学者、未来的政治领袖人才……，这些中国最优秀的头脑、最细致的心灵，被迫留在异乡的土地上，幸运者成为别国的文化养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殒灭。

没有一个真正富强的国家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或者应该倒过来说，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富强。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断；「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产党的历史简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筛子，一次一次把国家最珍贵的宝藏筛掉。一路抛弃宝藏，巨人你奔往哪里？

或者说，「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数，而且中国大，人才无数，反正筛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麦子若是掉在石砾里，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麦子多寡不是问题，土地的丰润与否才是。只有当国家以制度来保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人才才可能像麦子落土悠然茁长，然而只要镇压「六四」的道德逻辑还在──这个逻辑将对于党的忠诚凌驾一切，将粗暴的权力视为当然──那个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无从焕发；集权的逻辑是一把锁，锁住整个社会结构，让自由的心灵、爆发的创造力、无边的想像力处于不能动弹的地位。

高楼越来越多，道路塞满了汽车，商场人头钻动，飞弹战机精良耀眼，奥运世博国威赫赫，这些或许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第一、它是以什么代价换来的？那个代价可以不偿还吗？第二、它是可长可久的吗？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会有真正对弱势的照顾、对异议的容忍、对强权的反省、对法治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对正义的当仁不让，也不可能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登峰造极……，缺少公平正义、缺少温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国威赫赫，难道是中国人真正的追求吗？

「六四」屠杀，不是中国这个巨人打了一个饱嗝，而是巨人身上一个敞开溃烂的伤口。伤口一天不痊愈，巨人的健康就是虚假的，他所赶往的远大前程，不会真的远大。

3

十五年过去了，谁看得见这个伤口？

国际看得见。

一九九四年，我还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突然发现那一年的研究生数目骤减，几乎开不成课。我们很纳闷，几经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进研究所的，大致是一九八九、九○年间进大学的人。天安门发生屠杀后，那一年汉学系几乎收不到学生。对中国的失望和厌弃，使得欧洲学生拒绝汉学。

十五年来，欧洲人忘了「六四」吗？中国的市场，以及藉由市场所展现的国力「崛起」，赢得了国际的尊敬吗？中国的电视镜头跟着领导人出访，让人民看见，譬如说，法国总统铺排的红地毯礼遇，但是镜头删掉的，是法国文化界、知识界、民间团体对中国人权的抨击。各国政府纷纷来到中国竞争市场，但是尊敬？对不起，没有人会尊敬市场的；这个世界再怎么现实再怎么野蛮，最终赢得国际尊敬的，不是市场或武力，而仍是一个国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国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于它的国力减弱，而是由于虐囚事件暴露之后它所丧失的道德立场。中国要得到泱泱大国应得的尊敬，不在于市场之大，国土之广，人口之多，而在于它道德担当的有无。

「六四」使中国的道德破产。

没有忘记这个伤口的，还有台湾人，还有香港人。

中共的领导人一定问过自己：为什么用「血浓于水」的「民族大义」跟台湾人讲不通？为什么对香港释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旧若即若离？领导人愿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答案：台湾人抗拒，香港人挣扎，和「六四」的道德破产是紧密相关的。

对于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释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胁。二十三条带来恐慌，难道和「六四」的血腥记忆无关？对于台湾人而言，听一个对自己人民开枪的政权大谈「民族大义」、「血浓于水」，除了恐惧和不信任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感觉吗？

「六四」屠杀代表权力的野蛮，理性的丧失，人性的沉沦，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额头上。带着这样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态去和台湾人或香港人谈「统一」、谈「爱国」？简单地说，你，如何让人相信？这个沉重包袱，对于力求改革的新领导人或许不公平，但是政治责任本来就是「概括承受」的，不是吗？

如果有人以为「六四」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气候」的民运分子的事，关系不大，那就真看错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个良心的测谎器、道德的试金石，更是两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块怵目的绊脚石。北京政府如何对待「六四」，意味着它是走向民主自由还是继续极权统治，也关键地影响台湾人对中国的态度。马英九在两年前纪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话：「『六四事件』必须平反，这必将是大陆民主化与两岸政治统合成败的重要指标。」对于许多台湾人来说，两岸的对峙，民进党不是问题所在，台独不是问题所在，真正核心的症结──北京领导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国本身的民主化进程，而「六四」，是一个人们每天看着、无时暂忘的指标啊。

遮掩伤口所引起的最后的全身败坏，我们是目睹过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国民党遮盖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无处申诉，流亡海外的委屈无法纾解，仇恨因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后，国民党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权，人民也被一种积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开的伤口已经被掩盖了十五年；是抢时间尽快把盖子打开，让它在温柔中愈合？还是继续掩盖，让它在缄默中溃烂？

4

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点，我会去维多利亚花园点亮一盏蜡烛，追思「六四」的亡魂，带着我十五岁的孩子。在我胎中时，他曾经陪我走过三个广场，看人们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语言──德语、俄语、汉语，却发出一样的声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说，「母亲，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没什么关系」，我想我会这样告诉他：

孩子，你是否想过，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也没有人会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否则，我们都会在危险中、恐惧中苟活。

对于那些死难的人，我们已经惭愧地苟活；对于那些在各个角落里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权力粗暴、创造心灵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觉得彻底地谦卑。

为了你，孩子，不会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踪，我不得不尽一切的努力，防止国家变成杀人机器，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告诉我，谁，不是「天安门母亲」？

冉按：这是昨天全文刊于《东方早报》的文章，写得较急，有许多问题没办法谈透。希望将来能写本书谈一谈我对此次地震灾难的反思。这两天看许多的反思帖，朱大可的《是谁杀了我们的孩子？》、阿丁的《丁汇报最后一次》、王老板《如何贪污牛博善款》，都是极可一读的好文章。昨晚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申铧女史的采访，听说教育部发言王旭明又准备抗震救灾中的英雄事迹，就忍不住差点在电话中骂了起来。大意是，我们不需要英雄，我们需要的是活着，做一个有尊严的普通人。多检讨倒掉的7000多所学校，将来不死或者少死点人，比树立几个英雄重要一百倍。这么多灾难，他们却在那里搞表演几十年的催泪弹，真是无耻之尤。在这么大的灾难面前，哪有什么胜利可言，夺取哪门子的胜利？一党独大的政府已经僵化到无法在灾难面前，更换它的危机公关方式，使得危机公关更人性化（全国哀悼是少有的例外，这哀悼日可视为积蓄几十年对执政党不满的一次心理抚慰），还是用那老掉牙的愚蠢方式行事，这样的教愚部，你能指望他进行真正的公民教育和安全教育？把个体生命放在第一位？听到王旭明这种可鄙的搞法，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灾区人民需要的实际帮助和心理治疗，不需要什么狗屁英雄，也不需要把民众搞成愚民的所谓感动中国。谨此向听众和申铧女史表示歉意，对于这个人祸远多于天灾的中国，我实在不能更控制了。         
2008年5月27日7：14分于成都

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我居住成都，感同身受，颇受惊吓。与大批死难的四川父老乡亲相比，我是何其幸运，尚能存身于世。眼见我的同胞罹此大难，幽明殊途、阴阳悬隔，死生全是一刹那间的事，内心如煎似焚，不安与歉疚自从大灾难发生后，未从身上消失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责任追查历史，检讨现实，反省灾难，加以问责，以便今后我国减少这种灾难发生的频次，并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一：抚今追惜说校舍

现在都江堰聚源镇，旧属郫县。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曾当过郫县令（《晋书．山涛传》没有记载），创制了曾网靡一时的郫筒酒，直至有清一代依旧名头很响。《成都古今记》和《益部谈资》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得你不信。稍知嵇康与山涛交情的人大抵都读过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而今之聚源镇大抵曾属山涛宰治过的地方，故取名谐音如此。山涛似乎没给聚源镇带来太多的名气，倒是这次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因地震而使校舍轰然倒塌所造成的学生大规模的死难，使其臭名远扬。

众所周知，日本是地震频发的国家，为了避免大规模的伤亡，学校、医院是所有房屋中抗震标准最高的。当发生地震的时候，民众甚至可以到学校、医院里去避震。对于学校、医院这样公共性的房屋，人群集中的地方，要修得细致特别牢靠结实，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的共识。当然，稍微知道点历史的人，也会知道民国时的一些军阀也非常注重教育，把山西搞成比较好的模范省的阎锡山就不说了，就是四川省的军阀，他们也注重三件公益和公共的事：一是修路，便利民众，为货物流通转输提供基本条件，这是继承了中国久有的修桥铺路的传统；二是修公园，便是民众休憩娱乐，拓展一定的生活空间，这算是西风东渐的结果；三是注重教育，许多军阀都兴建有通过自己命名的学校，而该校的教育质量都因其照顾比一般学校要好。四川地方军阀如田舜尧、李家钰、陈离等无不如此。刘湘不仅办中学，而且重庆大学在他的支持下成立起来，在短其担任重庆校长后，赓即聘请留德学冶金的博士胡庶华先生担任重大校长，为重庆大学的良好发展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石。

而刘湘的堂叔刘文辉虽然常与刘湘因争夺地盘而打战，给民众带来了灾难。但也在兴办中学的同时，将公立四川大学、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合并，成立国立四川大学，并于1932年但任首任校长，稍后即聘请学留日的秀山人王兆荣执掌川大，随后又请著名学者任鸿隽来川主持校政，为四川大学的发展倾注了不少的心血，这在王东杰的《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进程》一书里有较好的论述。刘文辉的哥哥刘文彩则在大邑县设立了整个川西坝子最好的文彩中学——也就是现在仍旧不错的安仁中学，这一点在笑蜀所著的《刘文彩真相》一书也有较清晰的反应。彼时的四川军阀固然做了不少的错事乃至恶事，但他们也在做益事业，兴建学校的确做得比较好，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应该承认这是段不容抹杀的历史。

后来刘文辉任西康省主席，他对兴建学校依旧热心，而且规定凡是县政府（包括县党部）的建筑物好于学校者，一律枪毙。你可以说他不民主，有军阀作风，但对于传承文明、开创未来的学校的注重，却是身体力行、溢于言表，因此四川与西康彼时的学校建筑总体好于政府的建筑。四川中江籍作家曾伯炎先生则说，其中江的学校建筑也好于彼时县政府，而县政府所在地则较破烂，是清朝的旧址旧建筑；而流沙河先生则回忆，他小时所见的中小学的建筑，均好于他家乡金堂县政府，县政府是明朝旧址，而建筑也是清朝留下的旧建筑，显得陈旧不入人眼。其中的金堂中学建筑之好，可以说是彼时金堂县的建筑标志。而现在则是相反，每一个地方最好的建筑必是政府的楼堂管所，这是不应该有的秩序颠倒。据不完全统计，垮塌的学校达7000多所，而政府办公楼垮塌则恐怕不及其零头，也不难看出，一些地方政府好大喜功，只注重政府各机关大楼漂亮奢华之恶习的一斑。

汉龙小学因刘汉这样的企业家及其手下人员的有效监工，其所修的汉龙小学及其另外五所希望小学，无一因倒塌而造成人员伤亡。无独有偶，香港一家名叫“苗圃行动”的慈善机构修建了61所希望小学，也因质量过硬、监督有效而无一倒塌。处在同样的地震烈度之下，却有这样天壤之别的表现，就不能推脱那些倒塌的校舍承建者的责任。对于这样不负责任的豆腐渣工程，无论是拨款不够造成的，还是拥有者和兴建方的勾结猫腻，都应该逐一查实，给民众特别是死难者一个真正的交待，同时惩处那些偷工减料、贪污腐败的人，并且相应的制度使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二：多难的宝地

四川是块宝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正所谓天府之国，但也是块多难之地。一来这地方人口多，资源虽然丰富，但相对需求较多的人群来说，总是处于稀缺状态。稀缺必然竞争激烈，竞争激烈难免开发过度。加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二十几年，没有相应的制度之保证，缺少人文素养的培养，官员们及当地政府片面追求GDP，因此岷江等地周边的过度开发，造成了极大恶果。

岷江作为长江上游比较大的支流，养育了众多的四川人，川西北和川中南等地可以说全仰赖岷江流域的资源的养育。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丰饶的岷江流域，根本就没有古蜀文明，也没有今天四川多彩的丰姿。岷江河谷地带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著名的甘（肃）、青（海）、（四）川的藏、羌文明走廊，是这次这地震中也是古蜀文明的核心地带。古蜀人翻越此次主震所在山脉九顶山前往海窝子，通过龙门山脉的边缘地带，即今天受灾很重的彭州海窝子和都江堰的紫坪铺，才开创了富庶的成都平原文明的历史。文明发祥地一般都在水草丰美、食盐相对充足的地方——与那些强调逐水草而居的学者稍异的是，著名学者任乃强先生在其《羌族源流浅深》一书中更强调充足的食盐才是文明得于该地发祥的原因——岷江河谷及川西平原都能满足此种条件。文明发祥地当然创造了丰盛的文化，但也因其是文明的发祥地乃至文明的摇篮，人口繁衍较多，长期开发，造成的后遗症非常明显，使其资源的承担能力迅速下降。但我们似乎不从这些方面吸取教训，依旧对其进行不少掠夺性开发，从而给我们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恶果。

自古以来的开发和人口不断繁衍，特别是明末清初因张献忠屠蜀后，在康、雍、乾三朝短短的几十年内，大量的移民前来四川，以至在嘉庆年间，四川人口迅速上升至全国首位。为了缓解人口压力，且由于勤劳的、善于迁徙的客家人有随身携带种子的习惯，于1733年左右引进旱地作物红薯，使得四川人的饮食习惯和结构与此前有所不同，同时也养活了大批的四川人。人口众多，必然有更多的对森林使用的需求，如建造房屋、如烧水做饭、冬天取暖的木炭等，都使得森林砍伐加剧。上加之旱地作物如红薯的种植，也需要开荒伐树，以取得更多的旱地，我在《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一书中专门写道岷江水量的下降，与森林的过度砍伐的关系，已经提出岷江流域若不加以有效的保护，那么将会造成四川的灾难。与此同时，我也准备写一本关于红薯的引进，改变四川生活、饮食习惯等诸多方面文化的专著《一种农作物的蝴蝶效应》，以小见大，来审查其间的得失。如果我们今天在川西北一带乡下走动，我们会惊异于那里红薯的种植面积，而像西充、盐亭等地更是以苕国著称。到了近现代，岷江流域被破坏和过度开发的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四九年开始，大规模的森林砍伐，通过岷江和大渡河水运的木柴多如牛毛，直至我1990年在阿坝州工作一年中，也还有森工局所组织的森林砍伐。森林过渡砍伐，到处乱修水电站和水库，开发小矿场，兴建各式各样污染性质的工厂特别是化工厂，加上官商勾结的利益驱动，使得整江岷江流域的破坏有增无减。

岷江流域生齿繁多，本身就负担过重，加上没有良好的制度约束，在地震带上无度地兴建许多设施，如此次距离震中很近的紫坪铺水库的兴建，本来反对者也不少，但官方却强行上马，这不能不说此次地震的一个诱因。我认为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应该深刻反省整个岷江流域的过度开发和使用问题，不要加重和诱发天灾的频次。我们应该从这次灾难来重新反思整个岷江流域的城市建设和诸多项目规划，是否得当，再也不要让人定胜天这样的愚蠢思想主宰我们的生活，尊重自然固有的生态，并与其和谐共处才是上策。

三：四川人是天下的盐

《南方人物周刊》前年来成都做一个四川专辑，请流沙河、王怡及我等说看法，提意见，我与王怡共同为他们想了个专辑题目叫《四川人是天下的盐》，其反响之巨大超乎想像。在纷乱的世界上秉持自己的信念与操守，作光作盐，是基督徒的自勉之辞；而在四川人的世俗世界里，要赞美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便说他活得“有盐有味”。饮食上讲，无盐无味，人便难以下咽，要存活下难便很艰难。同理，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消极或者没有抵御灾难的诸种承受能力，我们四川人也会说，像他这样活起，真是没盐没味的。遭此大难，我所见到的四川人的诸种表现，的确超乎想像，我们应该为此自豪。

我在成都生活25年，从来没有看到过成都人如此热情救助我们的同胞，使我深受感动。当天下午，余震不断，大家也处于忙乱恐慌状态，但献血捐物却是人潮涌动。而从下午到晚上，便有1200多辆出租车自发前往都江堰救灾及运输伤员，这真是空前的令人感动的壮举。与此同时，全国人民集聚巨大的热情，其爱心热潮，真令整个世界为之动容。与政府救助的同时，大批的民间救援组织和个人纷纷前往灾区救助民众，发放物资，帮助稳定他们的生活。我在家庭安顿好，余震渐消后，曾随罗永浩兄所主持的牛博网物资发放小组，前往安县定点运送灾民所急需的物资。大批的灾民的态度是安详的，不少人都认为，只要有人在，一切都可以重新再来。活着的民众，一如既往地乐观勤勉，积极自救，并不处于被动的等靠要懒汉状态。我们所到川北各地，都看到在田土辛勤劳作的民众，一方面裁秧，另一方面抢收油菜仔儿和小麦，以便在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帮助下，度过受灾最为严峻的头一年。

再者，我还要特别表扬中国民间的公民意识的兴起，这种公民意识的觉醒，在四川人于救灾过程，对于救灾物资与款项的监督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成都网友将成都市区的救灾专用帐篷加以曝光，并且监督公务员如警察的行为；同时德阳罗江民众曝光当地有公务员将救灾物资拿给自己家人变卖；都江堰聚源小学和绵竹五福二小的家长，都认为校舍是豆腐渣工程，希望官方彻查，给他们一个交待，他们将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等等，都是难得的公民觉醒的例证。虽然这些做法，受到本地官方的一定打压，但认为官方和民间都应该热情鼓励此种监督行为，使救灾物资最大限度，高效准确地发放到民众手中，使灾民得到及时的救助。这种公民意识的觉醒，加上各种民间慈善和救助组织的兴起，他们有效地补充了政府监管不到的地方，填补了政府救助不力的死角，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灾难所带来的进一步危害。

我不能说所有的民间机构都做得滴水不漏，但以我的观察牛博网做得可谓仔细认真，截至目前为止，其所使用的钱物都有明细帐，来龙去脉一清二楚，真可谓是难得的民间救助和慈善机构的样榜。罗永浩、黄斌、王利、宋石男诸位领导者以及参与的志愿者，都是自己掏钱住店食宿，就连饮用水都是自费携带，使善款的每一分都用拯灾之上，而且没有任何麻烦灾民之处。牛博网将捐款明细，完全发到网上，便于大家监督检查。我认为中国这个社会所缺的东西当然甚多，但最缺乏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机构组织之间的信任，要使得灾难的互救有章可循，其透明公开公正的制度约束是当务之急。通过这次民间机构参与救灾活动，大家积累经验，我想必然会对民间组织的发展与公民空间的扩展，为整个社会的良好发展积聚宝贵的方法。

网上流行着一个段子，说一个四川人被外国救援队救出来后，看到很多外国人，说的第一句话便是：“这个狗日的地震硬是凶哦，我还以为自己被震到外国去了呢。” 这个段子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段子，四川人是能创造出来的，这里面表现了四川人除了勤劳务实的禀性外，还从骨子里有面对灾难的幽默。这种旷达的情怀，是如此的有盐有味，必将使四川人在战胜灾难的过程发挥很好的心理治疗作用，激励大家克服困难，并以健康的心态面对已经开始的重建家园的过程。展望未来，我们虽不可盲目乐观，但生活仍旧要继续，积极地面对人生是医治苦难的良药。    

2008年5月25日晚八点四十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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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
2008年5月18日

学校和医院的建筑抗震标准肯定是有的，而且比其他建筑物更高也毫不奇怪。但那只是纸上的标准而已。说房地产开发商无良，那么他们照理应该在任何类型建筑物上都表现得无良才是。我认为，必须深刻检讨的环节，在于把学校和医院列为“公益性基础设施”的做法。所谓“公益性”，就意味着政府和社会要求商人降低盈利率。于是，这种“公益性基础设施”的实质，就是“政府主动请客、商人被迫付账”。这无异于在制度上逼着商人偷工减料。

具体而言，可能是（1）教育拨款不到位，如说要建设三星级的学校，却只划拨了建设二星级学校的款项；或（2）对开发商的利润空间作上限管制，如本来市场上能赚20%利润的，如果是盖学校或医院就被限定只能赚5%。当（1）和（2）两种做法成为政策惯例时，当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公益性”理念成为社会的时尚时，隐患就是全国性的。

在美国，学校看上去都像仓库，严严实实，几乎看不到窗户；内里房间都比较小，也就是说间隔很多，这是他们师生比例比较接近，有条件进行“小班教学”的缘故。结果是学校牢固安全，成为最后才会倒塌的建筑。

中国从2000年起，发起“普九全民运动”，在资金跟不上的情况下，大搞冒进的政绩工程，这有力地从政策和制度的角度，解释了地震灾区学校尤遭重创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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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灿然译

不久前一位很有学问的老人到布拉格探访我，我怀着钦佩之情倾听他的谈话。不久，我就听说他逝世了，他的名字叫做卡尔·波珀（Karl Popper）。他是一位环游世界的旅行者，曾经在新西兰这个国家目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由纳粹狂暴的部族意识形态引发的战争。他在这里思虑世界的状态，并在这时写下他最重要的几本书。他显然受到新西兰群岛不同文化的人民和睦相处的影响，并自问，为什么开放社会这一理念如此难以战胜源源不绝的部族主义，由此他开始探究开放社会所有敌人的精神背景和他们的思想形态。

一

波珀那些受到丰富证据支持的基本批评的中的一个目标，是一种他称为“全面社会工程”的现象，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些企图，即：要在某种预先设想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完全彻底地在全球范围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意识形态自称弄通了历史发展的所有规律，并概括地、综合地、全面地描绘了一种最终可以实现所有这些规律的事态。波珀明确地指出，这种人类思考形态和行为只能导致极权主义。

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可以证实波珀爵士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可以向你们提供数以千计的证据，证明生命的所有天然的现象如何遭到扼杀，而扼杀者却是以一种宣称世界会更美好的抽象、空谈的理论的名义来进行这种扼杀的。这不仅仅像我们所称的侵犯人权那么简单。这种强制执行的观点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政治和经济的毁灭。

波珀不赞成这种全面工程，他提出另一种渐进式的方法，旨在逐步改善人类共处的各种制度、机制和技术，以及在维持不断的和经验保持联系及不断丰富经验的情况下来改善这些制度、机制和技术。必须按照任何被证明的良好的、实际的、有必要的和有意义的东西来进行改善，不可妄自假设我们已经弄通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并自以为可以因此弄通所有有待弄通的事物以及懂得如何去改善它们。

在我国，对过去悲惨经历的一种可理解的反应是我们有时会碰到的这种意见，即如果可能，人都应该避免试图改变或改良这个世界，避免提出长远观念、战略计划或看法。这一切都被视为全面社会工程军械库的一部分。这种意见显然是大错特错的。矛盾的是，这种意见与波珀在那些自信已掌握历史规律并自认运用这种历史规律的人身上看到的宿命论有很多共通之处。这种宿命论以一种奇特理念的形式出现，这种理念认为，社会无非是一种机器，只要使它适当地启动，它就可永远自行运转。

我反对全面社会工程；然而，我拒绝给婴儿灌满洗澡水，并且我绝不认为人们都应该放弃不断寻找改善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途径。这是必须做的，即使他们仅能达到某一方面的改善，即使他们总要停下来看看到底是否适合作出这种改善，即使他们必须随时准备一旦经生活证明是错的，就应该予以修正。

最近我向一位哲学家朋友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先是有点疑惑，接着便试图说服我相信一种我从未否认的观点，即世界在其本质上一种全面的实体，其中一切都是互相关连的，我们在这一个地方做任何事都会在另一个地方发生预想不到的影响，尽管我们可能看不到全部，就连新近的后现代科学也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这位朋友这席话迫使我补充我所说的话甚至波珀所写的书。确实，社会、世界、宇宙自身是一种无限神秘的现象，由数以亿计的神秘内在联系维系着。明白这一切并谦虚地加以接受是一回事，但自以为是地相信人类或人类精神或理性可以完整地掌握和描述世界并从这种描述中得出改善的看法——这却是另一回事了。意识到所有活动都有其内在的联系是一回事，相信我们已完全弄通它却绝对是另一回事。

换句话说，像波珀那样，我相信政治家或科学家或企业家或任何人都不应陷入这种徒劳的信仰，认为他们以一次行动就能够全面地掌握世界。在寻求改善世界时，人们必须万分谨慎和理智，要一步一步来，要时时注意每项改变实际上会产生的后果。然而，同时我也相信——这与波珀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不一样——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他们所能知道的所有全球性的互相联系，同时心中牢记这点，即在他们的知识之外，还有一种无限广阔的互相联系。我在所谓的高层政治领域的短暂逗留使我一再相信有必要采取这种态度。如果我们能够由头到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更清楚地审视自己，看清楚超越于我们暂时性的或集团性的利益之上那种更广阔的内在联系，现在威胁世界的大部分危险以及它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相对有效地得到解决。当然，这种意识绝不可变成自以为是的乌托邦信念，以为只有我们才拥有了解这些内在联系的整个真理。相反，这种意识应源自对这些内在联系及其神秘秩序的深刻而谦虚的尊敬。

二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一场有关知识分子角色的辩论：有关他们如何重要或如何危险，有关他们的独立性的程度，有关他们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政治。在某些时刻，这场辩论变得混乱，部分是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这场辩论与我刚谈到的问题有密切关系。

容我用几分钟时间尝试给知识分子下定义。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物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唯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我可否用这个词——来做的。就是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

如果我们接受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定义，那么我们就不会惊奇于很多知识分子做下了很多伤害世界的事。对整个世界怀有一种兴趣并对它怀有一种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知识分子经常受到诱惑，企图掌握整个世界，想全面地解释世界，并对世界的各种问题提供普遍的解决办法。没有耐心和出现精神短路是知识分子倾向于提出全面意识形态和屈服于极具诱惑性的全面社会工程威力的一般理由。难道大批独裁者甚至一些恐怖分子最初不都是知识分子吗？更不用说很多尽管并不制造或引进独裁，但由于比别人更容易幻想有一把消除人类苦难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钥匙而一再无法站起来反对独裁的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出卖”这句说正是用来形容这种现象的。我国发生的很多反知识分子现象永远是针对这类知识分子的。这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来源，即认为知识分子是人类中很危险的物种。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所犯的错误与那些从截然反对社会主义计划走向反对观念性思考的人所犯的错误是相同的。

如果以为所有知识分子都服从于乌托邦主义或全面工程，那将是愚不可及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们意识到那更广阔的背景，以更富全球性的角度来看事物，承认全球性的神秘本质，并谦逊地听从于它。这些知识分子对世界所怀的日益强烈的责任感并没有使他们认同于某个意识形态，而是使他认同于人类、人类的尊严和人类前景。这些知识分子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他们服膺宽容，与邪恶和暴力作斗争，推广人权，提倡他们的不可分割性。一句话，他们代表着“社会良心”。当地球彼端一个不知名的国家的人民遭到灭绝，或当儿童挨饿，他们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也不会对全球暖化或眼看着下一代将过着难以忍受的生活而漠不关心。他们关心远方的原始森林的命运，关心人类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摧毁所有无法再造的资源，或广告、消费主义和电视上的血腥暴力故事这种全球性的独裁最终是否会导致人类走向彻底的白痴状态。

那么，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又如何？这里也有很多误解。我的看法很简单：看到乌托邦主义的知识分子，我们应抵制他们的迷人呼叫。如果他们进入政坛，我们要更少地相信他们。另一种知识分子——那些更留心与世界所有事物关系的人，那些以人性看待世界并且怀有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的人，那些为所有美好事物而奋斗的人——对这类知识分子我们应屏息聆听，无论他们是作为独立的批评家拿着一面很有必要的镜子审视政治和权力，还是直接介入政治。

这两种角色彼此很不一样。我的朋友蒂莫思·加尔顿·阿什在这方面的见解是很对的，我曾与他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年。但是，尽管这种看法是很清楚的，我们却不能因此以为这类知识分子只可在大学或媒体立足而禁止他们涉足政治领域。相反，我深信越多这种人直接介入政治，我们的世界就会越美好。就其本质而言，政治诱使那些置身其中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与下次选举有直接关系的短期问题上，而不是数百年后要发生的事情。它迫使他们追求集团利益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利益，讲一些人们喜欢听而不是人们不大愿意听的话，甚至小心翼翼地对待真理本身。但这不是拒绝知识分子在政治中占一席之地的理由。这反而是一项挑战，即要尽可能多地把他们吸引到政治上来。毕竟，在决定全球性互相联系的文明的命运时，有谁比那些最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最关心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对整个世界怀着最负责态度的人更有资格呢？

1995年

百度百科：哈维尔

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出生于1936年10月5日—），捷克的剧作家与异议人士，于1993年到2002年间担任捷克共和国的总统。
哈维尔出生于布拉格，由于父亲是土木工程师，哈维尔在1951年完成义务教育后便因“阶级出身”及“政治背景”的理由，而无法进入高等教育学校；于是哈维尔便一边担任学徒与实验员，一边就读于夜间文化学校，才在1955年通过政治考核。之后哈维尔申请就读人文学科，但屡次被拒绝，最后就读于捷克工业高等学校经济科。而哈维尔就读戏剧学校的申请也不断被拒绝，一直到1967年才完成戏剧学校的校外课程。
哈维尔自1955年便开始写作有关文学与剧作的文章， 1959年开始在布拉格的ABC剧团做后台工作，1960年开始写作剧作。1963年，哈维尔第一个剧作《游园会》在纳扎布兰德剧院首演，而哈维尔也屡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有关政府所控制的作家协会与言论管制。1967年哈维尔与伊万·克里玛、巴韦尔·科胡特和鲁德维克·瓦楚里克被从作家协会的候补中央委员中除名，之后哈维尔等五十八人筹组独立作家团，哈维尔出任独立作家团主席。
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哈维尔不但发表文章要求两党制的政治，更要求筹组社会民主党；在1967年8月21日苏联派兵占领布拉格时，哈维尔加入自由捷克电台，每天都对现状作出评论。布拉格之春后，哈维尔不但受到捷克官方的公开批判，作品也从图书馆消失，家中也被安装窃听器，并且被送往酿酒厂工作。但是哈维尔仍然持续写作并公开要求特赦政治犯，并且与其他作家与异议人士发表七七宪章，要求捷克政府遵守赫尔辛基宣言的人权条款。1977年哈维尔被传讯，同年10月以“危害共和国利益”为名判处十四个月有期徒刑；1979年哈维尔更被以“颠覆共和国”名义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引发国际社会的注意，欧洲议会更要求捷克政府释放包括哈维尔在内的政治犯。
1983年哈维尔因肺病出狱，其他的刑期被以“纪念解放四十周年”为由被政府赦免。哈维尔出狱后继续担任七七宪章的发言人，并且不断发表剧作与批判文章，而多次被警方拘留；1988年8月哈维尔发表《公民自由权运动宣言》，在1989年捷克民主化后，于1990年出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总统。1992年由于斯洛伐克独立，哈维尔辞去联邦总统一职；1993年哈维尔出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并且于1998年连任。
哈维尔代表性的著作包括《乞丐的歌舞剧》、《无权力者的权力》、《给奥尔嘉的信》、《哈维尔自传》、《反符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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